三国权谋：小人政治的由来与实质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提到“亲贤臣，远小人，此前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指出重用“小人”对国家政治运转的危害，正式提出“小人政治”概念。

出师表

实际上，“小人”并不单指道德败坏，耍弄阴谋的狡诈之徒。诸葛亮生活的两汉三国时期，从学理上说，更加强调“小人”出身的卑微，乃至于囿于出身造成的社会竞争劣势，不得已实施的卑劣伎俩。两汉时期的小人，主要指“寒族”或者“庶族”出身的官员或者宦官。比如，曹操的父亲就是太监的养子。与“四世三公”的世家袁绍相比，在陈寅恪眼里曹丞相就是名副其实的“寒族小人”。

曹操出身寒族

在这个意义上，诸葛亮所说的“小人政治”意味着从东汉开始，汉家朝廷开始重用寒族出身的官员、宦官制衡所谓的豪族或者士族。那么，东汉皇室为何要重用庶族，与豪强士族离心离德呢？这还得从我国社会权利架构的秦汉转型说起。秦汉前，国家的政治制度是贵族分封制。周天子对各个诸侯国施行较为松散的“畿服”（朝贡前身）体制，各诸侯国在臣服周天子的前提下拥有独立的行政、经济，乃至军事权力。各诸侯国和天子少有直接的利益冲突。即使诸侯争霸，也以“尊王攘夷”为主，以诸侯长的身份,挟天子以伐不服。

韩信称齐王

秦始皇建立君主专制制度，高度集中了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资源。如此，中央政府的资源垄断就和源自分封制的世家大族，以及新贵族的利益产生直接的冲突，皇权利益和豪强利益矛盾变得不可避免。秦朝短命，刘邦、项羽灭亡秦朝皇室，秦帝国的封疆大吏没有救援，听任赢氏国破家亡。两汉四百年，并没有解决皇室与豪强的利益矛盾，倒是催生了“小人政治”这个顽疾，一直困扰着秦汉以来两千年的家国政治。汉初，高祖刘邦也曾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分封制，以巩固世家大族和中央的情感关系。为了帝国的建立，刘邦曾分封韩信、英布等为诸侯王。建政后，为了帝国安全，一一剪除。为避免秦朝亡灭命运，分封同姓诸侯，却为后来的“七国之乱”埋下伏笔。

盐铁会议

有历史学者认为汉朝豪强士族的崛起源于汉武的北征匈奴，而“小人政治”却是两汉皇权应对强势豪族威胁的不得已选择。西汉之初的“文景之治”积累了相当的物质财富，为汉武帝的文治武功打下基础。然而四十几年的北征耗尽了民财国力，武帝不得不通过横征暴敛，乃至于抢掠维持强大的军费开支。掠夺民众带来两个后果，一个是豪强的崛起，一个是小人政治的出现。武帝中后期，为了支撑北征匈奴的靡费，国家通过“平准、均输、盐铁专卖”，乃至于“算缗、告缗”剥夺民间财富。普通民众不堪重负，不得以变卖家产，投靠豪强，进一步造成国家财政税收的流失。同时，掠夺民众也导致政权的合法性危机。为了挽救政权的危机，小人政治便在这个时候粉墨登场了。

酷吏张汤

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小人主要包括宫廷之内的宦官，以及朝堂之上的酷吏。“酷吏” 政治是否始于汉室无从考证，但张汤却是有名的酷吏。皇室任用酷吏打击不配合的豪强士族，自此开始了专制王朝的皇权、豪强、酷吏的制衡乱局。汉武帝之后，豪强得到长足发展。民间土地、财富，以及与之相随的人口加速度地向世家大族集聚，国家财政无以为继，政权岌岌可危。王莽改制被戏称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穿越，其本意应该是打击豪强，维护以皇权为代表的国家利益。

王莽改制

积重难返的西汉豪强政治埋葬了王莽这个幻想重建贵族共和的理想主义者。刘秀的东汉政权本身也就在地主豪强的支持下建立，所以东汉的豪强对中央的集权利益的挟持力量也就更为强大。在开国领袖强势不在的情况下，皇某代们为了应对士族豪强的挑战，小人政治大行其道。宦官是小人政治的首选，因为宦官多出身贫贱，没有政治背景，只能依靠朝廷赋权才能生存、发展。东汉后期的宦官政治积重难返，所谓“十常侍”乱政直接导致国家的衰亡。重用寒族出身的奸雄、酷吏也是小人政治的核心内容。因为宦官尽管便于控制，却无法做到政治正确。而重用寒族出身的官吏则意在制衡，乃至于将世家大族取而代之。如果说小人政治始于汉代，其在之后的两千年历史中却从未断绝。武则天重用周兴、来俊臣，明清两代尤甚。小人主要被君主用来制衡豪强，其本意在于维护专制君主垄断利益。只要专制政治存在，小人政治便不会灭绝。

春秋五霸

小人政治一般出现在专制王朝的第三、四代领导以及其后，一则豪强士族有待发育成熟；再有，后世的专制统治者往往缺乏创世者的智能强势和功德影响。此时，往往是豪强挑战专制集权的开始，也就意味着小人政治的登场。其本意在于应对专制统治垄断利益不可合理化分享导致的矛盾和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