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你至少还没死到临头
年轻人，你至少还没死到临头
选自大卫·贝纳塔《生存还是毁灭》
01
若死是坏事，
以负面态度看待死就是恰当的
伊壁鸠鲁和卢克莱修主张，看待自己的死，要有一种漠然的态度。他们是在回应大多数人，而大多数人对死持有（常常很强烈的）负面态度。这些负面态度包括惊骇（terror）、恐惧（fear）、忧惧（dread）、悲伤、焦虑等。但我们应该把死是不是坏事的问题同我们看待死的态度的问题区分开。
而且，关于我们看待死的态度，也不只有一个问题。首先是心理学问题：人们有什么态度，为什么有这样的态度。大多数人，但不是所有人，对死有一种负面的态度。具体是什么态度，这种态度有多强烈，可能各不相同，因人而异。有些人比其他人对死更为厌恶。
不过，一个人自己的态度也可能有变化，因时而异。这种变化有时在片刻之间，有时在人生各阶段之间。年轻时怕死的人，也许当身患不治之症到了晚期，会迫切地盼死。而年轻时漠然视死的人临到来日无多，大限已在眼前之际，又可能深深地畏死。
第二类问题是，以什么样的态度看待死才恰当。仅仅是人们有某些态度，不代表这些态度总是恰当的。实际上这正是伊壁鸠鲁派的看法，即广泛存在的对死的恐惧并不恰当。伊壁鸠鲁派声称对死持负面态度没有道理，相应的根据我已予以拒斥。
但是，人们对死持负面态度的根据中，有些的确站不住脚。举例来说，假如某人会（在体验上）想念他们身后的在世之人，因而怕死，那么如果死的确像我认定的那样是一种湮灭，这种怕死的态度就不恰当。死者有可能错失（即被剥夺）此后对在世之人的体验，也可能被在世之人想念，但死者本人不会有想念谁的体验。同样，印着“笑一笑：地狱不存在”的无神论T恤也表示了，由于相信自己会在地狱遭受火刑折磨而怕死，是不恰当的。
我已经论证了死是坏事。有时候，死之为坏事是多元决定的。也就是说，死是坏事，既是因为它剥夺我们以后的好处，也是因为它毁灭我们。在其他情况下，死可能并不剥夺某人的任何好处。那样的话，死之为坏事就全在于它毁灭我们。若死是坏事，以负面态度看待死就是恰当的。
进一步的问题是，看待死的各种负面态度，哪些是恰当的。有人对某些态度持有异议，例如他们认为恐惧没有道理，因为只有恐惧的对象不是定然发生之事时，恐惧才恰当。这个说法不能令我信服。即使某种糟糕的命运是确定无疑的，恐惧这种命运也完全合理。
然而，即便你想给恐惧加上这么个恰当性条件，或者规定出一种恐惧的定义，使它隐含这样的条件，那么你仍然能认为其他负面态度是恰当的。如果“惊骇”并不含有极端恐惧之义，那它就会是一种可能。另一种可能是“忧惧”，不过我看不出若是不规定恐惧与忧惧的区别，我们能怎么区分这两者。
关键在于，以某种极其负面的态度应对某件极其糟糕的事，是恰当的。如果某人在语义上斤斤计较，把我们描述态度上的这种合理反应所用的常规词语一概剔除，我们就该起疑，看看这种学究气是不是由恣意的乐观态度驱使的。我们如果没有一个词语能让这位乐观学究觉得恰当，那就该发明一个。关键的问题不是语言上的，而是对某件坏事采取负面态度是不是合理。自我施加的语言限制不应该妨碍我们给那种态度命名。
02
总想着死的方方面面，
无疑会使生命悲惨
看待死的恰当态度未必恒定不变。面对无法承受之苦的人欢迎死的来临，这在全盘考虑下也许完全恰当，尽管他同时也会深感遗憾，遗憾于只能以死躲避那种比死还坏的命运。虽然对这个人来说，对死的矛盾心态是恰当的，但对于若走上自绝之路则会失去太多的人，那种心态却可能不恰当。换句话说，某些状况下恰当的态度，在另一些状况下可能不恰当。
除了问问何种看待死的态度是恰当的，我们还可以问问我们应当有什么态度。有些人可能认为我们应当有（且只有）那些恰当的态度。但也可能有这样的情况：某种看待死的态度既恰当，但又是我们所不应有的。例如，对于自己会死这一骇人的事实深感沮丧，也许完全恰当，但也许有在利弊方面很强的理由不把自己搞得这么阴郁。采取某种恰当的态度，也许只会让自己的生命更糟。
也许有人会回以这样的争论：任何让自己的生命更糟的态度都不是恰当的态度。但是，除非把“恰当的回应”混同于“应有的回应”，否则难以看出这种观点如何为真。以负面态度回应坏事，以非常负面的态度回应非常糟糕的事，这都是恰当的。但明智的做法可能是对某种完全恰当的负面态度予以缓和。
例如，某人遭受了严重的冤屈，那么他深感受伤就是合适的。如果这种冤屈不能纠正，那么一直保持这种感受也全然适当。感受本身没有错。但是，如果这种感受只是延续了某人的受害者心态，使他的生命更糟，那也许就有充分理由减轻他的恰当感受，即便实际上冤屈仍未修补，冤枉他的人仍未追悔。
总是想着死的方方面面，无疑也可以使生命悲惨。大多数人找到了应对方式。我会在书的下一章（论永生的一章）讨论某些过分乐观的应对机制，包括否认、对永生的幻想，以及面对永生之不可能性的酸葡萄心态。
更现实合理的回应，是保持对死亡阴影的敏锐察觉，但不整日沉湎其中，而是依然努力地生活下去，尽自己所能提升生命的质量和意义。由于意义在于超越自己的限度，所以这样的努力——假如它有值得追求的意义——也将在于提升他人生命的质量，有时还在于提升他人生命的意义。
这与否认不同，因为这不影响你有一些时刻去反思人生，充分意识到死的恐怖。对人的困境（的这一要素）尤其敏感的人，这样的时刻也许很多。引发这种时刻的有时是外部刺激，例如他人的死，例如生命危险。另一些时候，这样的念头会出自内心（有时是无意识）的刺激。这种心态直面死的悲剧，也承认死的悲剧，故而它不否认死。
03
活得越长，
越有理由恐惧余生变少
对死的前景做出应对，这在死不那么迫近的情况下相对容易。当然，我们谁都可能在任何时候死去。潜伏的动脉瘤可能破裂，海啸可能席卷而来，子弹和其他发射物可能击穿致命部位，坠物也可能突然砸下。这说的是意外袭击。而当死亡的威胁更为堂而皇之时，死就更难忽视、更难对付。
有的人在这样的状况下保持住了镇定，直视死亡，我们倾向于佩服他们。对这一倾向的解释，也许一部分在于我们隐隐承认那很难做到。但这不免使人觉得，赞扬这种斯多葛式的坚忍，也是意在打击那些不能像我们乐见的那样面对死亡的人，也就是不能“勇敢”面对死亡的人。毕竟，看着别人在迫近的死亡或死亡威胁面前崩溃，只会突出我们自己终有一死的命运，这使我们极度不适。
一代又一代的人从娘胎到坟墓行进着。最老的人在最前线。在最不坏的状况下，狰狞的死神先用他沾血的镰刀把最老的人砍倒。然后他们的位置由下一代补上，然后是再下一代。某人的祖父母先死，然后某人父母的预期剩余寿命也变得有限。不久，某人发现自己也站在了最前线，直面死亡。
最不坏的情况往往不是实际情况。较年轻行列里的人往往受害于狰狞死神的狙击手，他们从我们觉得不该“轮到”的人里寻觅目标。很多地方可以看到死亡年龄不平等的明证，其中之一就是《纽约时报》之类报纸上的讣告标题。比如说你会读到“本齐翁·内塔尼亚胡，鹰派学者，终年102岁”“阿尔伯特·O.赫希曼，经济学家、抵抗运动人士，终年97岁”“卡洛琳·罗维-科利尔，曾说婴儿有清晰的记忆，现已离世，终年72岁”“特里·普拉切特，小说家，终年66岁”，“纳莉尼·安巴迪，直觉心理学家，现已离世，终年54岁”“戴维·雷科夫，获奖的幽默作家，终年47岁”“马利克·本德杰鲁，终年36岁，曾执导影片《寻找小糖人》（Sugar Man）”“艾伦·斯沃茨，互联网活动家，终年26岁”等等。
年轻时死去通常在大多数方面比年老时死去更糟，但老也有老的难处，也包括死亡方面的难处。一个人活得越老，他可以合理期盼的所剩时日就越少。年轻人，至少是身体健康且不面临外部威胁的年轻人，可以用“至少还没死到临头”这样的理由来应对。而这不是长者可以享有的奢侈。上了年纪，一开始是觉得无法合理地期盼再活十年，接下来，一眼望去更像是不超过五年，再接下来就发觉，一年内死去的几率也很大了。总是一边生活，一边意识到所剩的时间不多。时钟嘀嗒作响，声声入耳。
人们说，高寿是所有人都想获得却不想身处的状态。后者的一部分原因在于伴随高龄，常有种种脆弱，而另一点是死亡的威胁与日俱增。因此这里有一种残酷的反讽。我们想活得长，但活得越长，越有理由恐惧余生变少。这是人的困境的又一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