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纪实摄影的在场与真实

《〈艰巨历程〉30周年学术展》发言

彭德

狭义的在场是摄影者必须亲临现场拍摄,广义的在场是摄影者处在这个时代,通过各种信息和手段获得置身现场的感觉,进而制作出带有纪实品格的摄影图像。至于是否真实,涉及真实的定义。真实有物理的真实、心理的真实、哲学层面的真实、宗教层面的真实。佛教和道教对真实的看法大不一样,同世俗的眼睛对真实的看法更不一样。

新闻摄影和纪实摄影讨论了三十年,真实性的问题始终没有了结。这个展览,继续在用直观的照片追问真实,当然高了一个层面。当时,纪实摄影和新闻摄影强调瞬间的真实,反对不同瞬间拍摄的画面拼贴。其实不同瞬间拍摄的照片同样真实。比如一群头面人物情绪饱满地坐在主席台上合影,摄影家会拍很多张照片。发表时往往会通过后期制作,把情绪最佳的头像拼贴在一张照片上。这张照片也许更真实,因为它符合拍摄者和被拍摄者的意愿。如果只能发表某个瞬间的画面,反而会产生误读。比如其中某个人物情绪不佳或很差,人们会揣测这个人或者这个会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文学批评比美术批评强,美术批评比摄影批评强。文学批评人多,涉及的问题多、相互磨擦多,容易把批评引向深入。摄影批评人少,大都是业余批评家,在很大范围还处在语言学哲学的第一阶段,处在现象学和视觉心理学的第二阶段。作品真实与否在文学界和美术界不是问题,摄影界却一直纠结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摄影一向被视为能客观反映现实和纪录真相。在社会实践中,中国人明目张胆地造假,视死如归地造假,已经变成了全民*气。真假问题这个坎,在社会层面至今还没有越过,以致要解决摄影的初始问题,变得很艰巨。

摄影除了要求真实地还原对象,还要求真实地表达自我。随着年龄的快速增长,我对自我越来越没有信心了。昨天有件事给我有个触动,就是杨小彦在哪里吃这件事。按规矩,小彦应当吃胡武功和潘科的宴会,不过他前天给西安美院油画系做了一个讲座,院长贺丹要请他吃饭。昨天他又见到了西安美术馆馆长杨超,杨超同他都住在温哥华,杨超要请他吃饭。可是大前天我同他约过,到长驻终南山的樊洲家吃饭。我作为四方斡旋人,打了一二十个带长途的电话,搞得像日理万机的总理一样忙,电话费都可以吃顿饭了。我的意见是先入为主,统统去吃《艰巨历程》的饭。可是每个人又都说自己忙,日理万机地忙,忙得很有理由,走不开。其实每个人都没有为自我忙。胡武功在为别人的作品忙,贺丹在为上级忙,杨超在为下级忙,杨小彦在为西安忙,我在为杨小彦忙。我一向回避无意义的忙碌,因为人生不停地在这种消解自我的忙碌中耗尽了,自我变成了比摆拍做假的照片更不真实更不靠谱的东西。可是,自我是通过超我来定义的,一旦放弃了社会网络,各自为政,互不往来,成为康德所说的物自体,自我又失去了意义。

纪实摄影发展到今天,经过胡武功、潘科们的努力,在手机时代不再具有先锋品格,它已经成了大众行为。需要追究的是,大众摄影对他人是纪实,对自己却喜欢P图。P图既是对完美的渴望,也是对真相的掩饰。卢梭指出,文明是日益变得伪饰的过程。如果认可他的观点,言行和图片都不加掩饰,人会退回到动物的境界吗?

《〈艰巨历程〉30周年学术展》六位参展者的摄影作品:

1958年大跃进时期,天津市新立人民公社把40亩稻子移于1.04亩的地里,谎报亩产12万斤,并说稻子茁壮得可以坐上人。时盘棋摄

《虔诚者》,1968年。李振盛摄

《野战手术台》,1986年,中越战争纪实。柳军摄

王庆松《盲流梦》2005年。

张大力《第二历史》2005年。

李洁军《复制的战争-被子弹击中的士兵》2009年。

李振盛在领奖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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