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私至上是迂腐还是尊重?国外对隐私权的保护是否过于敏感?

很早之前关注了一个公众号,是关于记录巴乔生活的,生活很精彩很有趣,也很佩服!

他的简介是这么写的:1段旅程 始于2个不甘从众的父母,3口之家4海漂泊,游历5洲,承受6言蜚语,终和你不7而遇。放弃8百万学区房,人生依9可以精彩。

那跟今天的话题有什么关系呢?

目前巴乔他们已经旅居到了芬兰,在芬兰生活和上学,跟我们分享最近巴乔同班同学确诊了。。。

前些天我和巴乔躺在床上读书,收到了一条微信,是巴乔隔壁班级的中国妈妈。 “我们班有个孩子得新冠了。” 听到这个词,我顿时打了个激灵。 赶忙继续追问。 “什么时候的事情?学校要停课了吗?” “应该是昨天或者前天确诊的。刚刚学校发邮件说,全班要隔离两周。” “那我们怎么什么通知都没有呢? 老师说了是哪个孩子吗? 我赶紧问问巴乔,有没有接触过!”“学校是不允许告知确诊孩子的任何信息的!

病毒已经潜伏了多久了? 是否已经扩散? 有多少孩子被列为密切接触者? 巴乔和这些密切接触者又有没有接触?虽说从小孩传染给成人的案例很少,但是我们的风险有多大,特别对于有孕在身的我,到底该怎么办?这一切都没有答案,学校对此密不透风。

只有被要求隔离的群体,才会收到有限的信息通报,比如这位好心的中国妈妈,孩子被列入了密切接触人群。而像我这种“不相关”家庭,将对所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

难道学校的家长们, 就这样心甘情愿被蒙在鼓里吗? 我赶忙发信息问了巴乔同班的几个父母, 大家的确毫不知情。

但和我的焦虑完全不同的是,他们决定信任学校和防疫机构的判断。 如果学校没有主动要求隔离,他们会继续上学。

这可能是我来到芬兰后,受到“文化冲击”最大的一次,不同文化下对“知情权”和“隐私权”的理解差异竟然如此之大。

其实面对新冠疫情, 这类“匪夷所思”的处理方式还有很多。 首先无论疫情多严重,芬兰学校和相关机构,绝对不会告知,确诊患者的相关信息。 即便你因他受到牵连,需要居家隔离,也无权获知别人的隐私,甚至连是谁都不知道。 这和国内形成了天壤之别。

更离谱的是,在芬兰即便被隔离,也不会要求你第一时间去做病毒检测。 而是要等有症状了再去,没有就安静地呆着! 可想而知,这个隔离期将多折磨人心。 更离奇的是,如果孩子被定义为密切接触者,被要求隔离在家的话,家人却可以行动自如,爱去哪去哪。

这要是在国内,别说家属了,连整个小区都立马给封了。一边是相关者的隐私保护, 一边是群众的必要信息知情权, 但双方的界限却难免模糊。显然在芬兰,隐私权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甚至一些打着“隐私保护”旗号的行为, 让我觉得有些不通人情了。

举几个小例子。老师组建班级群、家长群,绝对不可能。在国内从幼儿园到小学初中,咱早就习惯了班级家长群了。 而来了芬兰之后,竟然没有任何交流群。 我就很纳闷,芬兰老师和家长怎么如此没有人情味呢?大家不需要互动吗? 原来对于老师来说,拉群就意味着泄露家长隐私。微信号、whatsapp的账号,都算隐私。 “群发邮件”都算违法! 巴乔学校发给家长的邮件,全都是“密送”。没有一次是群发。

后来我有一个在芬兰当教师的朋友说, 有一次她给学生发邮件,忘记密送了,立刻收到了学校行政秘书的警告。 因为这就是公开了家长的邮件信息,严格意义上来说是违法的!

参加兴趣班,都要签署隐私授权协议!无论是在校内还是校外,巴乔参加的任何兴趣班,都要提前签署一个授权协议。 里面会询问,是否会授权孩子的肖像权,用于一些商业、公益或者其他用途中。 这也是为什么我和乔爸去参观一些学校,无一例外的会要求不能拍摄孩子的正脸。 只能选择远景和背影。

这些明面上的严格执行也算能理解。 不过即便是私底下,老师们也一样轴。之前有一次班主任发邮件给乔爸,说巴乔和小朋友在操场上打闹,误伤了对方孩子。 我们很担心,希望老师能告知孩子父母的联系方式,我们想打电话表示一下歉意。 结果被班主任老师直接拒绝了。 我的第一反应是,这是不是也太不近人情了?至于这么小题大做吗? 特殊事件就不能特殊对待一下吗?

是的,不能。

想拿到别人的联系方式,你可以自己去想办法。 但从老师这里,休想! 吐槽归吐槽,生活还得继续。

巴乔的爸妈这几年确实在逐渐尊重和接受西方理念中的隐私权,在日常生活中也尽可能处处小心。

有时候相互之间小小的矛盾和不解,归根结底是意识和行为习惯的差异所引起的。

只是在当下人人自危,疫情关乎的不仅仅是权利,还有生命和健康。

依然延续这样隐私至上、我行我素的作风,不知道究竟是利多还是弊大。

我跟乔妈一样,也想知道大家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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