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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文学·快讯】阿 月（四川）/《西南文学》作家工作室联盟隆重上线
【作家简介】
柴翠香，曾用笔名问斜阳、紫陌等。山东省作协会员，中国自然资源作协会员，中华诗词、诗赋学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西部散文学会会员，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青年文学家学会理事。
出版散文集《旧夏的味道》《小窗盈香》《香飘尘外》，诗集《萤窗心语》、《穿过阳光的小巷》等。散文集《云上时光》即将付梓。
一直觉得刘玉兰这个名字很雅，即使在心里偷偷叫一声，也会让我嘴角上扬 ，就如此刻。 刘玉兰生病的时候，我不到两岁，没多大印象。据说她是生我的时候，月子里受了凉，反正从我记事起，她就一直是病着的，家里弥漫着中草药的味道，猪圈棚顶上晒满中药渣子，连同我的衣服、甚至身上都有一股难闻的气味。刘玉兰始终一副无精打采、生无可恋的样子。冬天拖个棉袄，寻找屋前、墙角的太阳；夏天拿把蒲扇，追赶树下移动的阴凉，曾经一度病得下不来炕。从寿光到益都（现在的青州）；从潍坊到济南，辗转多地，奔波几年，她的身体一直不孬，不好，也便耽搁了我弟弟妹妹的出生，我也便成了独苗。 小时候我总担心她会突然就不见了，寻不到了，每天不离左右。五六岁就学会了烧火做饭。等到上学，每天下学都是跑着回来，一进门，书包随手一扔，便大声喊叫，只有听到她的应答，心里才踏实下来。如果听不到预期的回应，我便四处寻找，直到看到她瘦小的影子出现在视线里，一颗心才会落地。记得上三年级时的一个傍晚，我放学回来，没有听到刘玉兰的回答，在家里找遍了角角落落，也没有看到她的影子，以为她没了，从此就找不见了。不由得坐在门口放声大哭。也不知哭了多久，感觉喉咙冒烟，刺拉拉得疼。暮色四合时分，刘玉兰从外面回来了，我赌气地不理她。她给我擦干眼泪，牵着我的手走进家门。一边哄我，一边拿出一件绿底儿、黑色小碎花儿的褂子，搭在我身上比量，她说到村里一家裁缝去给我做新衣服了。那是我第一件制服，我也成为同龄人中第一个穿制服的女孩儿。刘玉兰抚摸着我的头，说她的身体好了，死不了的，阎王也不会来找她的，说还要看着我长成大姑娘呢。她这一说，我哭得更厉害了。我的嗓子从此就变成了标准的“公鸭嗓”。后来才知道，那晚我把声带拉坏了，刘玉兰心疼了好久，直说可惜了我的一副好嗓子，教我的几位老师也唏嘘了很久，因为那时我是班里的文艺骨干，每天第一节开课前，背完毛主席语录，我都会唱上一段京剧样板戏的。尽管不知道词义，但也唱得有板有眼。李铁梅《都有一颗红亮的心》；阿庆嫂的《智斗》，柯湘的《家住安源》……我都绘声绘色的唱过。 我家临街而居，墙外就是大集市，那时的集市比现在热闹。打铁声穿插到叽叽喳喳的人声里，更加的铿锵有韵，很是好听。每到大集，是我最疯狂的日子，整个上午都会东跑西窜，在人群中穿梭。 那应该是六七岁儿的时候吧，还没开始上学呢。那天我兴冲冲地拿着一个甜瓜跑回家，想得到刘玉兰的夸奖。我洋洋得意地炫耀着。 “在哪捡的？”她的声音提高了八度，这是我第一次见她发大火。 “集市拐角的地方，从地排车上……掉下来的……”我有点心虚。 “怎么这瓜就这么巧偏叫你捡到”！她一边说着，一边脱鞋。看事不妙，我扭头就跑，一边跑一边回头看，她还碎碎念“拿就拿吧，还学会了撒谎”。话没说完，一鞋底呼过来，好险，离我只有半步，我正得意地朝她做着鬼脸，一扭头“咣当”一声，我撞到了墙上。没有规划前的街道曲里拐弯的，我竟忘记了——真应了老人的那句话：人欢无好事！我自然被母亲逮住，不仅不怜惜我头上的大包，还狠狠得揍了我一顿，这是我记忆中被打得最重的一次，文行至此，仿佛浑身又隐隐作痛。这次教训，使我这辈子再没有私自动过别人的东西，也不曾赚过别人的便宜。 奇怪的是直到现在，我也不记得那瓜是我捡的呢？还是我从人家地排儿车上拿的呢？真记不真切了。那一顿胖揍，让我懂得，做人要坦坦荡荡，光明磊落，不能做那些偷鸡摸狗的事。不过记得当时刘玉兰就从集市上给我买了好几个更大更好的甜瓜。如今，每次吃到或听到“甜瓜”俩字，那情景就又会在眼前晃动。 在我十二三岁的年龄，刘玉兰便开始教我纳鞋底，不厌其烦。从用碎布或旧布加衬纸一层一层地粘在一起裱糊成的厚片的打袼褙开始，再照鞋样一一把下来，压底、镶边。讲这些的时候，刘玉兰极为认真、细致、耐心，她给我打好边线，起上头。那时候手小握不住大鞋底，手里没力，纳出的鞋底针脚大小不一，高矮不等，用力不匀而使得鞋底高凹不平，疙瘩琉璃的，难看死了。但刘玉兰不嫌弃，一遍又一遍地说着要领。有时我真的想撂挑子不干了，她总是说，好好学，总会学会的，靠谁都不如靠自己。为了直观，刘玉兰便在本子上给我画好：左右间距一厘米，第二行往下透空，以此类推。我慢慢掌握了这种女红的技术，纳出的鞋底有模有样的，并得到大娘、婶子们的好评，常常以我为榜样教育她们的女儿们。 刘玉兰以她独有的疼爱方式，以羸弱的身体，尽量多的教给我日后所必备的女红的活计。 初中毕业那年，我15岁，利用三个晚上的时间偷偷改造、翻拆了一件大娘家三姐给我的一件格子上衣。翻拆的褂子，如同新做的一样，颜色鲜艳，针脚细密，这成了学校当时的一大奇闻。女孩子们纷纷过来拉拉衣角，拽拽袖，看看是否结实。我自是得意，连领子和暗藏口袋都上得那么紧致和平展，这针线活让刘玉兰也吃惊不小，她频频点头，眼里笑出了泪。而这件“新衣服”让照片上的我笑得格外灿烂。 我又跟着刘玉兰学会了摊煎饼、纺棉花、拉花枕头、刺绣蚊帐帘子和十字绣墙围子……那墙上的喜鹊登梅，蚊帐帘子上的青青翠竹，枕头上的凤凰穿牡丹依旧历历在目，鲜艳无比。只是那时候的刘玉兰哪会想到社会发展的如此迅猛，迅猛到应有尽有，迅猛的思想都赶不上趟。但我依旧感激、甚至敬佩她，她让我不管做任何事都都有耐心、不惧怕，都会尽力做到独一无二。 刘玉兰不大会说话，父亲常常戏虐她“说的没有做得好”，我也这么觉得。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二奶奶带着两个叔叔和两个姑姑加入到闯关东的大军，二爷爷故土难离，独自留在关里老家。那时刘玉兰的身体尽管有所好转，但依旧肩不能担，手不能提，下不了地，干不了重活，再说家里生活也不富裕，父亲几次欲言又止，想着把二爷爷接过来赡养。没想到刘玉兰二话不说就亲自去把二爷爷接到家里，冬暖夏凉无微不至地照顾着。没有至亲在身边的二爷爷享受着天伦之乐，一照顾就是十多年，直到驾鹤西去。二爷爷走的时候安详而满足。 刘玉兰就这么磕磕碰碰的到了五十四岁上，那一年她查出了要命的病！贾晓玲的李焕英是让命运给了个斩立决；而我的刘玉兰却是碎刀凌迟，各有各的疼法。尽管通过中药治疗从死刑到死缓，而这时时被死神招唤的日子，简直过得心惊胆战，度日如年，把我吓了个半死。刘玉兰却依旧我行我素，泰然处置，仿佛与她无关，把医生开的中药，按要求煎煮，一顿不落地痛快喝下。而后该逛街逛街，该串门串门，该挖野菜，一样不误，时而哼个小曲儿。在她的云淡风清里，竟然安然度过了那些令我担惊受怕的日子。 二十七年过去了，刘玉兰红光满面，谈笑风生，是典型的“逆生长”代言。她在五年前还得过脑血栓，又把我的心提溜了一次，好在有惊无险，竟连一点后遗症都没有留下。她常说“善良的人总会得到老天爷的眷顾的，好人有好报嘛，我还能吃十年水饺（刘玉兰的最爱）”。这话我深信不疑！笑着大声回应着她：必须的嘛！ 八十一岁的刘玉兰依然鲜亮明艳，如一朵玉兰花，高擎在人生的枝头，怒放着，美丽着。 你好，刘玉兰，我是你的惟一疼爱，你是我今生一直的牵念、最深的祝福与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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