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岑:《往事与随想》序言 | 西东合集
项星耀 译
不少朋友劝我全文印行《往事与随想》,这事并不困难,至少前两卷是这样。但是他们说,刊载在《北极星》上的一些片断系信笔写成,缺乏完整性,时断时续,忽前忽后。我觉得这都是事实,但我无法改正。作些补充,按年月顺序排列章节,这不难办到;但是彻底修订,我暂时还没有这个打算。
《往事与随想》不是接连不断写成的,有几章前后隔了整整几年。它们留下了写作时间和不同心情的痕迹,而我不想抹去这一切。
本书与其名为见闻录,不如说是自白书。正因为这个缘故,来自往事的片段回忆与出自内心的随想,交替出现,混杂难分。然而,总的说来,在这些厢房、顶楼和附属建筑物之间,还是有内在联系的,至少我认为这样。
我作这类笔记并非头一次。早在二十五岁左右,我已开始写作近乎回忆录的东西。事情是这样的:我从维亚特卡给调到了弗拉基米尔,心里闷得发慌。莫斯科已近在咫尺,我却不得不停留在这里,这使我心烦意乱,感到委屈;我像一个旅客到了最后一个驿站,却找不到马!
其实,这差不多是“行将告终的青年时代中最纯洁最重要的一个时期”[1]。我当时虽则苦闷,但觉得前途光明,幸福,这是孩子在生辰或节日前夕的苦闷。字迹娟秀细小的信[2]每天寄来,我为此沾沾自喜,引以为荣,并从中汲取生命的养料。然而离别终究是痛苦的,我不知怎样才能尽快打发这“盼不到头的岁月”——这四个来月的时间[3]……于是我听从别人的劝告:开始在闲暇中记下了我在克鲁季茨和维亚特卡的经历。我写了三本笔记……这以后往事就湮没在现实生活中了。
1840年别林斯基读了它们,感到满意,便在《祖国纪事》上发表了其中的两本(第一本和第三本)。[4]至于剩下的那本,如果还没成为引火物,应该至今仍放在莫斯科我家中的什么地方。
过了十五年[5]:
我住在伦敦樱草丘附近一个偏僻所在,这里与世隔绝,雾影笼罩,正合我的心愿。
在伦敦我举目无亲。有的只是我所尊敬的和尊敬我的人,但是没有一个亲近的人。大家来来往往,见了面无非谈些共同关心的问题,全人类、至少全民族的大事。与他们的交往可以说是毫不涉及个人感情的。几个月过去了,往往没有谈到一句我想一吐为快的话。
……那时节在一连串骇人的遭遇、不幸和错误之后,我还惊魂甫定,刚恢复正常。最近几年的生活情景仍历历在目,我看到,除我以外,无人知晓这一切,而随着我的辞世,真相将湮灭无闻,便不免感到惶恐。
我决定写下来;但是一个回忆唤起千百个别的回忆;一切接近遗忘的旧事复活了:少年时代的理想,青年时期的憧憬,豪迈的青春岁月,监禁和流放——这些早年的厄运没有在我心头留下一丝阴影,倒像穿越长空的春雷,以它们的巨响唤醒和激励了年轻的生命。[6]
这次我提起笔来可不是为了消磨时间——我已经没有地方急于要去了。
我动手写这新作品时,根本没有想到《一个青年人的笔记》的存在,只是有一次在大英博物馆披阅俄文杂志,偶然看到了它。我央人抄录下来,重读了一遍。它引起的印象是奇怪的:我深深意识到,十五年来,我已老了许多,起先这甚至使我震惊不已。那时我还在领受生活的乐趣和幸福,仿佛它们是永无止境的。《一个青年人的笔记》情调如此不同,以致我无法从中汲取片言只语;它属于青年时代,它应该是一个独立的整体。它那清晨的光辉无助于我晚年的著作。它包含着许多真理,但也有不少游戏笔墨。此外,对我说来,它显然留下了海涅的痕迹,因为在维亚特卡那个时期,我正陶醉在海涅的作品中。至于《往事与随想》,它有的只是生活的痕迹,除此以外,别无其他。
我的写作进展极慢……有些往事需要经历相当久的时间,才能形成一个清晰的观念——一种无可奈何、令人伤感、但又能获得谅解的观念。不经过这一步,写成的东西可能是真诚的,但不可能是真实的!
有些部分我写得并不成功,我把它们丢了。今年夏天,我终于给我青年时期的一位朋友[7]念了最后的稿本;通过我的朗读,我看到了我所熟悉的事物,这才罢手……我的工作总算完成了!
很可能,我对它的评价远远超过了实际,在这些隐约刻画出事物面貌的笔记中,不少地方仅对我个人具有意义;也可能我从我写下的一切中,看到了多得多的东西,它们在我心头唤起梦境,成为唯有我才能解答的象形文字。也可能只有我一个人能从它们的字里行间听到心灵的跳跃……尽管这样,这书对我依然是宝贵的。多年来,它代替了我的亲人和失去的一切。但现在它也要离我而去了。
个人的一切转瞬即逝,对这种消逝除了顺从别无他法。这不是绝望,不是衰老,不是冷漠,也不是无动于衷;这是暮年的青春,生命活力恢复的形态之一,或者不如说,即是这个过程本身。有些创伤,人是只有通过这样的途径才能忍受的。
一个僧侣,不论他多大年纪,总同时既是老人又是少年。他由于埋葬了个人的一切而重返于青春,变得超然物外,心胸开阔……有时甚至过于开阔……确实,在个性泯灭的普遍性之间,在历史发展的诸元素,以及云影一般在它们表面飘忽移动的未来诸形象之间,人难免感到空虚和孤独。但这又算得什么呢?人是但愿一切都保存的:他既要玫瑰,也要冰雪;在枯熟的葡萄藤旁边,他希望缠络着五月的鲜花!在忧伤的时刻,僧侣靠祈祷获得解脱;我们不能祈祷,我们可以写作。写作就是我们的祈祷。看来,前者与后者的效果并无不同,但是此刻我们且不谈这个。
是的,反复的节奏,重现的旋律,人生对此是有所偏爱的。谁不知道,童年与老年多么近似。生活中有桂冠也有荆棘,有摇床也有棺木,而在生命全盛时期的两端,只要仔细观察,就不难发现,往往是两个在主要之点上相仿的时期。那在青年尚未获致的东西,在老年则已经丧失。青年不计个人得失、梦寐以求的,到了老年,在乌云和夕阳的衬托下,将显得更为光辉灿烂,庄严肃穆,而且同样无关乎个人的得失。
……每当我想起,我们两人此刻在将近五十高龄的时候,如何站在俄国自由论坛的第一架印刷机旁边,我就依稀觉得,麻雀山上我们童年的格琉特利[8]离今天不是三十三年,而是至多——三年!
人生……不同的生活场景,不同的民族,革命,亲友的面容,在麻雀山和樱草丘之间相继出现、变换和消失了;事变像无情的旋风,几乎已把它们的踪迹一扫而光。周围一切都变了:泰晤士河代替了莫斯科河,我处在异乡客地……我们通向祖国的道路已被切断……只有两个孩子(一个十三岁,一个十四岁)的憧憬依然如故!
让《往事与随想》来总结我个人的一生,作为它的纲目吧。而我其余的“思想”将诉之于行动,其余的“精力”将付之于斗争。
我们仍然同心同德……
并将再度踏上孤独而忧伤的征途,
不倦地呼号真理——
哪怕希望扬长而去,人们毫不眷顾![9]
译注:
[1]见《监狱与流放》。——作者注。按:这是指1854年作者在伦敦出版的《监狱与流放》,在本书中文字已略有改动。
[2]指赫尔岑的未婚妻的来信。
[3]赫尔岑于1838年1月从维亚特卡给调到弗拉基米尔,同年5月与纳塔利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在弗拉基米尔私自结婚,这其间共四个来月时间。
[4]指赫尔岑发表的第一部作品《一个青年人的笔记》,它登载在1840年和1841年的《祖国纪事》上。
[5]《监狱与流放》的导言写于1854年5月。——作者注。
[6]这几节文字引自《监狱与流放》初版导言。原文开头是:“1852年底,我住在伦敦樱草丘附近……”根据现有资料,赫尔岑正是在这时开始写《往事与随想》,离1838年恰好是十五年。
[7]指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萨京(1814-1873),诗人,翻译家,赫尔岑在莫斯科大学的同学和好友。
[8]据传说,1307年,在瑞士中部的格琉特利草原上,乌利州、施维茨州和下瓦尔登州的代表一起宣誓,要为祖国的解放而斗争到底,史称“永久同盟”。它奠定了瑞士国家独立的基础。赫尔岑用这传说的宣誓比拟他与奥加辽夫在莫斯科麻雀山上的宣誓。
[9]奥加辽夫的诗歌《致伊斯坎德尔》(《我行走在空旷的平原上》)的最后几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