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国瑜 | 滇池水域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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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池，在云贵高原是最大的湖泊，承受上游各河流域2866平方公里的来水，汇为巨浸，起着来水和泄水的调节作用。环湖农田和湖里水产以及湖面航运，自古以来被人们利用，对这地区的社会经济是很有关系的。这个湖的水位及容积，不断变化，即水位由高而低，容积由大而小，是由于自然的作用，也由于人工所造成。其变迁的情况，从遗迹及历史记载来考究，便可知其大概。
现在的滇池水域，南北约32公里，东西平均约10.5公里，湖岸线最大长度为180公里，水最深约8公尺，一般为二至五公尺；水位在海拔1886.1公尺时，面积约为330平方公里，水体积约为15.7亿公方；若水位在1884.3公尺时，水面积约为288平方公里，水体积约为10.2亿公方，其调节容量为5.5亿公方。但历年水位和水体的变化幅度相当大，其最高水位曾达1887.9公尺，最低水位曾到1883.9公尺，相差至3.19公尺。在一年之内，水位相差最大数2.28公尺，容量差7.02亿公方，水位相差最小数0.89公尺，容量差2.77亿公方：一般为水位差1.9公尺，容量差5.95亿公方，调节水量大致如此。
滇池来水，一为接受降雨量，一为河水流入。在滇池地区，雨量最大年降雨达1547.5公厘，最小年降雨只562.7公厘，一般年平均雨量1070公厘。湖面每年受到的雨水，可以有2.64亿至3.15亿公方。又流入滇池之水，最大者为盘龙江，较大者有宝象河、东白沙河、马料河、洛龙河、西白沙河、呈贡大河、梁王河、柴河、昆阳东大河诸水，尚有若干小河。各河流入滇池之水，每年有5.5亿至7.1亿公方，平均约为6亿公方。故每年滇池接受之水约9亿公方。这是一个重要的水利资源。
滇池去水，一为蒸发，一为流出。每年蒸发水份，据观测，最大年蒸发量1084.3公厘，最小年蒸发量885.5公厘，以此计算，每年水面蒸发约3亿公方，相当于湖面所受雨水被蒸发损失。又由海口河流出的水量，最大年有9.25亿公方，最小年只有2.95亿公方，一般年份平均每年流出水量为5.27亿公方。
以上所说滇池水域的容积，水利资源丰富，用于农田灌溉、繁殖水产、城市用水、排水以及水面航行，都可以发挥很大作用。由于古代的社会结构限制生产力，利用水力资源很有限，但在各时期水位有变迁，作用也就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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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然情况来看，滇池水域是在不断变化的，这个断层湖的形成以及冲击海口河出水，不知经历了多少岁月，这要靠地质学家来调查研究。已有出水口，一年一度的雨季、旱季、水涨、水落，也不知多少年了。形成这样一个湖的局面以后，又在不断变化中。四面雨水冲刷泥沙流入，不断沉积在湖底。当大雨之后，在高空俯瞰，可以看到湖的边缘呈现泥水荡漾之状，数日后澄清，泥土沉淀，经历年所，逐渐加厚，湖水也越来越浅了。又有十多条较大的河流常年带着泥沙冲积，在入口的两岸，逐渐增高，向湖里伸展，成三角洲，不断扩大；在五万分一的地形图上，看得很清楚。所以，从自然演变来看，湖的面积和体积不断在缩减，终有沧海变为桑田之一日，这是自然的趋势；而所能讲的滇池二三千年的历史，以地理年代来说，只是短暂的年份，变化不是太大。
据可考的历史，古时滇池水面有多大呢？从遗迹来考察，在滇池西南到东南地区，分布着很多螺蛳壳堆，据解放后考古调查，在海口至官渡一带，发现有十四处，这些是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螺蛳壳堆不是自然形成，而是人为的遗址。遗址里每一个螺蛳壳尾部搞成小孔，是被人挑取螺肉的痕迹，（现在还用这个办法取螺肉），并且在螺蛳壳堆中掘出石斧、石锛、石锤、石刀，还有骨制的锥、铲，蚌制的刮、削器，以及多量的泥质红陶、夹沙红陶、夹砂灰陶制成的碗、盘、罐等破片，还发现有烧灶遗迹，可知古代居民住在这些遗址的年代很长，才会有大量螺蛳壳堆积如山，这是现在所知滇池地区最早的文化遗址。这些遗址，当时应在水滨，现在已离湖岸一至五公里，因为滇池水面退缩了。螺蛳壳堆以在晋宁河泊所附近者为最大，长五百公尺、宽一百五十公尺，地面海拔约1888公尺，可推测当时滇池水位海拔在1888公尺上下。文化遗址的年代尚未确定，但《史记·西南夷传》载，战国晚年（当公元前三世纪初期）楚国遣将军庄蹻率兵至滇池，说，“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十里”；这时是“耕田有邑聚”的社会，是在原有文化基础发展起来的，所以新石器遗址，应在庄蹻至滇以前相当长的时期。居民以滇池水产供食，后在池旁开辟农田，形成“耕田有邑聚”、“肥饶数十里”的格局，又后，农业生产逐渐发展，《后汉书·西南夷滇王传》说：“王莽时以广汉文齐为益州太守，造起陂池，开通灌溉，垦田二千余顷”，《华阳国志》卷十《文齐传》说：“迁益州太守，造开稻田，民咸赖之”。按：益州郡城在滇池县，这时引水开田，只能是在滇池旁改进农业生产条件，没有变动滇池水位。从很古时期延续至公元十三世纪中叶，滇池水面保持原来情况，没有多大改变。
元普祥撰《创建官渡妙湛寺碑记》说，拓东演习高生世，常乘舟至“云水杳霭”的“涡洞之乡，绳船于渡头，命之曰官渡”，则以湖滨渡口名为官渡。这里所说拓东演习高生世，是公元十一世纪后期大理段氏分封为善阐（拓东）演习之高升祥的曾孙，继任演习（大府主将）职务，又传四世至十三世纪中叶为元兵所灭，则高生世的年代应在十二世纪后期，这时官渡在滇池岸上。高生世居善阐（拓东）城，过着腐朽享乐生活，优游自得，经常乘舟到官渡停泊，饮酒赋诗，有人称为“停舟烟舍”，也有以“官渡渔灯”为昆明八景之一。到元代初年，滇池水面退缩，在官渡筑宝象河堤，后来堤身继续延伸至五公里入滇池，虽然官渡地名未改，已不是湖边的渡头了。普祥撰《创建妙湛寺碑》说：“至元庚寅（公元1290年），即于郭外江北浒鼎新梵宇，额曰妙湛”，就在宝象河旁新建佛寺。寺旁有螺蛳壳堆，高3公尺，1966年春，因修整官渡街道，挖取大量螺蛳壳填路面，时瑜在官渡，检得很多陶片，即新石器时代遗物。可知远古以来，官渡地滨滇池，直到十三世纪中叶以后才改变。
《晋宁州志》卷四说：“金沙渡，在城西七里村后，今淤废”，此即金砂村，古为滇池渡头，明代淤废。村中金砂寺，有至元戊寅（公元1338年《创建碑记》，说，“滇滔浩渺，烟木香霭”，又说“梵刹与滇涛相抑扬”，是湖滨的景象。后来湖水退缩，金砂渡淤废，把渡口移到距离三里的河泊所；今河泊所又成为陆地。在河泊所偏东北的石寨山，出土西汉时青铜器，山下有一片农田，瑜曾至此访古，据农民说：数百年前，农田为水域。
明万历年间许伯衡撰《海口记》（载康熙《昆阳州志》卷三）说：“尝闻之长是云，先是，昆阳县学前与教场南村诸处，皆滇池也”，则昆阳城垣以东一片，古为滇池水域，后才变为陆地。
以上所说几处的地势，官渡海拔标高1889公尺，金砂村1890公尺，石寒山下农田1889公尺，昆阳城边1888.8公尺，比现在海口河滩水位高出三至四公尺，此可推测滇池古水位海拔约1889公尺，到十三世纪中叶以后，水位降低，才露出大片农田。
大理高氏统治家族所居之拓东善阐城，元初称为押赤城，即明、清时期的昆明城，城址南、北两面有变动，但东、西两面城垣地基则未改变，其西面城垣，今已拆除为东风路。当公元1254年，元兵来攻昆明时的情况，据《元史·兀良合台传》说：“进至乌蛮所都押赤城，城际滇池，三面皆水，既险且阻”；何以说“城际滇池，三面皆水”呢？《元史·张立道传》说：“昆明池环五百里，夏潦暴至，必冒城郭”。兀良合台是秋天来到这里，正当雨季水涨之时，而且盘龙江水，每年雨季洪流暴发，淹及城郭，东、南面与滇池水汇流，一片汪洋，成为押赤城“三面环水”了。记得1945年的雨水多，滇池水位高达1887.09公尺，湖滨被淹农田有八万多亩，滇池水回流淹至篆塘新村，高出路面约半公尺，行人要用船摆渡，如果水位高至1890公尺，就要冒至城边，使昆明城三面皆水了。《张立道传》“夏潦暴至，必冒城郭”，是兀良合台至滇池后二十年说的，可知这些年滇池水位，汛期常达1890公尺以上。在此以前很长时期也如此。《晋宁州志》卷五《水利志》说：“滇池之水，唐、宋以前，不惟沿池数万亩膏腴之壤，尽没于洪波巨浪之中，即城郭人民俱有荡析之患。”一年一度洪流泛滥，池旁居民受害，唐、宋以前的事迹虽不见纪录，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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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降低滇池水位的工程，是在十三世纪七十年代。据赵子元撰《赛平章德政碑》说：“昆明池口塞，水及城市，大田废弃，正途壅底，公（赛典赤）命大理等处巡行劝农使张立道，付二千役而决之，三年有成。”“此文作于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事亦载《元史·张立道传》，说：“立道求泉源所自出，役丁夫二千治之，泄其水，得壤地万余顷（一百余万亩），皆为良田”。所谓池口塞，求所自出，泄其水，就是疏浚海口河，排水出口，降低滇池水位的工程，有二千民工开挖了三年才完成。其具体施工过程，不详于纪录，惟推测：此次工程，挖低由海口至平地哨约十公里的河床，到石龙坝跌水，其河床高于现在的高度，可能比原有的河床挖低约三公尺，湖水畅流排出，湖面下降，环湖露出被淹没在水域的有十万亩以上农田；说“万余顷”，是夸大的。
经此次大工程后，改变了自古以来滇池水位，开辟大量农田。但海口河两岸高山，水流平缓，常年受泥沙淤积，还有几条子河，冲刷山谷砂石，壅入河身，使部份河床逐渐加高，滇池水位也提高，环湖农田又被水淹，所以，后来常有疏浚的工程，多见于记载。
《元史·成宗本纪》说：“大德五年（公元1301年）六月，开中庆路昆阳州海口”；按，李源道撰《为美县尹王惠墓志铭》说：“﹝大德﹞四年，擢中庆路昆明县尹，在县大兴水利，安集流民”。（载《元文类》卷五十四）当是参与昆阳海口的工程，但不详其事迹。又此后，当常有岁修工程，惟不获于记录耳。
元代疏浚海口河，滇池水位已降落，但比现在要高。王昇撰《滇池赋》说：“千艘蚁聚于云津，万舶蜂屯于城根，致川陆之百物，富昆明之众民。”（载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一）按：王昇，晋宁人，居昆明，以文学著名，卒于至正十三年（公元1353年），终年六十九岁，（邓麟撰《墓志铭》）。据《滇池赋》所说，当时滇池大船航运达云津为渡头，在城垣边。按：今犹有云津街地名，在得胜桥旁。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一说，“云津桥，在（昆明）城东二里，当通衢，所跨者即盘龙江之水，旧名大德”，即今之得胜桥亦名云津桥，出南门约一里。惟孙大亨撰《大德桥碑记》说：“去城之东百举武，有江横绝曰盘龙”，元代昆明城东垣，沿盘龙江至今巡津街以下，故今得胜桥，元代在城门外百步，云津街在江东岸，为大码头，繁盛之区，“云津夜市”为昆明八景之一。元时以云津为码头，在附近今犹有鱼课司地名，即因在码头收鱼课。常年航运可达云津，因滇池水位比现在高，仅此一点，可概其余也。
明代疏浚海口河泄水的工程，《明史·沐英传》说：“滇池隘，浚而广之，无复水患”；这是在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年）布置屯田时的工程，而海口河冲积泥沙，要经常疏通，不是一劳永逸。
自元建立云南行省之初，开挖海口河，降低滇池水位，露出湖滨大片陆地，垦为农田。那时在此地区以地主所有制为主要，开出田亩被私人占有，分划径界，但田土还不稳固。且每年雨季、早季、水涨、水落，大水时有些田亩被淹，水退复为田，径界被冲坏，各凭势力争地界，迫近湖面的田尤甚，称之为“葑田”。此类纠纷是严重问题，在张立道治理海口河后约五十年还如此。当时任云南行省属吏的罗文节，处理此事，用各家田界村立标杆，分别编号，发给执照为凭，以免水涨时互相侵犯径界，保障私有权益，被认为是善政。据《宋学士文集》卷十《元故文林郎罗君(文节)墓志铭序》载：“南诏海(滇池)中积葑成淤，而浮游水上，夷僚耕稼之，号曰葑田。田如不系舟，西东无定，人交相为盗。君命纪字为号，疏其步晦及四畔所届上于官，官为给卷，使者所凭，复植木栈海岸，严其畛域，不相淆乱。或海潮漂荡，可藉以为奸者，俾出卷环证之，竟归其田。夷僚指示子姓曰：'此罗掾所赐也，否则人盗之久矣。’”据宋濂撰此《序》及王礼《麟原文集·后集》卷十《罗文节志节状》所载，罗文节以延祐五年(公元1318年)来滇，至正九年(公元1349年)离去，则官于云南者三十年，而处理“葑田”给券，为伯忽作乱稍前事，约为泰定、天历之间，盖是时在今昆明、西坝、福海公社一带，犹是积淤浮动之“ 葑田”，尚非稳固田土也。
明代疏浚海口河泄水的工程，《明史·沐英传》说：“滇池隘，浚而广之，无覆水患。”这是在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年)布置屯田时的工程，而海口河冲积泥沙，是经常疏通，不是一劳永逸。
明代最大的一次工程，是在公元十六世纪初年。据正德《云南志》卷二说:“滇为云南巨浸， 每夏秋水生，弥漫无际，池旁之田，岁饫其害。弘治十四年(公元1501年)……总兵官黔国公沐昆令军民夫卒数万，浚其泄处，遇石则焚而凿之(当是用炸药爆破)，于是泄水顿落数丈，得池旁腴田数千顷，夷汉利之。”
这时距元初疏浚海口河已二百多年，淤积泥沙乱石，河床增高，阻塞滇池泄水，氾滥滁漫，淹没环湖农田，又发动一次开挖的大工程。有程金撰《海口碑记》详载其事，据碑记说：是役，征发军、民役夫二万有奇，先设障水坝于海口以绝流，分段施工，青鱼滩、黄泥滩、黄牛咀、平地哨、白塔村诸处，凡澜水乱石悉平治之，挖低河床以一丈五尺为准，又在河岸筑旱坝十五座，以防两山泥石冲入，从壬戌（公元1502年）正月十五日兴工，至三月十六日完工，拆障水坝，水得就下，不数月，浸没之田尽出也。并且考虑将来又复淤塞，为久远计，规定大修、岁修条例，于每年冬令责成昆明、呈贡、晋宁、昆阳四州县分段疏通，一年小修，三年大修。杨慎与巡按赵剑门（炳然）《论修海口书》说：“弘治中，巡抚陈金、庚戌（壬戌之误）岁，役夫之数以二万计，银之费以十万计，谓之一劳永逸，不图今岁复有此役也。”（摘句）按：此书作于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在前一年杨慎撰《海口修浚碑记》，历叙弘治以后，正德中（十一年）巡抚王懋中、嘉靖二十八年（公元1549年）巡抚顾应祥先后倡修海口河的工程。此后又于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方良曙撰《重浚海口记》叙巡抚邹应龙倡修海口河工程。曾经多次大修。据徐霞客《滇游日记》说：“海口龙王庙中碑，额多皆成化、弘治以后，抚、按相度水利，开浚海口，免于氾滥，以成滨海诸良田者，故巡方者，以此为首务也”，（崇祯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历年疏浚海口河的碑记甚多，见于志书录文者，只有陈金（公元1502年）、杨慎（公元1550年）、方良曙（公元1575年）所作的三篇，盛夸抚按的功绩。
明代很多次疏浚海口河，滇池之水不至洪流㳽漫，但汛期水发，仍有泛滥之虞，环湖农田还不十分稳固，徐霞客《滇游日记》崇祯戌寅（公元1638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由石鼻山（今马街子石咀）循大道经夏家窑（夏窑）转路回昆明城，记曰：“过夏家窑，遵堤行湖中，堤南北皆水洼，堤界其间，盖其洼即草海之余，南连滇池。……支条错遶，或断或续，或出或没”，这是从夏窑经土堆、倪家湾、潘家湾到小西门的大道。游记又说：“昔大道迂回北坡，从黄土坡入会城，傅玄献为侍御时，填洼支条连为大堤，东自沐府鱼塘，西接夏家窑，横贯湖中，较北坡之迂，省其半焉”。按：傅玄献即傅宗龙，昆明人，任御史在万历末年，（明史有传）修筑这条沮洳洼泽的大路，在徐霞客来之前不到二十年，因比走黄土坡路近得多，成为昆明赴滇西常行的大道，瑜自1922年后，多次来往昆明，随马帮走这段路，有许多处的路基，高三尺许，如河堤，上铺石板，印着马蹄痕迹，逐处有之，可见马帮经过的次数之多。路线自夏家窑至潘家湾，略与今人民路平行。所谓沐府鱼塘，当是万历《云南通志》卷二西湖所说“黔国莲池”，乃麻园村以南的菱角塘，水面较广，被镇守云南的沐氏霸占，到清代水产菱角，要送给督、抚衙门，后来水面缩小成积水塘，前些年还产菱角。这里原是滇池水大时淹没的最东北隅，现已退缩到大观楼、明家地一线，距五公里了。今潘家湾、棕树营、六合村、刘家营一带地面，标高平均在一八八六点七公尺之间，滇池水涨时，回流淹没，水退，分布着洼泽，经过清代二百多年才成为固定的陆地。至于徐霞客所说的旧大道，是出大西门经黄土坡、黑林铺、夏窑、石咀、车家壁至碧鸡关，与现在滇缅公路这段路线相同。地面标高，黄土坡1900公尺，夏窑1893公尺，石咀1890公尺，地势较高，滇池水没有淹到，自古即为大道，可以推测古时滇池以这一线为北岸。
清代疏浚海口河的工程，见于志书记载的较多，在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九年（公元1731年）、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十四年（公元1749年）、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五十年（公元1785年）、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十六年（公元1836年）都经过大修，其中雍正九年的一次工程，把坡塞在海口河中的牛舌滩、牛舌洲和老埂挖掉，使河水得以直泄，（详见鄂尔泰《修浚海口六河疏》）。道光十六年，在海口筑屡丰闸，有二十二个闸堆、十九空闸枋，以闸代坝，且备以后岁修及启闭，来调节水位，（详见伊里布《新建屡丰闸记》）。并且增订岁修条例，把正河、子河的疏浚，分配给环湖的昆明、呈贡、晋宁、昆阳四州县农民，划地施工，照界完成，（详文载《昆阳州志》卷六，《晋宁州志》卷五）又设有云南府水利同部驻会城，昆阳州水利州判驻海口，专管征派民役，督促施工，成为农民沉重负担。在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曾经大修，（有罗瑞图《修浚海口碑记》又在1933年至1935年大修，（有缪嘉铭《重修省会六河及海口屡丰闸碑记》）。
清代设专官督修海口河及坝区六河（盘龙江、金汁河、银汁河、宝象河、海源河、马料河及交错支河）其河道及涵闸整修，都有规定，（清雍正年间储粮道黄士杰撰《六河总分图说》），历年修浚，多见纪录，惟洪流为害，也是常有的，最严重的，如嘉庆十年（公元1805年）八月，昆湖水涨，附近低洼之处，田卢被淹，业将乏食，（《清会典事例》。清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至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的十五年中，昆明一县有九年被天歉收，（新纂《云南通志》卷一六一）常受滇池水害成灾。
从元初直到解放前的六百多年中，经过不少次疏通海口河，逐渐改变滇池水域的面貌，露出十万亩以上的农田，并且加以稳固，全是劳动人民的伟绩，见于记载的碑记、史志所说，则为统治者表功，说是“为民兴利”、“惠及于民”、“以苏民困"、“忧民之忧、利民之利”一类的话，则大谬不然。当时官府兴办水利，有利于农业生产，兴利除害，收到效果，但其意图，乃为统治利益服务，陈金撰《海口碑记》载：工程结束之后，就令云南知府勘察，要“验数升科，计较增赋”，以此报功邀恩，这是历次兴工的目的。并且新辟的农田，大都被地主阶级权贵霸占，杨慎与赵剑门（炳然）《论修海口书》，揭发弘治年间以来的工程，露出良田，被官僚地主分赃，占为永业，而人民则被征派服役，财罄力殚，因劳悴瘟疫致死者无数，遭到严重灾难，并且所有董事之官、督工之猝，无不以克削乾没，获利自肥，不以事业为重。许伯衡撰《海口记》也说：岁修工程，不得任事之人，委官惟图了事，以此徒劳百姓。事实如此。所见到的几块海口河碑记，列举官职姓名，都有数十人，说在事出谋效劳，称赞一番，而所谓工役的辛勤劳动，则一字不提。其实，在很长时期，为海口河岁修、大修，成为环湖农民的沉重负担，怨声载道，这些事实，在封建反动统治时期，是铁一般的事实。
也要指出，封建社会落后的生产方式，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利用自然资源，有很大的局限性，不可能充分发挥作用。长时期的海口河工程，都只是为御灾捍患，出于被动，依循成规来修修补补，水患没有根除，水利的潜力还没有充分施用。在旧社会，真正的兴利除害是办不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