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卡夫卡诞辰138周年，聊一桩关于《城堡》的未解之谜
1883年7月3日，弗兰兹·卡夫卡出生在一个犹太商人家庭。今天是卡夫卡诞辰138周年。
卡夫卡热爱文学，在很长一段日子里，他白天上班，晚上写作。在他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上，写着这样一句话，“我想，我们应该只读那些咬伤我们、刺痛我们的书。所谓书，必须是砍向我们内心冰封大海的斧头。”
1924年，弗朗茨·卡夫卡因患肺结核英年早逝。随着他的逝世，一团围绕在《城堡》周围的疑云逐渐在人们心中浮现——《城堡》究竟是卡夫卡未竟的杰作，还是伪作？
要知道，当时的卡夫卡已经凭借一系列短篇和中篇小说—— 包括《变形记》和《在流放地》——在家乡布拉格拥有了一定的知名度。
与大多数作家一样，卡夫卡不将作品修改到完全满意的程度，是绝不愿发表任何东西的，因此当死亡迫近的时候，他在给朋友马克斯·勃罗德的信里请求道：
“所有我留下的遗稿都要焚毁…… 一页都别剩下。”
然而，勃罗德没有遵照他的遗愿。
身为卡夫卡文学上的“遗嘱执行人”，他认为，相比对死者，自己对后世读者的责任更为重大。
故而在卡夫卡葬礼结束后的第二个月，勃罗德就与出版商达成协议，续写并编辑了三部未完成的小说——《审判》、《城堡》和《美国》，分别于1925 年、1926 年和1927年将它们出版。
这些遗留下来的作品之所以被后世视为人类文学史上的丰碑，其原因既在于它们精确捕捉了人们近乎偏执和疯狂的精神状态，以及在官僚体系中遭受的挫败感，也在于卡夫卡的文字本身所具备的神秘特质，那些光怪陆离的修辞是层层叠叠的迷雾，有千百种不同的解读方式。
《韦氏词典》曾将“卡夫卡式”（Kafkaesque）风格定义为“梦魇般复杂诡谲，不受逻辑约束的文风”。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埃利亚斯·卡内蒂曾着迷于这种独特的迷幻气质，称赞卡夫卡为“西方唯一一位本质上属于中国的作家”。
评论家乔治·斯坦纳也曾将小说《审判》评为“拥有丰富宗教想象和深度问答的、形而上学的伟大作品”；此外，还有不少人把卡夫卡视作存在主义哲学的鼻祖。
被勃罗德戴上的王冠
无论这些遗作究竟是什么样子，可以确定的是，它们并不能完整呈现卡夫卡的真实面貌：
它们是经过马克斯·勃罗德过滤后的卡夫卡。
本身也是作家的勃罗德曾因卡夫卡在世时的历史小说《第谷·布拉赫的救赎》一举成名，他同时也是一位成功的文学星探。
后来的一系列成功案例也证明了他作为企业家的天分：
小说家雅洛斯拉夫·哈谢克（他于1923年创作了《好兵帅克》，但并未彻底完成作品）和古典乐作曲家莱奥什·雅纳切克都是经由他之手，被推向世界舞台的。
▲哈谢克（左）和雅纳切克都是经由勃罗德被推向世界舞台
1907年，勃罗德在柏林的一份周报上罗列了他心目中能够得上德语文学“最高标准”的当代作家。
名单上除了亨利希·曼和弗兰克·魏德金德等著名小说家之外，还有弗朗茨·卡夫卡的名字，而那时的卡夫卡，还什么都没发表过。
他的首部作品，也是在名单问世的次年才出版的。
1939年，和卡夫卡一样身为犹太人的勃罗德，在希特勒关闭捷克边境之前，搭乘最后一班火车逃离了布拉格，随身携带的手提箱里装满了卡夫卡的小说手稿。
他一度在巴勒斯坦定居，1948 年以色列建国后，他成了哈比马戏剧公司（以色列国家剧院的前身）的戏剧顾问，并创作了几部新小说。
到八十四岁去世时，勃罗德创作过的著作多达八十三部。
勃罗德从纳粹手中抢救下来的绝大部分卡夫卡手稿，都被收入了英国牛津大学的博德莱安图书馆，但他本人依旧留有约三分之一的真迹，主要是卡夫卡的一些绘画、日记、信件和小说草稿。
后来，弥留之际的勃罗德把这些亲自保管的作品转交给了为他工作多年的秘书埃丝特·霍夫。
四散飘零的遗产
1988年，埃丝特·霍夫以近二百万美元的天价拍卖了《审判》的手稿，稿件最终被收入马尔巴赫的德国文学档案馆。
霍夫还出售了卡夫卡的一些信件：这些拍卖也在德国进行，成交对象是私人收藏家。
有不少人反对这样的拍卖，《波特诺伊的怨诉》的作者、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就是其中之一。
他开门见山地指出这场荒唐拍卖中最令人感到讽刺的真相：
卡夫卡的手稿大都在德国拍卖，但卡夫卡根本不是德国人，而是奥地利人，不仅如此，他的三个妹妹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丧生于纳粹集中营的。
2007年，埃丝特·霍夫去世，她将未被拍卖的遗稿留给了自己的两个女儿。
以色列国家图书馆对这份遗嘱提出异议，并在此后数年持续诉讼，官司纠葛一直延续。
图书馆方面希望这些珍贵的遗稿能被收入馆藏的“伟大犹太作家的作品及纪念品系列”。
本·古里安大学的比较文学教授马克·H. 盖伯斩钉截铁地表示：
“抱歉，这些稿件毫无争议地属于耶路撒冷……卡夫卡是对犹太教有着高度归属感的作家。”
然而，埃丝特·霍夫的孩子们却坚持要将遗稿拆散了卖给德国，只因为在那里，这些作品可以跟卡夫卡最伟大的小说并驾齐驱。
手稿究竟是该陈列在大屠杀幸存者的国家，还是留在犯下屠杀罪行的后代所在的国家。这个充满象征意义的问题令人们无比困扰。（注：2016年，以色列最高法院判定卡夫卡的所有手稿归以色列国家图书馆所有。）
▲卡夫卡手稿
卡夫卡的最新传记作家雷纳·斯塔克认为，卡夫卡本人对犹太复国主义及犹太教的看法，其实都是无关紧要的：
仅凭小说触及某些作为犹太人的经验这一点，我们无法像勃罗德所确信的那样，认为卡夫卡的作品具备犹太文学的属性。
事实上，卡夫卡作品所代表的是欧洲现代主义文学，他本人也被视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奠定者。
在许多人看来，马克斯·勃罗德不仅利用卡夫卡牟利（他的继承人也是），而且还在卡夫卡的文字中混入了许多或许根本不属于原作者的思想，其中就包括犹太复国主义。
他激情澎湃地坚称犹太人必须拥有自己的家乡，并斩钉截铁地宣称，卡夫卡是因为突如其来的疾病和死亡才没能加入自己在地中海东岸的革命队伍。
然而，许多足够充分的证据都反驳了勃罗德的说法，卡夫卡生前一直对所谓的复国运动持怀疑态度，并曾公开表示自己对这项运动有着“既钦佩又反感”的复杂情绪。（确实，卡夫卡对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抱着模棱两可的态度，故而现代学者的研究目标之一，就是找出卡夫卡的“真实”想法。）
▲卡夫卡的三个妹妹均死于纳粹集中营
勃罗德的名望多年来一直稳步下降，这个现象在是1937年，他出版了第一本卡夫卡自传之后，变得尤为明显。
他在传记中声称，卡夫卡虽不是“完美的圣人”，但却“正走在成为圣人的路上”。
这个论断及整部自传作品，都在当时受到了铺天盖地的批评和蔑视。
评论家瓦尔特·本雅明更是开门见山地批评勃罗德，称其“从未深度了解卡夫卡的人生”。
在出版了卡夫卡的一系列日记（1948年至1949年）和信件（1954 年、1958 年）之后，勃罗德的口碑更是跌至谷底。
其原因在于，他在后期编辑中删去了某些敏感信息，包括卡夫卡曾经进出妓院的证据。
这样的行为让人们开始对他作为“文学火焰守护者”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
《监狱里的图书馆》的作者阿维·施泰因贝格甚至公开质疑了勃罗德宣称的所谓的“卡夫卡遗嘱”的真实性。
“问题在于，”他这样对《纽约时报》说，“我们只听到了勃罗德的一面之词。如果卡夫卡从未真正要求烧毁自己的遗稿呢？那些所谓的信件有谁真的见过吗？会不会这只是勃罗德自导自演的戏码呢？”
面对这些质疑，我们又该如何解读勃罗德当时写在初版《城堡》里的编者手记呢？
倘若这个构想是真的，那倒真的挺有趣。然而，人们对勃罗德话语真实性的严重怀疑，已经让区分“卡夫卡的真实作品”和“勃罗德的凭空捏造”变得困难重重。
勃罗德承认（或声称）小说《城堡》的结尾部分有他贡献的成分，但他是否在小说的其他地方也进行了修改或添补？
《城堡》
[奥] 弗兰茨·卡夫卡 著
中国画报出版社/2017年9月版
32.00元
其实，何必纠结勃罗德究竟如何动过手脚，反正我们已经知道这部作品的绝大部分是出自卡夫卡之手（至少我们觉得自己知道。有学者曾半调侃式地提到，说不定这整部小说都是勃罗德自己的作品，他将其假托在卡夫卡身上，无非是出于对销量的考量）。
悬而未决的问题
究竟要听信哪种观点，只能由读者自己决定。不过，仍有一个遗留下来的核心难题（或者说是困境）：
确认真实作者的身份是否重要。
作品本身的质量代表了一切，无须再计较其他，比如究竟是谁创作了它。
对于《哈姆雷特》这样卓越的剧本而言，无论是出自莎士比亚之手，还是弗朗西斯·培根，或者是克里斯托弗·马洛，其实都没有差别。
在整个“卡夫卡还是勃罗德”的事件中存在的最根源性的问题，与其说是人们对确定作者真实身份的渴求，倒不如说是读者对“所有故事都能有始有终”的美好愿望。
他们希望将七零八落的碎片信息汇集起来。然而现实是，许多在作品开头和中间部分大放异彩的作家，写到结局时总是捉襟见肘，落了下乘。
E.M. 福斯特曾断言：“绝大部分的小说都在结尾处显得尤为软弱。”
这点在惊悚、谋杀类题材的作品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因为它们在小说艺术上的成功，只有在悬念不被戳破的情况下才得以维持；此类作品的收尾方式往往是失败的，字里行间都充斥着矫饰和敷衍。
最和气的解决方案，或许是对《审判》、《城堡》和《美国》的语言风格进行鉴定，并以此来判定哪些文字真正归属于卡夫卡。
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推出修订版作品集，只收录那些毫无争议的、确信是出自卡夫卡之手的部分。假如作品当真存在瑕疵，我们也可以在作品集中对其进行删减，更不必担心那些马克斯·勃罗德妄自添加的内容。
除非这项方案真的实施，否则我们永远也无法弄清这些未竟之作究竟出自谁手。
当然，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作者至少是两人中的一个。
《未竟的杰作：文学史上的60个遗憾》
[英] 伯纳德·理查兹 主编
中国画报出版社/2021年5月版
128.00元
排版｜童 尚
好书探，我们绝不放过一本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