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洪｜“闲情”背后的隐情 —— 兼论鼎革后李渔的复杂心态
内容提要：《闲情偶寄》不仅是戏剧理论著作，其中还包含有一些特殊的文章，隐晦地抒发了李渔在异族统治下的矛盾心态。他一方面自诩“不改其节”，一方面又标榜低调、不走极端的处世态度。对于世人的误解，他也婉曲地进行了辩解。李渔这种“不合作，不抵抗”的态度，在当时有一定的代表性。当他通过文学形式表达这一立场时，对文学创作的观念与实践都产生了影响。
关键词：李渔 《闲情偶寄》 隐情 心态
李渔的人生，是古代中国三千年间读书人中独一无二的“另类”；李渔的代表作《闲情偶寄》，是三千年间独一无二的一部奇书。
但是，对李渔评价，无论其生前还是身后，都是扬之九天贬之九地。他的同时代人中，朋友们把他比作白居易，比作袁中郎，称其为“福慧之人”，“清超迈俗，是陶处士后身”，“前有杜陵，后有坡公，得翁鼎足”，夸赞其“海内文人无不奉为宗匠”。瞧不起的人，则称之为“极龌龊”、“性淫亵”，攻击他“不齿于士林”。而自从鲁迅把他当作“帮闲”文人的代表之后，上个世纪的后半叶“帮闲”几乎成为了李渔摘不掉的铁帽子。
进入新世纪，由于大环境的变化，评价标准一度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这个时期先后出版了四五种李渔的传记（名称各异），都对其人生道路，尤其是商业性活动给予了程度不同的肯定。对他的文学作品，也更多地看到“娱乐性”的正面价值。对于李渔的多方面才能，研究者也大多表达出敬意，甚至赞叹。
应该说，这一转变是学术研究趋于客观、平实的表现，新的评价大多是站得住脚，具有说服力的。但是，在有的方面，传统的思维仍保持着较大的惯性，影响研究者的视野。当然，也就给进一步的研究留出了空间。
例如，对于《闲情偶寄》的全面考察。
《闲情偶寄》是李渔的重要著作。李渔颇看重这部书，他在给礼部尚书龚鼎孳的信中说：
庙堂智虑，百无一能；泉石经纶，则绰有余裕。惜乎不得自展，而人又不能用之，他年赍志以没，俾造化虚生此人，亦古今一大恨事。故不得已而著为《闲情偶寄》一书，托之空言，稍舒蓄积。[1]
把此书与人生价值紧紧联系到一起。而他的好朋友余怀为《闲情偶寄》作序，盛赞此书为“大勋业、真文章”，高度评价道：
今李子《偶寄》一书，事在耳目之内，思出风云之表，前人所欲发而未竞发者，李子尽发之；今人所欲言而不能言者，李子尽言之。其言近，其旨远，其取情多而用物闳。谬谬乎，缅缅乎，汶者读之旷，僿者读之通，悲者读之愉，拙者读之巧，愁者读之忭且舞，病者读之霍然兴。此非李子偶寄之书，而天下雅人韵士家弦户诵之书也。[2]
称作“思出风云之表”“言近旨远”的大著作，又预想其传播效果，断定对于各类读者的巨大影响，乃至于可以“愁者忭且舞，病者霍然兴”，不仅中土“家弦户诵”，而且将要远播海外。
那么，什么样的内容、怎样的文章使他们有如此期许呢？
不妨先来看看当代研究者对于这部书的评介。陆元虎《鲁迅谈李渔及其他》：
李渔的戏剧美学著作《闲情偶寄》成就最为突出。[3]
叶辉《李渔：誉满天下，谤满天下的文化巨匠》：
他贡献最大的是戏曲理论专著《闲情偶寄》，这是我国导演学的奠基之作，被称为世界上第一部导演学著作。[4]
把《闲情偶寄》看作“戏曲理论专著”“戏剧美学著作”，这种观点有相当的代表性。很多研究李渔的学者，或是研究文学批评史的学者，或是研究清代文学的学者，对于《闲情偶寄》，阅读的兴趣往往停留在前三卷，即“词曲部”与“声容部”。而对于后面的三卷则以小道、小技视之，很少有仔细、深入阅读的，更不要说研究了。
一般来说，这种态度也还算得正常，因为后面涉及的都是形而下的“俗事”，特别是饮馔、养生、花木之类，与文学，与思想，似乎都没有多大的关系。“术业有专攻”，囿于自己研究领域而未越雷池，也算是一种常态。
但是，这种判断错了。《闲情偶寄》的后三卷不只是简单的衣食住行的“说明文”汇编，而是包含了相当多的精神层面的内容，也有文笔相当不错的散文小品。李渔的朋友们盛赞这部书，与这方面内容是有关系的。发掘其内涵，对于更准确地认识、定位李渔的一生，特别是认识、评价他复杂的人格与品质，都具有特别的价值。
李渔有《赠许茗车》诗，略云：
担簦戴笠游寰中，阿谁不知湖上翁。誉者渐多识者寡，佥云曲与元人同。近之则方汤若士，《四梦》以来重建帜。询其所以同前人，众口莫能举一字。许子才高能识吾，穷幽晰微遗其粗。……只今迢遥赴内擢，犹将笠翁书卷随征途。向也读书人未遇，萍踪瞥向燕都聚。华衮先来觅布衣，词章雅作通名具。两人相对菊花天，秋风飒飒生寒烟。把酒酣歌继以泣，天生我辈今徒然。知己相逢苦不早，怜才未睹容颜好。头颅白尽余枯骸，佳会难频来日少。君负奇才有令名，少年食禄非躬耕。……君非他人吾益友，汝南月旦出君手。君荣我亦叨余荣，管鲍千年同不朽。[5]
许茗车本人就此评论道：“今天下谁不知笠翁, 然有未尽知者。笠翁岂易知哉! 止以词曲知笠翁, 即不知笠翁者也!”
玩味笠翁的赠诗，主要抒发了三个方面的情感：一是对许某情谊的感动，特别是身为“华衮”——朝廷官员，却能放下架子“先来觅布衣”；二是感叹举世对本人片面的认识：“誉者渐多识者寡”。这种片面既是只看到自己作为剧作者的成就，也表现为对自己的创新与个性的漠视。第三是称赞许某为难得的“知己”，对自己的成就、为人有可贵的全面、准确的认识——“汝南月旦”，汉末汝南人许劭定期评价当代人物，极具权威性。而许茗车上述“知笠翁”与否的评论便是对此的回应。值得注意的是，被引为“知己”的许茗车不仅从李渔作品中认识笠翁其人，而且是与其“两人相对菊花天”，“把酒酣歌继以泣”的，也就是说曾经痛饮畅谈，肝胆相照的。所以，笠翁才能许为“管鲍”之交，赞为“千年不朽”。那么，许茗车所讲的“笠翁岂易知哉”，究竟指何而言呢？
显然，他是排除了从李渔发表的戏剧作品中“尽知”的可能的——“止以词曲知笠翁, 即不知笠翁者也”。
可能他也觉得自己所讲的“尽知”有些模糊，所以后面又补充了两条批语：“我亦不解何以故，当问圯桥纳履人。”“黄石只履中间有十部火雷金经。”[6]“圯桥纳履”是用的张良遇黄石公的典故，自比张良，而把李渔比作黄石公。这个比喻初看有些不伦，李渔怎么能比作仙人黄石公呢？但细想来，许某也并非率然戏说。表面一层的理由可能是由李渔的名号联想——李渔原名仙侣，字谪凡。深入一层，当与李渔对他倾吐肝胆后的认识有关。也就是说，他认为李渔不是一个普通的文学家、戏剧家，而是一个见识超凡的人，对他的帮助是在“王者师”层面之上的。
这样的认识与当时多数人对李渔的印象大不相同。这样的认识是否有道理，有依据呢？如果我们更仔细地研读《闲情偶寄》，便会得出肯定的结论了。
李渔把这部书定名为“闲情”，在《凡例》中一再声明编撰的动机是“点缀太平”，是为盛世效“粉藻之力”。开篇第一节就赫然列出“戒讽刺”的标题。很有点“莫谈国事”的味道。不过，这种表态与《红楼梦》卷首的表态十分相似，当与特定的时代背景有关。不仅不能全信，甚至恰恰要从反面来理解。
《闲情偶寄》的“饮馔部”后是“种植部”。“衣食住行”，“食”后的“种植”似乎应该是指导私家庭院中居住环境的布置，也是“闲情”的一部分。但仔细读来，却会发现不少隐在“闲”后的文字，发现“闲情”背后还有“隐情”。
如在“牡丹”一条下面，既没有讲如何种植牡丹的技术，也没有介绍牡丹品种之类的知识，而是大发议论道：
牡丹得王于群花，予初不服是论，谓其色其香，去芍药有几？择其绝胜者与角雌雄，正未知鹿死谁手。及睹《事物纪原》，谓武后冬月游后苑，花俱开而牡丹独迟，遂贬洛阳。因大悟曰：“强项若此，得贬固宜，然不加九五之尊，奚洗八千之辱乎”（韩诗“夕贬潮阳路八千。”)……是花皆有正面，有反面，有侧面，正面宜向阳，此种花通义也。然他种或能委曲，独牡丹不肯通融，处以南面即生，俾之他向则死。此其肮脏不回之本性，人主不能屈之，谁能屈之？予尝执此语同人，有迂其说者。予曰：“匪特士民之家，即以帝王之尊，欲植此花，亦不能不循此例。”同人诘予曰：“有所本乎？”予曰：“有本。吾家太白诗云：'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栏杆。’倚栏杆者向北，则花非南面而何？”同人笑而是之。[7]
古代文化中，历来有“比德”的传统，如以松柏比节操，以菊花比隐逸等。对于牡丹，一般视之为富贵之花，清高之士多敬而远之。李渔恰恰相反，大加赞赏其品格：“肮脏不回之本性，人主不能屈之”——指牡丹在武则天面前强项的传说。他甚至由此联想到韩愈的命运，赞美牡丹顶撞皇帝，不为权势所屈，是为受辱的士人争了一口气。显然，这种讲法十分牵强。李渔自己也意识到了，所以自己设计了质疑与驳诘。这里借题发挥的意味是相当明显的。
而在“李”一条下面，同样大发议论：
李是吾家果，花亦吾家花，当以私爱嬖之，然不敢也。唐有天下，此树未闻得封。天子未尝私庇，况庶人乎？以公道论之可已。与桃齐名，同作花中领袖，然而桃色可变，李色不可变也。“邦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邦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自有此花以来，未闻稍易其色。始终一操，涅而不淄，是诚吾家物也。至有稍变其色，冒为一宗，而此类不收，仍加一字以示别者，则郁李是也。李树较桃为耐久，逾三十年始老，枝虽枯而子仍不细，以得于天者独厚，又能甘淡守素，未尝以色媚人也。若仙李之盘根，则又与灵椿比寿。我欲绳武而不能，以著述永年而已矣。[8]
如果说赞美“牡丹”还有些泛泛的话，这段对李树的歌颂就带有强烈的自我言志的色彩。李渔开篇劈头就声明“李是吾家果，花亦吾家花”，把下文对李树的评价与自我评价联系起来。他给了李树很高赞誉——首先是“始终一操，涅而不淄”，是就节操上的表现而言。“涅而不淄”，着眼的是身处污浊而内心清白。为了歌颂李树，他不惜把桃树拿来做反衬，然后还强调，如此节操“诚吾家物也”。至于这种高尚节操的具体表现，李渔进一步概括为“甘淡守素，未尝以色媚人”。其针对性相当明显了。李渔在鼎革之后绝意仕进，其动机始终是一个争议的话题。其实，这段话正是对此的说明、声明。在当时的背景下，是否与新朝合作可能事关生死，李渔只能这样作个表态，只能把自己的表态“藏”到“闲情”的树丛之中。
李渔既然把自己的“隐情”深深地埋藏到“闲情”里面，那就无怪乎大多数人只见其“闲”，未见其“隐”了。同时代人是如此，后代人更是如此。目光如炬的鲁迅尚且只见“帮闲”，遑论他人。李渔对此是深深的不平了。他同样借题发挥，用植物来自我“比德”。这方面，他选择了冬青：
冬青一树，有松柏之实而不居其名，有梅竹之节而不矜其节，殆
“身隐焉文”之流亚欤？然谈傲霜砺雪之姿者，从未闻一人齿及。是之推不言禄，而禄亦不及。予窃忿之，当易其名为“不求人知树”。[9]
这一番抱不平慷慨陈词，激烈动情，很难想象一个“闲人”“帮闲”会为了一种植物的“名分”如此大动肝火。“身隐焉文”“不求人知”，显然不是谈论树木的用语。联想到清初一段时间里，颇有一些士人因高调张扬“气节”而得享大名，在一定的圈子里获得尊重，李渔这一番话的所指就容易理解了（同时的金圣叹也有类似的议论，下文当言及）。而“窃忿之”所流露的复杂心态也就昭然了。
借冬青而发牢骚，这个“情结”看来在李渔的心中十分强固，以致他又以诗的形式再次加以表达：
冬青寒不凋，名难松柏齐。幽兰非瑞草，与芝常并提。草木亦有命，同类分高低。歇后作宰相，郑五当自嗤。功高不封侯，李广嗟数奇。人亦同草木，贵贱任品题。不似幽兰幸，甘为冬青遗。承恩既略貌，慎勿夸蛾眉。[10]
“甘为冬青遗”——甘心像冬青一样没有美名，这里的主语自是诗人自己无疑。李渔托物言志之意在此毫不掩饰了。而所言之志，便是“岁寒不凋”，“傲霜砺雪”之“姿”、之“节”了。
鼎革之后，是否参与新朝举办的科考，是摆在每一个汉族读书人面前的大难题。答案是各式各样的。开始的时候，观望者居多，随着时间的流淌，新朝根基越来越巩固，观望者便越来越少。《清稗类钞》中有这样一段讽刺文字：“明末诸生入本朝，有抗节不就试者，后文宗按临出示，'山林隐逸有志进取，一体收录’，诸生乃相率而至。或为诗以嘲之曰：'一队夷齐下自阳，几年观望好凄凉。早知薇蕨终难饱，悔杀无端谏武王。’及进院，以桌凳限于额，仍驱之出。人即以前韵为诗曰：'失节夷齐下首阳，院门推出更凄凉。从今决意还山去，薇蕨堪嗟已吃光。’”这一段又见于顾公燮的《丹午笔记》，文字稍有异同。顾为乾隆时人，可见这一讽刺文字传播之广远。“一队夷齐”，极言曾以遗民自居的人为数众多；“几年观望”，描摹出这些人的矛盾姿态；“下首阳”，揭示出多数人的最终选择。在这样的背景下，李渔的坚持不科考、不仕进，是需要相当的定力的。而且，他的选择还承受着被误解的压力，无怪乎急于向许茗车这样的“知己”倾诉，急于在“闲情”的字缝里反复表白。
这段文字有一句值得特别注意：“山林隐逸有志进取，一体收录。”这实际是给汉族知识分子一个“下台阶”的机会，也是异族入主后笼络人心的应有之义。及时转向，当然是利益驱使；坚持“隐逸”，一则是“良心”，二则是“名声”。清初的三四十年间，朝廷和“遗民”们的博弈始终未停，据《清史稿》：
世祖定鼎中原，顺治初元，遣官微访遗贤，车轺络绎。吏部详察履历，确核才品，促令来京。并行抚、按，境内隐逸、贤良，逐一启荐，以凭征擢。……嗣以廷臣所举，类多明季旧吏废员，未有肥遁隐逸逃名之士。诏“自今严责举主，得人者优加进贤之赏，舛谬者严行连坐之罚。荐章止以履历上闻，才品所宜，听朝廷裁夺。傥以赀郎杂流及黜革青衿、投闲武弁，妄充隐逸，咎有所归；若畏避连坐，缄默不举，治以蔽贤罪。”
十三年……复诏各省举奏地方人才，给事中梁铉言：“皇上寤寐求才，诏举山林隐逸，应聘之士，自不乏人。然采访未确，有负盛举。如江南举吕阳，授监司，未几以赃败……吕阳等岂其抱匡济之才，不过为梯荣之藉耳。山林者何？谓远于朝市也。隐逸者何？谓异于趋竞也。必得其人，乃当其位。请饬详加采访。”疏入，报闻。
顺、康间，海内大师宿儒，以名节相高。或廷臣交章论荐，疆吏备礼敦促，坚卧不起。如孙奇逢、李颙、黄宗羲辈，天子知不可致，为叹息不置，仅命督、抚抄录著书送京师。康熙九年，孝康皇后升祔礼成，颁诏天下，命有司举才品优长、山林隐逸之士。自后历朝推恩之典，虽如例行，实应者寡。[11]
朝廷一再征召，坚持不应，是有很大风险的。像孙奇逢、黄宗羲等极少数人，一是名气很大，二是生活无后顾忧，所以能成为朝廷所需要的开明的点缀。而率尔放弃“名节”，既有良心、舆论的压力，还有首鼠两端可能面临的尴尬——“院门推出更凄凉”。于是，李渔选择了一条变通之路：文化产业，自娱自养。这条路是前无古人的，在当时也是独一无二的。对自己的变通性选择，他同样在《闲情偶寄》中“藏” 进了几笔，如：
葱、蒜、韭三物，菜味之至重者也。菜能芬人齿颊者，香椿头是也。菜能秽人齿颊及肠胃者，葱、蒜、韭是也。椿头明知其香而食者颇少，葱蒜韭尽识其臭而嗜之者众，其故何欤？以椿头之味虽香而淡，不若葱蒜韭之气甚而浓。浓则为时所争尚，甘受其秽而不辞；淡则为世所共遗，自荐其香而弗受。吾于软食一道，悟善身处世之难，一生绝三物不食，亦未尝多食香椿，殆所谓“夷、惠之间”。[12]
吃不吃葱、姜、蒜，完全是个饮食习惯，这里竟然变成了颇具“原则性”的人生选择。香椿，本在人们的饮食中只是偏门小道——一年之中唯初春半月间尝个新鲜而已。这里却也成了一种价值选择——精英、小众的象征。而李渔的结论是“夷、惠之间”，既不“随大流”，也不“高大上”，而是在二者之间设计一条自己的人生道路。
这条道路就是：不合作，不抗拒；不求高尚之名。
《闲情偶寄》中，借题发挥，委屈表达这一人生选择的，还有“桃”“菊”“山茶”“芍药”等篇，其中隐显程度不一。而唯其为“隐情”，故不尽显、不遍及，正是苦心所在也。
李渔的不合作绝非简单地为明王朝“守节”。
清兵下江南，是伴随着血与火的。这一点，李渔感同身受。
清兵初下江南，由于朱明王朝衰朽已久，而南明小朝廷又腐败混乱，所以在江南几乎没有遭遇像样的抵抗，应天、苏州都是传檄而定。但随着剃发令的颁布，异族入主之痛开始显现，各种反抗此起彼伏，嘉定、金华是是其中最为激烈的地方，也是清兵屠戮最为残酷的地方。而金华便是李渔的家乡，李渔也目睹了这一血腥的惨剧。
顺治三年，金华人朱大典据城抗清，坚守多日后城破。朱大典与部属、家人皆慷慨赴死。清军为泄愤而残暴屠城，三天内残杀平民五六万人。李渔目睹了这场惨剧的全过程，并将悲愤之情化作多首诗作，如《婺城行 吊胡仲衍中翰》：
婺城攻陷西南角，三日人头如雨落。轻则鸿毛重泰山，志士谁能不沟壑。胡君妻子泣如洗，我独破涕为之喜。既喜君能殉国危，复喜君能死知己。生刍一束人如玉，人百其身不可赎。与子交浅情独深，愿言为子杀青竹。[13]
《婺城乱后感怀》：
重入休文治，纷纷见未经。骨中寻故友，灰里认居停。地欲成沧海，天疑陨婺星。可怜松化石，竟作砺刀硎。[14]
《婺城乱后感怀》：
荒城极目费长吁，不道重来尚有予。大索旅餐唯麦食，遍租僧舍少蓬居。故交止剩双溪月，幻泡犹存一片墟。有土无民谁播种，孑遗翻为国踌躇。[15]
“三日人头落如雨”“骨中寻故友，灰里认居停”“故交止剩双溪月，幻泡犹存一片墟”，其中多少血泪！当事人对此评论道：“悲愤苍凉，似少陵天宝归来诸作。”（王安节评）这样的遭遇，这样的情感，不是轻易能够忘记的。何况伴随而来的还有精神上的打击。反抗不成，剃发令无可阻挡。当时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之说，今天人看来会觉得奇怪——不就是几根头发吗，何至于赔上性命？但是，在汉民族的文化传统里，有一条根深蒂固又至高无上的训诫，就是《孝经·开宗明义章》从孔子口中讲出的：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16]
这一训诫经历代统治者高倡“孝道”的放大，便有了天经地义的意义。伴随着剑与火而来的剃发令无疑是对“征服”的标识化，另一面也变成了汉族，尤其是汉族读书人“屈辱”的标识化。对此，李渔《丙戌除夜》诗中慨叹：
秃尽狂奴发，来耕慕上田。屋留兵燹后，身活战场边。几处烽烟熄，谁家骨肉全。借人聊慰己，且过太平年。[17]
这是屠城后，逃归乡下所作。劈头一句“秃尽狂奴发，来耕慕上田”，把心中的屈辱、怨愤淋漓尽致表现出来。而“秃尽”“狂奴”又有多种解读、联想的可能，于是成为日后被禁毁的导火索。结尾两句，“太平年”云云，自是无奈之语，亦是反讽之语。在某种程度上，也隐隐预示了李渔在后半生的人生道路选择，以及采取的生存策略。
剃发之事在李渔的心灵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他在日后多次以诗文表达这种痛苦，如另一首《剃发》诗：
晓起初闻茉莉香，指拈几朵缀芬芳。遍寻无复簪花处，一笑揉残委道旁。[18]
又如《丁亥守岁》：
著述年来少，应惭没世称。岂无身后句，难向目前誊。骨立先成鹤，头髡已类僧。每逢除夕酒，感慨易为增。[19]
“骨立先成鹤，头髡已类僧”“遍寻无复簪花处，一笑揉残委道旁”，这是典型的李渔风格，可以称作“含泪的幽默”。“一笑揉残”，十分形象生动地传达出复杂、矛盾的心态。“揉残”的动作中有痛苦，有决绝；“一笑”的神态中，有无奈，有自嘲。
在李渔的诗集中，吟咏惨剧的作品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如《吊书四首》《挽季海涛先生》《清明前一日》《乙酉除夕》《过某氏荒居题壁》《花非花四首》等。这些，显然是分析李渔后半生人生态度所不能忽略的，也是可以和上述《闲情偶寄》中寄托的“隐情”相互发明的。
随着时间的流逝，新政权逐渐稳固，心中的血痕也逐渐淡化，汉人对于清廷的态度也逐渐发生了变化。这首先是因为大局已定，无可奈何。诚如“花非花，是人血。泪中倾，恨时泄。鹧鸪声里一春寒，杜鹃枝上三更热”所表达的，悲痛终化为了感伤。其次，当铁蹄声渐远，鼎革后的统治成为常态，对大多数人来讲，吏治的状态是最现实的，是关乎切身利益的。康熙的前中期，政治较为清明，能吏廉吏颇不乏人，这也导致了民众态度的转变。李渔同样经历了这一过程。
他在康熙十三年前后写得《赠孙雪崖使君》云：
纷纷戎马践嘉禾，只羡桐乡乐事多。民昔无襦今有袴，官唯浩叹此长歌。虚堂讼少门栖鹤，廉吏诗馋字换鹅。与客对酣千日酒，不知何地有干戈。[20]
他歌颂对方虽然不能排除取悦当道的因素，但是所着眼的“民昔无襦今有袴”“ 虚堂讼少”，毕竟是从民生的角度，也应该有一定的写实性（有趣的是，稍早些的金圣叹，对清廷的态度与李渔相近，也曾以廉范的“襦袴”典故称颂仕清的地方官）。
约略同时的《赠臬宪郭生洲先生》有一篇长序，言赠诗缘起云：
予别武林十载，甲寅复至。当路诸公皆属旧好，唯臬宪未经谋面，虽深仰止之诚，其如綮戟森然，望而生畏。又值羽檄纷驰之际，岂我辈执经问字之时，有听其辽阔而已。诣料先生刻意怜才，不分治乱，闻予至止，渴欲下交，遂属鹾宪李含馨先生招至焉。才炙耿光，欢如夙契。以韦布见礼于公卿，又非偃武修文之日，生平特达之知，自王汤谷按君而后又一人也。诗以志幸。[21]
他所感动的是对方礼贤下士的态度——“刻意怜才”，“以韦布见礼于公卿”，于是赋诗：
四方不尽羽书来，束阁猛然为我开。食不遑兮犹揖客，此何时也尚怜才。公门岂患无桃李，私好翻宜及草莱。只愧竖儒双鬓色，秋深难以副培栽。[22]
这些都是李渔对清王朝情感、态度转变的契机。
显然，此时的李渔对新的王朝的态度与金华屠城之时已经大为不同。但是，他却不是轻易自我否定之人，何况这些清官廉吏也只是一部分而已，异族入主的屈辱感不是能够完全烟消云散的。于是，李渔的思想感情便呈现出矛盾的状态。被动接受与消极疏离并存的情况需要一个自我正当化的说明，因而就有了前面所引的《闲情偶寄》中“夷、惠之间”的自我定位、自我说明。
李渔对于自己的这一定位、说明很得意，以至又特意写到诗作中，如《西溪探梅同诸游侣》：
去花犹十里，香气已迎人。身到亦如是，不缘近益芬。芝兰有其质，体用岐然分。此居夷惠间，入室香犹闻。学兰得其似，难为世所珍。何如师梅花，智愚同相亲。[23]
其诗文中类似的表态不少，如《伊园十便之灌园便》：
筑成小圃近方塘，果易生成菜易长。抱瓮太痴机太巧，从中酌取灌园方。[24]
“抱瓮太痴机太巧”，活用《庄子》典故。介于“痴”与“巧”之间，旨趣与“夷、惠之间”类同。又如《杏园芳·书所见》：
见人太觉逢迎，避人太觉无情。酌留半面示惺惺，极公平。佳人心性皆如此，不教至美空生。往来无日不留青，即公评。[25]
“逢迎”“避人”是矛盾的态度，如何自处呢？“半面”。虽说是“书所见”，其实流露的是自己的处世的态度。
显然，这与《闲情偶寄》中表达的“不合作，不抗拒”态度若合符契。
这样的态度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很自然的一种选择，我们不妨把视野稍微扩大一些，看一看文坛上类似的人物秉持的态度，以及其表现的形式。
这方面，最有可比性的是金圣叹。金圣叹与李笠翁，可谓清初文坛双子星座，彼此间又有较为密切的精神上的联系。这种可比性具体在五个方面：（一）时代与地域相近。两个人都生活在明末清初，金圣叹长李渔三岁。金圣叹生活在苏州，李渔则生活在金华、杭州、南京，属于同一个大文化圈。（二）二人都绝意仕进，一生不曾在科举上着力。这种情况在读书人中并不多见。（三）二人都是在通俗文学方面做出了卓越的成绩：金圣叹批点、改写的“第五才子书”“第六才子书”成为三百年间最为流行的通俗读物；李渔创作的大量剧本、小说也为他赢得了巨大的社会名声；两个人分别代表了中国古代小说理论与戏剧理论的最高水平。（四）两个人都被社会主流，被道学家们所不齿，所攻击，作品都遭到了被禁毁的命运。（五）金圣叹成名较早，李渔受到他的多方面影响，又在金氏成就之上有所突破，有所超越。
关于李渔受到金圣叹的影响，最明显的是《闲情偶寄》中讨论了金氏戏剧批评的优劣得失：其略云：
施耐庵之《水浒》，王实甫之《西厢》，世人尽作戏文小说看，金圣叹特标其名曰“五才子书”“六才子书”者，其意何居？盖愤天下之小视其道，不知为古今来绝大文章，故作此等惊人语以标其目。噫！知言哉！[26]
读金圣叹所评《西厢记》，能令千古才人心死。……自有《西厢》以迄于今，四百余载，推《西厢》为填词第一者，不知几千万人，而能历指其所以为第一之故者，独出一金圣叹。是作《西厢》者之心，四百余年未死，而今死矣。不特作《西厢》者心死，凡千古上下操觚立言者之心，无不死矣。人患不为王实甫耳，焉知数百年后，不复有金圣叹其人哉！
圣叹之评《西厢》，可谓晰毛辨发，穷幽极微，无复有遗议于其间矣。然以予论之，圣叹所评，乃文人把玩之《西厢》，非优人搬弄之《西厢》也。文字之三昧，圣叹已得之；优人搬弄之三昧，圣叹犹有待焉。……圣叹之评《西厢》，其长在密，其短在拘，拘即密之已甚者也。无一句一字不逆溯其源而求命意之所在，是则密矣，然亦知作者于此有出于有心，有不必尽出于有心者乎？心之所至，笔亦至焉，是人之所能为也；若夫笔之所至，心亦至焉，则人不能尽主之矣。且有心不欲然，而笔使之然，若有鬼物主持其问者，此等文字，尚可谓之有意乎哉？[27]
这里对金氏的评价是相当高的。对于金氏文学批评的分析、评价也是相当公允，相当高明的。特别有趣的是，他评价金圣叹所用的语言，如“令作者心死”“心之所至”云云，都带有鲜明的金圣叹风格的印记。而李渔写作这些话之时，距离金圣叹被官府处决还不过十余年，所以是需要一些勇气的。
李渔受金圣叹的影响还可以举出一些例子，如金圣叹青年时代一度热衷于扶乩，曾为文学世家叶绍袁家多次招魂，其经过载于文坛领袖钱谦益的著作《初学集》，所编《列朝诗集小传》，叶绍袁所编《午梦堂集》之中，这都是当时影响很大的书籍。李渔也对扶乩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有《召仙》绝句：“今古才人总在天，诗魂不死便成仙。他年若许归灵社，愿执诸君款段鞭。”诗前有说明性文字：
辛亥之夏，吕祖降乩于寿民佟方伯之寄园，正在判事，予忽过之，方伯曰：“文人至矣，大仙何以教之？”吕祖判云：“笠翁岂止文人，真慧人也。正欲与之畅意盘桓，或旗鼓相当，未可知耳。可先倡一韵，吾当和之。”予即倡是绝。吕祖和云：“闻说阴阳有二天，诗魔除去是神仙。相期若肯归灵窟，命汝金门执玉鞭。”和毕，复赠予一绝云：“潇洒文心慧自通，无端笔下起长虹。波平云散停毫处，万里秋江一笠翁。”疾扫如风，扶乩者手腕几脱。真异事也！[28]
借扶乩的形式宣扬自己不同凡俗的才华，正是金圣叹当年的路数——称泐大师附体，佛道两家的神祇集于一身。李渔的表演同样是借助所谓“吕祖”来称赞自己，并写到诗中，编入集中，广为传播。他的朋友们纷纷凑趣，王茂衍评为：“冰雪无尘，宛然仙气。”顾赤方评为：“真文人，即真仙人。太白、长吉、笠翁，各有仙级。”尤展成云：“真仙句也。”看来笠翁的目的达到了。
这种对金圣叹的追慕、仿效还表现到写作的一些细节，如李渔有游戏之作《西子半身像》：“半纸天香满幅温，捧心余态尚堪扪。丹青不是无完笔，写到纤腰已断魂。”这其实是趣味不高的恶谑，但李渔很得意，又把它移用到剧本中。如果我们拿来金氏的《半截美人》，就会看到思路、语言明显的相似。
指出这些，为的是进一步指出这两位文坛巨擘的可比性。
金圣叹所在的苏州，也经过清兵的屠城，只是程度不及金华惨烈。这种带血的伤痕同样写到了金圣叹的诗中，如《兵战》：
兵战兹初试，凶危敢道过。旧人书里失，新哭巷中多。天子宜长寿，将军厌宝戈。定当逢此日，黔首竟如何?[29]
剃发令下达后，苏州秀才陆世钥倡义反抗，焚烧了抚、按、府、县等五座衙门，结果导致了清兵屠城，由盘门直杀到饮马桥。金圣叹诗中的“新哭巷中多”当与此次屠城有关。金圣叹此后迁居到郊区（这也与李渔相同），他描写当时的处境道：“夫寇从南来，斯北避可也。寇自北至，斯南避可也。乃今南北西东，寇来无向，然则不免移家入舟，团团摇转，终食之顷濒死数十。此其仓皇窘迫，固非未经乱人之所梦见也。”因此，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清兵的暴行及清政权确有怨愤、不满，但这种不满的基点是他自身以及民众受到的压迫、损害。但其不满的表现是较为曲折隐蔽的，而非直接对抗。另外，这种不满与消极对抗并非为朱明王朝“守节”，这是他与那些从事反清复明的遗老遗少明显不同的地方。
金圣叹社会政治思想的核心是“民为贵”，对已亡之明及新兴之清，他都用这同一把尺子来衡量，以定臧否。这在长诗《下车行》中表现得很明显，诗云：
君不见，今年春风至今吹不休，百花合沓生长洲。……父老引领垂素发，传呼妇女观诸侯。……“阖闾遗黎去四方，东南岂是无良畴。虎冠飞择遍诸县，县县大杖殷血流。……我从都门闻，恶卧通夜忧。小臣无廉隅，得非大臣羞! ……且得饘粥聊汝生，灵雨一至驱耕牛。十年疮痍果苏息，然后便宜无不求。”嗟乎下车第一章，仁君之言何宽柔。照临万万沟中人，朗如晶壶悬素秋。儿童合掌妇女拜，三年有成我能讴。白太傅、韦苏州，千秋万岁，肸蚃与俦。[30]
此诗乃顺治九年为秦世祯按吴事作。秦世祯，《清史稿》卷二百四十有传：“秦世祯，汉军正蓝旗人……八年，甄别台员，列一等，寻命巡按江南。世祯察淮扬各郡蠹役害民，严治其罪。”他按吴三年，主要政绩之一是惩办贪官污吏。关于当时吴地吏治情况，《苏州府志》记载甚详：“巡抚土国宝以下江南功再莅吴，贪纵骫法。其吏沈碧江……索富民财，不遂者辄指为盗，周内之，远近震恐。”常熟知县瞿四达、嘉定知县隋登云，“凡获盗，令指富人为窝党，逮系狱，入财即释”；“漕卒骄横，每米一石索加银二三钱”。圣叹诗中“虎冠飞择遍诸县，县县大杖殷血流”，正是这种情况的写照。秦世祯按吴后，弹劾土国宝，杖毙沈碧江，法办瞿、隋，“诸冤滥久系者系清出之，自是民得安枕”。“方农时，半月无雨，人以为忧。世祯一日雪数囚，雨大降，民呼为'御史雨’。”圣叹诗中所云“十年疮痍果苏息”“灵雨一至驱耕牛”，皆非泛泛之词。他这首诗对秦某实是颂扬备至，竟以白太傅(香山)、韦苏州(应物)相期许。而这个秦某人为旗人且不论，本身乃清廷能吏，在对付郑成功等抗清力量时颇有手段。可见，金圣叹此时对官吏的评判，已不存在“故国”“新朝”之畛域，而是采取了封建时代通行的标准——廉或贪。至于诗中“虎冠”、“疮痍”云云，与颂秦之词为同一问题之两面。正由于“虎冠”、“疮痍”竟至十年，所以顺治前期，金圣叹对清政权的基本态度是不满、抵触的。但这种抵触也只是表现为“不合作”——“绝意仕进”，“不抵抗”——仅仅诗文中发发牢骚而已。
金圣叹为自己的一首诗所写的按语云：
昔陶潜自言时制文章自娱，颇示其志。身此词岂非先神庙末年耶?处士不幸，丁晋宋之间；身亦遭变革。欲哭不敢，诗即何罪?不能寄他人，将独与同志者一见也。[31]
“欲哭不敢，诗即何罪”，道尽这种“不合作不抵抗”的内心纠结。诗为《上元词》，是怀旧之作，本身并无违碍内容。而从按语看，当作于清初数年间。按语中很可注意的一点，是他把自己与陶渊明所作的比较。他认为自己与陶令有数端相似：同处在王朝兴衰更替的乱世，同有悲愤而难诉，同于无可奈何之下以文自娱。在人们心目中，金圣叹狂放玩世，似乎和淡泊沉潜的陶渊明了不相涉。殊不知，金圣叹所仰慕的古人，“六才子”以外，首推陶令。一部薄薄的《沉吟楼诗选》中，以陶令自比之作就有十五首。不仅以陶自喻，且相期许于友人，如赠王斫山：“孤松底下青篱竹，五柳边头白板门。一个先生方醉卧，四围黄菊并无言。”此前后诗中凡“孤松”“五柳”“桃源”字样甚多，皆为慕陶心理的流露。金氏鼓吹“六才子”，主要着眼于其“才”；而他仰慕陶渊明，原因却有多端：既有对身世、时运感慨之情的寄托，又是为自身寻一精神依托，还包含着对隐逸生活模式的向往。而这些原因归结到一起，是基于对清朝新政权的抵触情绪——这些诗集中作于顺治前期五六年间。
与此适成对照的，是金圣叹对急于谄事新朝者的讥刺。如《村妇艳》：“西施尽住黄金屋，泥壁蓬窗独剩依。”又如拟杜之《湘夫人祠》。杜之原作为：“肃肃湘妃庙，空墙碧水春。虫书玉佩藓，燕舞翠帷尘。晚泊登汀树，微馨借渚蓣。苍梧恨不尽，染泪在丛筠。”据《杜臆》，此以湘妃思舜寄托思君之意。无论是否如此，老杜之诗为正面作品，为同情赞美湘妃挚情贞节则无疑。金圣叹全反其意，其作为：
缘江水神庙，云是舜夫人。姊妹复何在?虫蛇全与亲。搴帏俨然坐，偷眼碧江春。未必思公子，虚传泪满筠。[32]
诗有题注：“刺亡国诸臣。”老杜原作着意于“思”与“节”，圣叹也便在这两方面作文章，但全由反面落笔，化庄严为可笑。写“节”，看是“俨然坐”，实则“虫蛇全与亲”；而已堕落犹嫌不足，还更“偷眼碧江春”。写“思”，则尽属“虚传”而已。这首讽刺之作，虽为刺某几个人物而作，却十分生动地写出了在易代之际，多数读书人的尴尬处境与矛盾心态。一边是良知与操守，一边是生计与富贵，“偷眼碧江春”，极生动地写出前者的虚伪和后者的诱惑。
死节不值得，仕清损人格，抵抗无出路——剩下的路似乎只有做“逸民”之一途了。
金圣叹有两首题画诗，所题同为“陶渊明抚孤松图”，画面取《归去来辞》中“抚孤松而盘桓”之意。二诗分别为：
后土栽培存此树，上天谪堕有斯人。不曾误受秦封号，且喜终为晋逸民。三迳岁寒唯有雪，六年眼泪未逢春。爱君我欲同君住，一样疏狂两个身。[33]
先生已去莲花国，遗墨今留大德房。高节清风如在眼，何须虎贲似中郎。[34]
诗中意旨表述颇巧妙：慕松者渊明，慕渊明者圣叹，一则以显，一则以隐。陶渊明在《归去来辞》中多次写松，皆隐喻己之节操。圣叹二诗亦着眼于此。“不曾误受秦封号”，反用“五大夫松”之典，实指陶未仕刘宋。“何须虎贲似中郎”，用蔡邕欲为董卓死节之典，作陶“高节清风”的反衬。二诗写不受秦封、不为董死，看似咏陶，实为表达自己的现实抉择，也就是第一首诗中明白标出的“逸民”。
金圣叹有《赠许升年》，描写“逸民”生活：“便有桃源最深处，那知秦汉事何如。”桃花源是陶渊明的理想国，也是隐逸情调的集中表现。金圣叹甚喜此篇，诗中屡用“桃源”之典，如“曾点行春春服好，陶潜饮酒酒人亲。沉冥便是桃源里，何用狺狺更问津”“桃花水深深千尺，由是不洗尘心客”等等。用在此处，既申明自己洁身自好，又表达了不问时事的决心。
这样的心境也为其他“逸民”所共有。与金圣叹年龄相近的张岱在《陶庵梦忆序》中自述：“陶庵国破家亡，无所归止，披发入山，駴駴为野人。……鸡鸣枕上，夜气方回，因想余生平，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今当黍熟黄粱，车旅蚁穴，当作如何消受?”同样选择了“逸民”之路，同样反思既往，又同样归于失望与空虚。其实，随着清政权逐渐站稳脚跟，街市恢复了往昔的太平，支撑“逸民”精神的道义之柱随之消弱、动摇，妥协与转向是迟早的事。即使如黄宗羲、顾炎武那样积极抗清的斗士，也不再反对子侄辈入仕新朝。故“逸民”们在苦闷之后，“一队夷齐下首阳”也就难以避免了。
但金圣叹、李渔没有很快转向，是因为他们选择了另类安顿心灵的道路。对于金圣叹，这就是文学评点。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终身以文学批评为事业的，只有金圣叹一人。他把自己如此选择的心理动因写到《第六才子书西厢记》的两篇序言中，一名为《恸哭古人》，一名为《留赠后人》。两个题目都很别致，给风流香艳的《西厢记》冠以感慨悲凉的序，这仍是金圣叹好作惊人语的老习惯。但序言却非肤浅的惊人哗众之词，而是饱经沧桑的智者对人生最根本的问题的认真反思。这两篇序言在李渔的文章中也留下了痕迹。
李渔的选择是同类的，但具体做法大不相同，这就是文化产业的经营。自组剧团演出，编写、出版畅销书等，既实现了自己暗自选定的“不合作不抵抗”的处世原则，也解决了一家人的生计问题。当然，他俩的选择在当时都是相当“另类”的，因此不为“正人君子”（或自命“正人君子”）所理解，所认可。金圣叹被攻击为“邪鬼”，李渔被谩骂为“龌龊”。这都在他们各自心灵中留下了阴影，也都促使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来申明，来辩解。
在李渔，便是《闲情偶寄》上述的种种借题发挥之词，特别是“李色不可变”“不求人知”“甘为冬青”“夷、惠之间”等语，都表现出他在负面社会舆论面前内心深沉的不平。而他虽然明白“身隐焉文”的道理，但对于自己的名声、社会的评价其实还是不能忘情的，各种方式的自我表白、辩解恰恰显示出内心的纠结。
李渔为自己设计的“不合作、不抵抗”的道路，既为世人误解，而他又不能明言，于是只好借助于文学作品，把真实的自我（或者说是“自认为的真实自我”）通过借题发挥包装后表达出来；同时也把不被理解之苦闷，用文学的手法加以抒发。
如前所述，《闲情偶寄》中隐到闲情后面的“肮脏不回”“甘淡守素”“傲霜砺雪”的自我表白都是这种心态的流露。而除此之外，他的其他文学作品往往也有此表露。如诗歌《谒岳武穆王墓》：
忠心尽瘁矢无他，万死甘心奈屈何？三字狱成千古恨，从来谤语不须多。[35]
歌颂岳飞，这本身就有民族情绪的因素。而诗中“谤语不须多”却有几分别扭。因为“莫须有”三个字是牵强的罪名，和通常的“谤语”所指明显不同。李渔被社会负面舆论困扰，那些负面舆论正是名副其实的“谤语”。最后一句显然是为自己感叹。
类似的情况也表现到他对文天祥事迹的书写中。李渔编撰《古今史略》，从盘古传说编到明末。几千年的史实压缩到很小的篇幅，文字的精简可想而知。如元成宗，在位十三年，记事仅十一个字；元泰定帝在位五年，记事十五个字。而记文天祥个人则用了近七百字，其中全文抄录了《正气歌》，以及《过金陵》诗，仰慕之情灼然可见。他对文天祥坚持操守，在牢狱中三年不变其节特别加以赞誉：“千锤之铁，百炼之钢，较尸浮海上之十万余人，犹觉忠纯而义至。”认为坚守立场不变，比起慷慨赴死更为难能，更为可贵。这种比较以及做出的抑扬评价，似乎都大可不必，但如果联系到他在《闲情偶寄》中反复申明的“李树不改其色”“冬青高洁不冀人知”一类态度，这里借题发挥的痕迹还是不难看出的。
这种借题发挥、申明己志的创作态度表现到他的叙事文学作品里，便是塑造出一系列的人物形象，其中或多或少呈现出作者本人的影子，使得小说具有明显的自我指涉的色彩。
例如《三与楼》中，写了一个名叫虞素臣的高士，绝意功名，寄情诗酒，平生“只喜欢构造园亭”，对于建筑、设计“定要穷精极雅”。生活在其中，焚名香，读《黄庭》，正是李渔理想的人生。所以，孙楷第指出: “文中虞素臣，即是笠翁自寓。”
《闻过楼》中则写了一个顾呆叟，恬淡寡欲，远离功名，到城外“结了几间茅屋，买了几亩薄田”。小说中描写他居处的环境：“数椽茅屋，外观最朴而内实精工，不竟是农家结构；一带梅窗，远视极粗而近多美丽，有似乎墨客经营。若非陶处士之新居，定是林山人之别业。”这样的人生情趣、审美追求，完全是李渔本人的投影。陶渊明、林和靖，都是李渔企慕的前贤。顾呆叟居处的花竹、池沼、疏窗，几乎就是李渔伊山别业的摹本。
而在《奉先楼》中，则寄寓了他上述应对时局的基本态度。李渔借小说中人物之口，反复讨论“当下殉节”与“忍辱存孤”的选择问题。先是舒秀才与舒娘子讨论，然后又把问题提到宗祠中“集体评议”。讨论的“模板”则是“赵氏孤儿”中程婴与公孙杵臼不同选择的评价。当然，最后的结论都倾向了“忍辱存孤”。小说又为“忍辱存孤”的舒娘子设计了功德圆满、皆大欢喜的结局，显示出作者的鲜明立场[36]。
《生我楼》说得更加直截：
词云：千年劫，偏自我生逢。国破家亡身又辱，不教一事不成空。极狠是天公！
论人于丧乱之世，要与寻常的论法不同，略其迹而原其心。苟有寸长可取，留心世教者，就不忍一概置之。古语云：“立法不可不严，行法不可不恕。”古人既有诛心之法，今人就该有原心之条。迹似忠良而心同奸佞，既蒙贬斥于《春秋》；身居异地而心系所天，宜见褒扬于末世。诚以古人所重，在此不在彼也。
此段议论，与后面所说之事不甚相关，为甚么叙作引子？只因前后二楼都是说被掳之事，要使观者稍抑其心，勿施责备之论耳。从来鼎革之世，有一番乱离，就有一番会合。乱离是桩苦事，反有因此得福，不是逢所未逢，就是遇所欲遇者。造物之巧于作缘，往往如此。[37]
“国破家亡身又辱”，这里说的是某个不知姓名的女性被虏失身，但无名无姓，又与下面的故事无关，显然是借题发挥。而下文又把这个“辱”扩展到“从来鼎革之世”，这就和自身的命运联系到了一起。前文已经提到，儒家传统中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信条，剃发正是莫大的“辱身”。这段议论正是对奇耻大辱面前的怯懦作出的自我正当化的开释。
同时代的另一部小说《金云翘》中，也是写了一个失身的女性，然“身辱心不辱”。其中议论道：
身免矣，而心辱焉，贞而淫矣；身辱矣，而心免焉，淫而贞矣。此中名教，唯可告天，只堪尽性，实有难为涂名饰行者道也。故磨不磷，涅不缁，而污泥生不染之莲。[38]
大凡女子之贞节，有以不失身为贞节者，亦有以辱身为贞节者，盖有常有变也。夫人之辱身，是遭变而行孝也。虽屈于污泥而不染。较之古今贞女，不敢多让。[39]
与笠翁作品相互印证，其中的情感意蕴与写作心态就更加清晰了。
这种以小说的形式表现自我，是清代小说与明代小说的一个重要不同；特别是自我指涉的成分，清代小说远远多于明人作品，如《聊斋志异》，如《红楼梦》《儒林外史》等。而李渔则是肇其端者。
注 释
[1] 李渔：《与龚芝麓大宗伯》，《李渔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37页。
[2] 余怀：《闲情偶寄序》，《李渔全集》第三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页。
[3] 陆元虎：《鲁迅谈李渔及其他》，《上海鲁迅研究》，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331页。
[4] 叶辉：《李渔：誉满天下，谤满天下的文化巨匠》，《观察与思考》
2011年第6期。
[5] 李渔：《赠许茗车》，《李渔全集》第二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
46~47页。
[6] 许茗车：《〈赠许茗车〉批语》，《李渔全集》第二册，第47页。
[7]《李渔全集》第三册，第227页。
[8]《李渔全集》第三册，第230页。
[9]《李渔全集》第三册，第264~265页。
[10]《李渔全集》第二册，第19~20页。
[11]《清史稿》卷一百零九，中华书局，1976年，第3182页。
[12]《李渔全集》第三册，第209页。
[13]《李渔全集》第二册，第32页。
[14]《李渔全集》第二册，第72~73页。
[15]《李渔全集》第二册，第124页。
[16]《十三经注疏》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第2545页。
[17]《李渔全集》第二册，第74页。
[18]《李渔全集》第二册，第255页。
[19]《李渔全集》第二册，第78页。
[20]《李渔全集》第二册，第185页。
[21]《李渔全集》第二册，第183页。
[22]《李渔全集》第二册，第183页。
[23]《李渔全集》第二册，第7~8页。
[24]《李渔全集》第二册，第243页。
[25]《李渔全集》第二册，第37页。
[26]《李渔全集》第三册，第20页。
[27]《李渔全集》第三册，第55~56页。
[28]《李渔全集》第二册，第259页。
[29]《金圣叹全集》第二册，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1163页。
[30]《金圣叹全集》第二册，第1249页。
[31]《金圣叹全集》第二册，第1195页。
[32]《金圣叹全集》第二册，第1170页。
[33]《金圣叹全集》第二册，第1222页。
[34]《金圣叹全集》第二册，第1207页。
[35]《李渔全集》第二册，第272页。
[36] 这个情节其实十分牵强，但富有戏剧性。于是被金庸移用到《射雕英雄传》中，“将军”变成了完颜洪烈，舒娘子变成了包惜弱。这个情节几乎成为了《射雕英雄传》全书展开故事的基础，甚至影响到另一本《神雕侠侣》。
[37] 李渔：《十二楼》，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213~214页。
[38] 青心才人：《金云翘》，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1页。
[39] 青心才人：《金云翘》，第2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