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30”后老北京的回忆
作者 赵大年
我是个“老北京”了，但要我说说老北京的往事，最远也只能追忆到半个世纪以前的若干片段。听人说的我不写，眼见为实嘛。
我念书甚早，五岁就被送进了北京师大附小一年级。这全是母亲的主意。她毕业于天津女子师范专科学校，当北平市立第三十八小学的校长，却不肯让我在她的小学念书。
后来我逐渐了解母亲的脾气，她很要强，又是个急性子。譬如，她给我订的读书计划就很激进:五岁上小学，十岁上中学，十六岁上大学，二十岁毕业就出国留洋。这些话，从我记事儿的时候开始，真数不清她讲过多少遍了!也许她要拿我作某种实验吧。可是又不让我去她的小学念书，惟恐老师们碍于情面，也对校长的爱子不便严加管教。
我家住在西单牌楼迤西的小沙果胡同寿康里二号，要到和平门外去上小学，对于五岁的孩子来说，太远了。我的嬷嬷姓庞，是旗人，不裹脚，邻居们叫她大脚丫儿嫫嫫，我们全家都叫她庞妈。上学放学，天天都由庞妈领着我坐洋车。洋车就是人力车，拉这么一趟只要几个大铜子儿，也叫几大枚。洋车很好叫，胡同口、校门口、树荫底下、马路边上，到处停放着，招手就来。有时候庞妈一招手就跑过来两三辆,争着拉座儿。车夫抢着先把我这个“小少爷”抱起来，不论多远，拉车就跑。
1935年东交民巷人力车
拉洋车的，有小伙子、中年汉子，也有半大老头儿。车跟车也不一样，有车行里赁的，大多是旧车；也有车夫自己买的，不但车新，而且打扮得很漂亮，座垫儿干净，铺一条雪白的大毛巾，还把车灯和车铃擦得金光闪亮。拉这种车的人年轻力壮，跑得快，很神气。我就喜欢坐这种新车，因为它装着一种用脚踩的铜铃铛，由坐车的主儿打铃——发现前方有行人就踩几下，叮当脆响，好听又好玩。
车夫总是满脸堆着笑， 和气可亲。你说去哪儿就去哪儿，不怕远也不嫌近，而且不讲价儿，拉到地方随便您给。庞妈是懂行情的，每次给的铜子儿都合适，没见过车夫皱眉头，但庞妈也绝不会多给。我上学的车钱，就放在南屋的一个抽屉里，庞妈有权随便拿，不必记账。但她常常省下几大枚，又主动放回去。那时候的老妈子，凭的就是跟主人一条心，才能把差事长久地做下去。母亲是大忙人，无暇料理家务，我听她对庞妈说过:“大妹妹，我把宝贝儿子都托付给你啦，还计较几文小钱么?只求方便顺手，你甭给我省着。”母亲越是这样说，庞妈越是尽心尽意，回一句:“太太，咱就人心换人心吧!”还掉眼泪儿。
我家住的寿康里二号，是租来的一座典型的四合院。北房五间，高大向阳，是上房，我们一家四口住着。西厢房三间，上午进太阳，属于二等房，两位奶妈住着。有时候父母嫌我和弟弟讨厌，就叫奶妈把我俩抱过去住。东厢房三间，西晒，冬天又喝西北风，属于冬凉夏热的三等房，当客厅和客房用，来了亲友暂时住住，给我父亲拉包车的车夫兼听差也住在这里。南房又叫南倒座，只有四间，虽然比较高大，却是常年不进阳光的下房，一间住着干杂活儿的老妈子，一间厨房，一间饭厅，另一间紧靠大门洞的门房住着厨子，也就是大师傅，他还兼着看守大门的差事。
如此排场，我爸爸必定是个大官儿了吧?不，他只是个教书匠,也写书，翻译书，当大学教授，还在好几个中学兼课。后来，抗日战争期间，他逃到重庆教书的时候，生活穷困，常回忆在北平的这段富裕日子，说过当时一个月的收入高达三百三十块现大洋(银元),而一块大洋就能买一百来个鸡蛋。
四合院的排场
住在寿康里的时候，父亲极爱养花，大盆的夹竹桃有一人多高，上百盆的菊花、兰花，都是从花行“叫”来的。看中了哪些，花行就派人拉着排子车直接送到院里来，只收买花的钱，送花则免费服务，就像从饭馆叫菜一样，只消写个菜单儿，或者打个电话，伙计就会骑车提着菜笼，准时把几样热腾腾的菜肴送到家里来，决不另收跑腿儿的钱。
为了爱惜他的花儿，一到夏天，爸爸就叫人给院里搭个又高又大的凉篷。杉木架子绑扎得十分地道，高出房脊，上铺苇席，通风，漏雨，家雀儿和蝴蝶都能飞进来，只挡毒日头。立秋就拆，一切木料席箔全运走，干活的工人还负责扫净院子。搭个凉篷要花多少钱?我不知道;什么行业承揽这种活计我也不知道。只知道当时北京城里三百六十行，行行有人干，而且一叫就到，非常方便。
天棚鱼缸石榴树 图源张儒刚
当时北京城里有几路有轨电车，叮叮当当，开车、进站都打铃儿，走起来也是晃里晃荡。我总共坐过一两次，去哪儿?忘了。城里人口很少，汽车更少，长安大街也见不着几辆汽车。我大概压根儿就没见过公共汽车。主要的交通工具除了自行车就是人力车。父母虽忙，却是都有寒暑假，我也有，在这一点上全家统一。父母在假期常带着我和弟弟出去玩，全是坐洋车，两辆就够了。我上小学一年级的那年，就去过北海、天坛、中山公园，最远到过颐和园，最高爬上过万寿山排云殿。突出的印象是这些地方都很幽静，没有多少游人，甚至可以说有点冷清。
建国前北京的有轨电车
最热闹的是逛厂甸，它离我的小学很近。各种小吃都很馋人，可恨妈妈一样也不买，文化人的毛病呗!硬说那一人多长的大冰糖葫芦不干净。她可不是没钱呐，给我买的风筝、空竹、鬼脸儿、泥人儿，花炮、气球等，庞妈长四只手都拿不完，然而连一碗芝麻酱面茶，妈妈都不准尝尝，更甭提豆面驴打滚儿啦。这将使我遗憾终身!因为不久我们便逃离了北平。再回来时，连厂甸都没了，变成“见缝插针”式的楼群了。
北京厂甸庙会
我念完小学一年级的第一个暑假，正赶上“七七”事变，卢沟桥传来的隆隆炮声越到深夜听得越真亮。不知道是谁的主意，在每间屋的门上都挂起了冬天才用的棉门帘儿，还在玻璃窗上贴了很多纸条儿。就在这时，我第一次见到妈妈和爸爸拥抱，握手，两人用英语说悄悄话。
早晨醒来，爸爸已经走了。他跟着大学紧急撤走了。妈妈却不肯说，也不准问。
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占了北平。妈妈还到学校去，却不准我和弟弟出门。后来，学校又复课了，庞妈照旧送我上学。学校有了日本教员。我们进出校门都要给太阳旗鞠躬。过了年，当小学生也要学日语的时候，妈妈毅然辞职，也不准我上学了。我永远记得妈妈的一句话:“孩子， 你爸爸是教国文的。今后就在家里吧，妈妈自己来教你和弟弟，继续学国文!”
一天，二舅从天津来了，急急忙忙把我们娘儿仨领到前门火车站，坐火车到了天津，住到租界的六国饭店里。这时我才听见他用正常的音量跟妈妈说话:“四姐，一切主意你自己拿。姐丈可能在汉口，也许去了长沙，总之还没联系上。你带着两个小外甥，要走的话，明天就有船。”妈妈只说了一个字:“走!”
这年我七岁，弟弟五岁，妈妈也不过三十出头。她是个爱国的知识分子，胆量不小，在举目无亲的情况下，独自带着两个幼儿来到了香港。二十年后，我作为一名复员军人重返北京的时候，父母早已埋骨于四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