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前首相推文引发争议，还原二战中真实的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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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前首相卡尔·比尔特在一条在纪念丹麦和挪威入侵81周年的一条推文中表示，如果瑞典遭到纳粹德国的入侵，瑞典会比丹麦和挪威更加顽强地抵抗，这一言论激怒了两国民众。
卡尔·比尔特（Carl Bildt）曾在1991年至1994年间担任瑞典首相，他声称德国法西斯军队和希特勒（Adolf Hitler）很难攻占瑞典。
1940年，瑞典的国防实力虽然不强，但仍然强于挪威，尤其是丹麦。如果希特勒决定入侵瑞典，那将是一场恶战。
前挪威足球运动员扬·阿奇·菲约托夫特（Jan Aage Fjortoft）立即回复比尔特（Bildt），他指出瑞典不仅保持中立，而且实际上允许纳粹德国借道瑞典将部队和武器运送到挪威。
他写道：“这是瑞典前首相最愚蠢的推文。” “瑞典于1940年让德国士兵穿越他们的国家入侵挪威。”
挪威进步党副主席西尔维·李斯特豪格（Sylvi Listhaug）持相同观点，他告诉挪威VG报，这一评论是错误的。
她说：“我们都知道瑞典在战争中扮演的角色，丹麦和挪威都遭到德国人入侵，前瑞典首相发表这样的评论是极为不负责任的。”
瑞典对德国的支持——铁矿石。德国将这种优质矿石用于武器生产，瑞典与德国的贸易变得十分庞大，以至每年有1000万吨铁矿石被运送到德国。由于官方的中立政策，政府没有干预贸易。英国情报机构已经确定了德国对这种矿石生产的依赖，并估计，如果出口延迟，德国的战争准备可能会大幅推迟。因此，盟军计划以1939年11月苏联对芬兰的攻击为掩护来夺取铁矿石矿床。他们计划获得挪威人的支持（铁矿石都是通过挪威的港口运送到德国），并获得瑞典的许可，派遣远征军到芬兰，以帮助芬兰为幌子。一旦到达那里，他们将控制北部城市并限制德国人。但是，挪威人和瑞典人拒绝了这一行动。拉尔夫·格林（Ralph Glyn）爵士甚至声称，如果停止铁矿石出口，战争会马上结束，这表明瑞典对德国贸易的重要性，并因此不认可瑞典在战争期间的中立态度。
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轴心国的支持的最后一点涉及“巴巴罗萨行动”，这是德国在1941年夏天入侵苏联的计划。德国人要求瑞典人允许德国武装部队从挪威乘火车通过瑞典土地运送德国武装部队到芬兰。围绕瑞典政府应采取的行动引起了巨大争议，围绕该问题的政治辩论被称为“盛夏危机”。这是战争中第一次有人质问瑞典政府为什么改变其保持六百多年的外交政策。统治瑞典的四党联盟不同意，但保守党和农业党，瑞典外交部和古斯塔夫五世都希望授予德国通行许可。相反，社会民主党和自由党希望坚持瑞典长久以来的外交政策。但最终，德国还是获得了许可。
二战中，瑞典还向德国提供了大量的木材、滚珠轴承、机械装备等物资，对德国的帮助很大。
但归根结底，还是瑞典有着较强的军事实力。如果没有军事实力作为基础，瑞典也无法逃避被入侵的命运。
瑞典自身的兵役制度十分严格，几乎所有到达规定年龄的瑞典人都要去服兵役。应征入伍的瑞典青年将会在部队中系统的学习军事理论知识，锻炼实战应用能力。在大约一年的训练中，这些应征入伍的瑞典青年大都会有着极强的战场生存能力，这对于瑞典的国防来说，是一个十分不错的补充。
但不可否认的是，二战中瑞典也为同盟国做出了贡献。首先，情报在瑞典对盟国的支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军事情报在它们之间共享。由于瑞典的“中立”立场，瑞典得以与德国保持密切联系，这对瑞典和盟军的情报都是有用的，并且由于工厂的瑞典工人充当了情报员，波兰的抵抗运动得到了帮助。此外，德国电报通过瑞典的电缆发送，瑞典人从中进行了情报截获，然后波兰抵抗运动将这些消息传达给了同盟国。当德国俾斯麦号战列舰出发攻击英国大西洋舰队时，瑞典情报机构立即通知了英国。此外，瑞典商人、外交官和使节还在柏林等城市积极监视德国的行动。
其次，瑞典在军事上协助了同盟国。他们帮助训练了士兵，这些士兵最初是来自其他欧洲国家的难民，并允许在战争的后两年使用瑞典的空军基地。1944年6月13日，一架由德国人测试的V2火箭在瑞典坠毁，他们将残骸与英国交换为“超级喷火”。瑞典商船海军共约8000名海员，从1940年5月开始，被英国所征用。盟军于1945年开始准备解放丹麦和挪威，他们希望瑞典参与进来，因此该国开始为“拯救丹麦行动”做准备。瑞典随后计划协助盟国解放挪威，美军飞机在最终的解放中动用了瑞典的军事基地。
瑞典积极协助丹麦的犹太人来瑞典避难
最后，对瑞典的“非交战”政策产生质疑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是其收容和协助受到希特勒迫害的难民和犹太人。瑞典成为这些人的避难所，在1943年德国将所有丹麦犹太人驱逐出境之后，几乎所有丹麦的8000名犹太人都被带到了瑞典。挪威和芬兰犹太人也逃到了瑞典，战后许多人也留在了瑞典。瑞典公开地反对德国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政策，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瑞典的中立政策使犹太人得以在德国避难，因为德国不会入侵瑞典。除此之外，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五世努力说服德国领导人，以更人道的方式对待犹太人。此外，诸如瑞典福尔克·伯纳多特伯爵（Count Folke Bernadotte）帮助从集中营中拯救了15000多名囚犯，瑞典外交官拉乌尔·沃伦贝格（Raoul Wallenberg），挽救了多达10万名匈牙利犹太人，沃纳·丹科特（Werner Dankwort）等外交官，他们秘密地帮助犹太儿童在木板箱中逃到了瑞典，利用他们的瑞典身份与德国政府进行沟通，并将犹太人带回瑞典。
Raoul Wallenberg
最后，可以肯定地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瑞典只是名义上的中立国家。但是，它确实对双方都有帮助，这也导致了围绕其中立性现实的辩论。Arne Ruth辩称“瑞典不是中立的，瑞典是软弱的”，温斯顿·丘吉尔认为瑞典“忽略了战争中更大的道德问题，为双方都谋取了利益”，尽管由于有证据表明这一点可能会被抹黑。瑞典的巨大人道主义救助挽救了德国纳粹导致的众多受害者。第二次世界大战确实是一场“全面战争”，所以在此期间，欧洲内的任何国家基本没有完全中立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