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鲁木齐，是一座年轻的城市，我们每天生活在这里，接受她的哺育，但是很多人却不知道它从哪里来？一部乌鲁木齐的建城史，亦正是一部整个新疆的治疆史！乌鲁木齐从最早的南门屯城，到后来的迪化新城，再到后来的巩宁城，为什么乌鲁木齐一座城池建了一次又一次呢？其实它就是一部清政府治疆政策不断变化的结果！《乌鲁木齐传》告诉您这一切的一切，并撩开她面纱下若隐若现的真实面容！乌鲁木齐的建城最早起源于“红庙子”的别名，而由“红庙子”成了这里四邻八方人们的聚集地。当然，我们今天寻觅起“红庙子”的踪迹似乎已经有些困难了，但岁月还是给人们那些隐隐约约的记忆留下一些痕迹。因为要应对新近臣服于清的藩属国哈萨克汗阿布赉，用马匹、牲畜换取内陆茶叶、丝绸等物品的需求，清政府在乌鲁木齐建起了屯城供应双方的交易。随着城市规模的逐渐扩大，原有的屯城不敷人们使用，加之屯田人数的日渐增多，驻军的增加，迪化新城得以建立，巩宁城也得以修建，乌鲁木齐作为一座城市的雏形渐渐凸显出来！“红庙子”是乌鲁木齐最早的别名，在新疆历史上曾有着上百年的历史。早在晚清、民国时期，新疆本地上了年纪的老人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到红庙子去！”或“逛红庙子去！”然而在新疆建省前，乌鲁木齐当地的居民也仅有约10万人，“红庙子”自然是当地人口聚集的一个闹市区域。根据记载，乌鲁木齐历史上曾有过三个不同的“红庙子”。第一个红庙子在哪里呢？昝玉林的《乌鲁木齐史话》记载：最初的红庙子就是明朝故城，即今天的九家湾一带，明朝末期被厄鲁特部称作“瓦剌国”的所在地。乾隆二十年（1755年），清军在征讨准噶尔部的叛军时，“红庙子”在战火中焚毁。红庙子虽已焚毁，但那一带的土地肥沃，草木茂盛，水源丰沛，气候宜人，所以清军在这里安营扎寨，从事屯垦。以后逐渐有内陆的移民或“遣犯”均安插在这里，从事农业生产。清军入关以后，很快便吸收了中原汉民族的文化，清的军队及百姓亦将中原汉民族“三国”时期的关羽形象作为其民族忠义的化身，即满人的武圣，或“军魂”来加以推崇。由此，清政府在平顶山上修建了一座朱红色墙垣的关帝庙，于是人们便把这里称作“红庙子”。这个“红庙子”坐北朝南，外墙黄红相间，前院有戏台，后院是大殿，屋脊为琉璃瓦装饰，殿内有关帝像。殿内绘有壁画，系三国演义的故事。院内东西两侧有厢房。每年的农历七月初七，这里都要举办三天的庙会戏，而城内的各大戏园子均要在这里演唱《牛郎配织女》。《话说乌鲁木齐》记载，位于九家湾的平顶山上的最早的红庙子，曾为纪晓岚亲眼所见。他在《乌鲁木齐杂诗》中说：“今地俗称红庙，庙址在旧城（巩宁城）以东，不知何代之庙；因以名地，亦不知始于何人也。”于维诚在《新疆建置沿革与地名研究》一书中说：在乾隆二十七年（1755年）清军在此地修筑了一座土城，起名叫做乌鲁木齐（urumqi），这便是乌鲁木齐最早的城郭。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曾流放新疆乌鲁木齐的纪晓岚赋诗说“城旧卜东山之麓”。由此我们推断，最早的土城建在今天乌鲁木齐市的东侧平顶山上的红庙子。在今天的过境公路上，远远眺望平顶山，还可以看见平顶山上“红庙子”朱红墙壁上那“道法自然”四个大字。我曾去过这座道观，持慧小师傅说：“目前在乌鲁木齐市周边，只有我们这一家道观，堂口有二十余个。”持慧的师兄插话说：“现如今乌鲁木齐的佛教场所有水磨沟的清泉寺、南山的法明寺，米东区的莲池寺三座；红山顶上的大佛寺仅是一个景点，红光山也仅是一个佛教文化场所”。离开这个属于道教的红庙子道观三天后，我又如约再次赶到了红庙子道观，见到了这座道观的道长陈明德，他是茅山上清宗的第八十代传人。陈道长说，纪晓岚号观弈道人，其本人便是道人。他在流放迪化期间，就曾居住在红庙子道观里。在解放前，乌鲁木齐历史上的道观也比佛教多，以道教为主的，红山顶上的玉皇观，山下的道观也很多。历史上，红庙子道观也是历经劫难，几次失火。红庙子道观建 于1759年，已经270年的历史了。这座道观建于“'康乾盛世’毁于'文革’”。1988年，由信教群众募捐原址修建。平顶山下有一条小路直通着历任红庙子道观羽化了的坟茔。其中最大的一座坟墓约有2米高，有同治年间的，有光绪年间的，还有民国年间的，碑上的字迹已经隐隐约约，不太好辨认了。这些坟墓连成了好大的一片。红庙子道观的南面便是一条下山的柏油路，直达山下过境公路。而过境公路一侧便是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高铁片区，高层建筑鳞次栉比。乌鲁木齐市新建设的大型综合性的火车站、高铁站就在平顶山下西南方向二三公里的地方。毗邻车站一侧的就是万达广场，由此又带热了整个这个区域的地价飞升。这个红庙子道观的山下，俨然已经崛起了一座乌鲁木齐城市发展的新地标。第二个“红庙子”，就是我们今天人们所熟知的乌鲁木齐市的红山。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出于祭祀的需要，清军在城北的制高点红山上，修建了一座玉皇庙。《话说乌鲁木齐》曾描述这座庙宇，壮观醒目。即使数里之外，也能一眼望到。不知不觉，玉皇庙表取代了关帝庙，而成了红庙子的具体所指。清代，居住在乌鲁木齐的满族人都有着祭拜博格达山的习俗，谓之“望祭”！在当时，去博格达山峰当然是可望不可及的，所以选择每天的春秋两季，在红庙子山上举行博格达山的“望祭”。每年春季的四月八日，举行望祭仪式时，乌鲁木齐的最高行政长官均率领所有在乌鲁木齐的大小官员，列队整齐，穿戴整洁，一齐向博格达山峰行三跪九叩的大礼！伴随“望祭”，这里还时常举办热闹的庙会。每当此时，山上山下是人山人海，热闹异常。乌鲁木齐大十字一带“津帮八大家”的颓废、演变、赓续，就是因为红山嘴子的一场庙会，引发陕甘人与天津人的一场械斗而引发的。红山嘴山下便是来往十车道宽阔的车水马龙的河滩公路，乌鲁木齐河泛滥成灾，尚未收水入渠成“和平渠”之前，每年的洪水都会给乌鲁木齐人的生活造成很大困难。百姓为了镇住“河神”不要危害百姓，便在山顶上建了一座九级镇河塔。如今的红山，早已成为了乌鲁木齐这座城市的象征。山顶上原来最早的玉皇庙也早已经焚毁，如今红山顶上的玉皇庙早已经重新修建起一座气势雄伟的远眺楼所代替。站在远眺楼上，整个乌鲁木齐的景致都可以尽收眼底。20世纪30年代，在盛世才统治新疆时期，为了显示其“进步”而将乌鲁木齐的大小庙宇全部拆除，红山顶上的这座玉皇庙也自然首当其冲，庙里的神像全部被移到了九家湾那座“老红庙子”。建国初期，乌鲁木齐的高层建筑很少很少，仅有的几座二层楼建筑，还大多是苏联人帮助盛世才修建的。那时乌鲁木齐的红山就是乌鲁木齐的一个制高点，从山顶可以看到几十公里外的一举一动。所以在清代时，红山就是乌鲁木齐这个区域的瞭望台，山下即设有关卡，遣放各地屯垦的人，是不可以随意走动的，只能在固定的场所屯垦，劳作。近二百年来，乌鲁木齐的红山便一直发挥着这种瞭望、观察的功能，但如今红山的四周，早已经是高楼林立，高达三十余层的高楼也是鳞次栉比。而昔日那个乌鲁木齐的象征—红山便显得比较矮小，从远处看，还不及一座现代高楼高。但尽管如此，它依然不妨碍红山成为乌鲁木齐市的象征。只要一看到红山嘴，你很自然就会想到乌鲁木齐市。除了前面这两座红庙子，据记载，乌鲁木齐历史上竟然还有一个“红庙子”，那就是今天的南关（南门）以东，今天的小东梁上，还有一座红泥垩壁的关帝庙。关于这一处“红庙子”，史料记载的最少。《乌鲁木齐文史资料》说，因以地名，大概是由于南关土城，不过二百米见方，而建于山梁上的庙宇，红墙高檐，也颇有镇城之势。因这个“红庙子”名不见传，仅在一个小小的秃山包上，早就在“破四旧”，抑或城市建设的滚滚洪流中灰飞烟灭了。也许在不同时期、不同的人所指的“红庙子”都不一样，也不知是这三个当中的哪一个。但乌鲁木齐的这个别名，却已牢牢印在了乌鲁木齐人的记忆里，且以各种传说、故事流传于乌鲁木齐这座城市血液里，流传于人们的记忆当中。说到乌鲁木齐的建城，还得从清代经略西域，统御这片疆土说起。冷兵器时代，占据新疆大片土地的是厄鲁特蒙古部落，清军进入新疆后，首先遭遇的便是厄鲁特蒙古人的激烈抵抗。十八世纪初年，即清雍正七年（1730年），准噶尔台吉葛尔丹策凌发动叛乱，清政府派出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与川陕总督岳钟琪为宁远大将军分路征讨。雍正九年（1732年），叛军厄鲁特骑兵约两千余人进攻鲁克沁，即今天的鄯善县一带，唐代时称之为柳中县，清代称辟展。岳钟琪率部属据守着柳中县的土城，准噶尔部的厄鲁特人久攻不下。双方激战了四十余天后，最后厄鲁特人抛下了两百多具尸体，而去改攻吐鲁番的哈剌火州，即今天的吐鲁番二堡。厄鲁特人又借助三百余幅木梯来攻城，但因为清军据城而守，以逸待劳。激战中，厄鲁特人又闻听清军大军将来救援，又丢下三百多具尸体，仓皇而逃。战后，清军总结与厄鲁特叛军的战役时认识到：厄鲁特人善于骑马射箭，适于马上作战，不如筑堡屯田较为稳妥。马上作战清军不敌厄鲁特人，如果储存足够的粮草，坚壁清野，固守城垣则可以以逸待劳，以一当十。这一年，西路将军岳钟琪奏报雍正皇帝：吐鲁番有通伊犁的道路，乃准噶尔出入的必经之路，应设置卡伦。进而，雍正主张在乌鲁木齐建城，如此才可以防止准噶尔部从哈喇沙尔（今焉耆）抄袭后路。而且乌鲁木齐建城后，可与吐鲁番形成犄角，相互支援与照应。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军平定准噶尔部后，于次年要与新近臣服的藩属国哈萨克汗阿不赉商讨擒拿叛匪阿睦尔萨纳等事宜。阿不赉汗也趁机向清政府提出了要与大清进行贸易，以马匹来换取内陆的绸缎、丝绸、京庄布、茶叶的要求。但当时乌鲁木齐地势空旷，尚未建城。清政府担心与阿不赉开市以后，无法对省府交易进行有效的管理与控制，且双方接触后容易造成“转而滋扰”的弊端。后来根据奏报，乾隆皇帝也考虑到：在新疆的中部需要建立一个战略支撑点；且乌鲁木齐地处山坳，气候时宜，土地肥沃。于是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决定在乌鲁木齐建造一座城堡。乾隆皇帝谕旨乾清门侍卫努三，查勘乌鲁木齐等地可以垦种的土地，并布置陕甘总督黄廷桂在乌鲁木齐试行屯垦，“量力授田愈多愈善”以资来配合。屯垦生产的粮食需要储存，于是又在当时的乌鲁木齐建造了二十四间仓库。所有这些建筑工程，都是由负责屯田的副都统定长督建完成的。这座土城起初只是一座仓库，后称“屯城”，到“迪化新城”建成后，“屯城”称为“迪化旧城”。纪晓岚说的“迢递新城接旧城”便是指这个地方。到了清代在乌鲁木齐建城实行都统制时，这里已经建成了15个大小城堡，后来发展到了三十余个。因这座屯城的建造，最初仅仅是为了换马交易，所以建筑时十分简便、仓促，考虑也不甚周全，其规模自然比较小。以至四年后的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十一月到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九月间，在参将吴士胜率领了240名绿营兵，在建造阜康营房的同时，又对迪化的这座城池进行了补修，添筑了四座城门，且将城垣加高到了1.5丈，城垣城厚加厚到了1丈。通过这次补建，乾隆皇帝将此城命名为“迪化”，并给四座城门颁赐了名称。在今天的天山区乌鲁木齐南门解放南路财神楼子以南，即南门汗腾格里清真寺以南，龙泉街（爱国巷）以北便是清代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修建的边长一里五分（占地约0.05平方公里）的小城，便是乌鲁木齐建造的最早的屯城。它还没有现如今一所普通中学的操场的面积大。乾隆二十八年（1863年），对这座屯城进行了加固、重修后，“乾隆亲自命名为迪化，并赐东惠孚、南肇阜、西丰庆、北憬惠之城门名称。”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迪化新城竣工后，又将“迪化”城名、城门名悉数移给了新城，原先的屯城称为“迪化旧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乌鲁木齐巩宁城建成后，迪化新、旧两城并称为“汉城”。今天乌鲁木齐南门一带的“马市”、“马王庙”就是因为当时养马、换马的缘故而得名于此。纪晓岚也曾留下了“谁言天马海西头，八骏从来不易求；六印三花都阅遍，何曾放眼看骅骝”这样的诗句。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上的财神楼子一直保存到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才予以拆除，其余城墙在光绪十二年（1886年）便已不复存在。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即1942年8月29日到9月1日，宋美龄代夫出征来迪化收抚盛世才时，南关一带的街道两边的商铺都被加高成为两层，即沿街一面有窗户，墙壁，背后则空空如也，以营造迪化市的街道繁华假象。根据史料记载，在与现有地名进行核对的情况是：这座城门的北门在今天解放南路亚鸿大厦往南接近十字路口处的财神楼；今天的解放南路与龙泉街及爱国巷之交汇处为南门；今利民巷北侧是城池的西门；今天建中路上的青海寺（原西宁寺）系同治七年（1868年）在东门门址上所建；今青海寺巷与解放南路的丁字路口便是乾隆屯城的市中心；今东方寺以西的新市路至市场的一段即屯城的北城墙遗址；今龙泉街到爱国巷（山西巷）为屯城之南城墙遗址；今利民巷以北至新市路，南至龙泉街一段为屯城之西墙；今建中路北至新市路、南至山西巷及和平北路之岔口一段为屯城之东墙。今天利民巷与新市路之十字路东南系屯城之西北角；今利民巷与龙泉街连接处即屯城之西南角；今山西巷与和平南路之交汇处之西北，即屯城的东南角；今东方寺附近即屯城的东北角。今天的自治区卫生厅以东、乌鲁木齐市市公安局南关派出所以北，即当年乾隆屯城的马市，与哈萨克汗阿布赉交换马匹的场所。此后很多年后，人们仍能够在此处看到柱顶石、石过梁、石鼓以及木质结构的建筑物。而且此地低于地面一、二米，多系经年累月积土煤灰淤垫碾压所致。据与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屈武任市长时题写签名的《迪化市街区图》万分之一比例核对，其上所列“周一里五分”基本吻合。迪化屯城建成后，作为战略支点的巴里坤逐步为地处中部的乌鲁木齐所取代。乾隆皇帝也采纳了陕甘总督杨应琚的建议，将安西提督驻巴里坤的提标五营里留驻巴里坤外，其余的移驻在了乌鲁木齐。由此，对迪化城今后的一步步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清军在乌鲁木齐建造屯城。同年，乾隆帝也准许陕甘总督黄廷桂在乌鲁木齐进行屯田，以弥补军粮供应的不足。这一年，清政府在乌鲁木齐城区陆续兴建了一批城堡，即今天的昌吉老城---宁边城、今天米东区的辑怀城，今天呼图壁县的景化城、阜康县的旧称特讷格尔、吉木萨的恺安城，旧称宝惠城，以及奇台县的古城子。在乌鲁木齐的周边也建起一系列城堡：宣仁（头宫）、怀义（二宫）、乐全（三宫）、宝昌（四宫）、屡丰（七道湾）、惠徕（六道湾）、育昌堡、时和堡。清乾隆时代的乌鲁木齐，管辖着今天的乌鲁木齐市、乌鲁木齐县及昌吉自治州所有县市、哈密地区、吐鲁番地区、石河子、沙湾、奎屯、乌苏、精河等地。清在辖区内设办事大臣，设立了左、中、右三个营。左营驻在昌吉，右营驻在景化（今呼图壁），中营驻在迪化。中营共设立了九个屯点。每个屯堡的规模均统一为周长1.7里，堡墙高约一丈一尺，兵房300间。堡名以及城门名，均是乾隆皇帝亲自赐名。建造这些城堡的建造组织者是一位叫永海的都司和一位遣犯官名叫吴士胜的人。城堡建成后，永海获得了升职，吴士胜也以游击的官职重新得以录用。宣仁堡，就是今天的新疆人民大会堂西南，自治区展览馆以西，儿童公园人工湖以南的地方。怀义堡，俗名又叫中营二宫，“在迪化城西北二十五里”。乐全堡，俗名左营屯堡。乐全堡的屈家庄子土地肥沃，历史上曾有“粮台子”的美誉。宝昌堡：俗称四工，左营屯堡。宝昌堡的位置在今天安宁渠的东南处。此地因为缺水，土地贫瘠，堡内屯民多在10里外的地方耕种。这批城堡的修建仅比迪化屯城的建造晚了五年，比迪化新城的建立还早了三年，更比巩宁城的建造早了约10年时间。这批屯田堡也是乌鲁木齐清代城堡中建造较早的一批屯田城堡，它们均毁于同治三年（1864年）的那场，实际存在了102年。水磨沟区因为水源丰富，建国后曾在这里建有新疆纺织行业的翘楚“新疆七一纺织厂”，后来新疆七一纺织厂破产、倒闭。重组，转产，而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七纺”这个地名以及这个企业曾经往日的辉煌成了人们的永久回忆。屡丰堡，也叫中营屯堡七道湾。屡丰堡的遗址在今天七道湾的乡政府所在地。1989年，这个城堡的遗址还残存着。在清乾隆同治之前，此地曾是迪化的粮食主产区，到同治年间，遭到严重破坏。到光绪年间，屡丰堡曾是迪化城里的蔬菜、烟叶供应基地。建国初期，新疆工业的命脉电力企业新疆苇湖梁电厂便建在这里，在其地下开采出了大量的煤炭，这也便是电厂建在这里的原因。如今这一带，已成为乌鲁木齐的红光山会展片区，一个个大企业云集此地，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围绕迪化城的城区建设，清政府先后在迪化城的周边及外围修建了屯城、城堡，以致诸如达坂城、辑怀城等规模略小的城池，作为迪化主城区的拱卫。这些小城堡，虽然当时的规模都还比较小，离主城区的距离还都比较远，但相距较近的一些城堡最后都成了整个乌鲁木齐的重要组成部分。千总堡在今天的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以西，乌伊公路以南，头屯河河床以东的地方修建了一座城堡，名曰：“千总堡”，又叫“头屯所堡”。此堡在未建堡之前称土墩子，属乌鲁木齐中营九屯之一。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从安南国（今越南、老挝等地）莫、黎两姓发生冲突，莫氏失败，其一支化名黄公缵率所属一百余人进入我国滇省（云南），要求内附，清廷也同意了。后来新的安南执政者专门呈递国书，携带供品要求清政府引渡他们回国。乾隆皇帝竟拒绝引渡。为避免黄公缵等返回安南扰乱藩属国的安宁，清廷将这部分人安排到了水草丰美的乌鲁木齐的头屯土墩子地方，每户给三十亩地，供给农具、籽种、马匹及租房银两作为生活的出路。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黄公缵病故。乾隆指派乌鲁木齐都统索诺木策凌在黄公缵的后人中另外选出一人来继承其位。达坂城，清代时称“嘉德城”，也称“喀喇巴尔噶逊”。“喀喇巴尔噶逊”为厄鲁特语，译作“黑虎城”。“喀喇巴尔噶逊”的遗址在今天的达坂城七队八家户地方，当地人称此城为“鞑子城”。纪晓岚曾有诗吟咏说：此诗描绘出了达坂城山的陡峭、险要。达坂城是由南进出乌鲁木齐的必经之路，历来为兵家之争之地。20世纪3、40年代，著名音乐家王洛宾先生创作出了歌曲《马车夫之恋》，又名《达坂城的姑娘》，经过传唱，成为名曲。如今怀抱吉他的王洛宾雕像也成为达坂城区的一个重要标志吸引着八方来客。今天的乌鲁木齐人民广场，大十字一带，原有着一座占地0.42平方公里的清代土城，这便是最早的迪化城，也叫迪化新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巩宁城修建完成后，此城便与迪化屯城并称为汉城。迪化城始建于乾隆三十年（1765年）十二月，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建成，历时一年十个月竣工。此城建成时，乌鲁木齐办事大臣温福奏请乾隆颁赐了城名“迪化”，以及四个城门的名称，全部移到了此城，谓之新城。今天乌鲁木齐市的中山路与和平北路交汇处，即为当年迪化新城的东门---惠孚门；人民路与解放北路交汇处，即为迪化新城的南门---肇阜门；中山路与红旗路交汇口处，即为迪化新城的西门---丰庆门；民主路与解放北路的交汇处，即为迪化新城的北门---憬惠门。据记载这座迪化新城的建筑物在1935年时尚留存一些，到了1949年以后大部门建筑物还依稀可见。但随着人口的增加，城市规模的逐步扩大，城市改造的日新月异，那些老建筑均已焚毁，不复存在。1985年前后，在这座城市里尚能看到的一些迪化新城的建筑物有：一.在光华路南段，即自治区党委大院东侧约20米的东城墙；二.今人民路玉雕厂至人民剧场以北的沟渠，经街心花园的渠道，即是迪化新城的旧护城河遗址。如果说迪化屯城尚是为了换马贸易，那么迪化新城的建立则是清廷真正考虑在此地建城，开始作为统御新疆的一个战略支撑了。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清政府鼓励官兵携带家眷前往乌鲁木齐安家，并提供安家、从事农业生产的籽种、口粮、农具等方便。这使得驻扎乌鲁木齐的兵员迅速增多，加之大规模的屯垦需要，原有的屯城已不能满足需要了。这些措施的实行，使得乌鲁木齐的人口迅速增加。尤其是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甘肃皋兰（今兰州）等三十二个州、县、厅发生旱灾，民生凋敝，乾隆遂命令陕甘总督杨应琚动员陕甘灾民及靠近新疆附近的甘肃民户到“甘泉沃土，粮食饶裕”的乌鲁木齐。当时陕甘农民对嘉峪关以西地区的富足早就有耳闻，尤其是安西、肃州（今酒泉）、甘州（今张掖）、凉州（今武威）等地有一二千户农民，可以“不劳而集”，争着来到乌鲁木齐。紧接着内陆的小商小贩也接踵而至，这就使得原本上一个草原上的驿站，迅速发展成为一个拥有农业、手工业、商业上的重要城市。我们今天的自治区党委大院所在地依然在迪化新城清代提督府的所在地。大院门口便是人民人民广场，广场中央矗立着解放新疆纪念碑。在人民广场东边不远便是自治区人民政府的所在地。而迪化屯城和迪化新城的连接线，就是今天的人民路。现如今新疆的各个中央驻新疆的各大金融机构都几乎还建在这条人民路上。为此，这条街又号称是乌鲁木齐市的金融一条街。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迪化新城建成约七年后，清政府又开始建造了巩宁城，历时近两年时间，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九月十五日建成。巩宁城，即今天新疆农业大学校内。巩宁城是当时清政府在迪化建造的规模最大的一座城池，但巩宁城仅仅存在了八十年，便毁于清同治三年（1864年）逆匪索焕章勾结宗教阿訇妥得璘发动的那场叛乱。按照清代在乌鲁木齐周边建立的24个大小城堡的排列序列，巩宁城位居第15个城堡，就规模而言，也是规模最大的一座城堡。而就其军事地位而言，从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乌鲁木齐建立屯城开始，其在此后的153年中，一直作为乌鲁木齐的政治、军事中心而存在，历经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五个皇帝，长达91年。当时迪化屯城已建成13年，迪化新城也已经建成约7年，乌鲁木齐的商业已相当繁荣，形成了新疆北疆的一个经济中心。迪化周边已建成了大大小小14个城堡，而且乌鲁木齐周边的屯田事业蒸蒸日上，已取得显著成效。此处的农业基本不靠天上的雨水，引天山雪水灌溉，土地依然肥沃，无须粪田，一年下种一石可以年产8石粮食，一兵垦种可以供养15人消费。仓储殷实，陈陈相因，以致储存的粮食多的腐烂变质。以致当时流放于乌鲁木齐的纪晓岚曾在释回东归时赋诗说：“割尽黄云五月初，喧天满市护柴车；谁知十斛新收麦，才换青蚨两贯余。”诗中注释说：“天下粮价之贱，无逾乌鲁木齐者，每车载市斛二石，每石抵京斛二石五斗，价只一金，而一金只折制钱七百文，故载麦盈车，不能得钱三贯”。当时乾隆考虑在乌鲁木齐驻军、筑城，不仅因为乌鲁木齐的粮食充裕，粮食不需要再西调，而且因为此地产煤、产铁。在乌鲁木齐的河东已无平原，只有妖魔山的北面还有一处依山傍水的平原，可用来建城，且有险可守。此外，乾隆选择在乌鲁木齐筑城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八月十五日中秋节，昌吉屯官过节期间，屯官调戏屯民妻女为其陪酒唱歌，激起屯民愤怒，由此引发屯民杀死屯官。后此事不断发酵，从昌吉到迪化，屯民串联返乡。当时，清政府规定：在乌鲁木齐屯田的屯民不得随意离境。当时迪化的红山嘴设有卡伦，“乌鲁木齐南界天山无路可上，北界苇湖连天无际，淤泥深丈许，入者辄灭顶”，迪化城西“万木参天仰不见日，绵亘数十里”在乌鲁木齐的河东，均有城堡可以控制，清军在乌鲁木齐河以西以逸待劳，镇压了昌吉屯民的骚乱，事件很快得已平息。四年后，清军选择在乌鲁木齐河以西的巩宁城筑城，也是为了预防或弹压遣戍边民的骚乱，且防止昌吉、呼图壁屯户擅自离境。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经陕甘总督文绶报请清政府备案，调派甘州（张掖）、肃州（酒泉）、宁夏绿营精壮兵1500名，普通兵300名赴迪化河西修筑满城，负责建城的官员系乾隆侍卫乌鲁木齐巴里坤等七城满汉屯田官兵事务大臣索诺木策凌。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索诺木策凌补授参赞大臣。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乌鲁木齐实行都统制，索诺木策凌即为乌鲁木齐第一任都统。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始建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建成。“巩宁城乾隆三十七年建筑，周里三分，高二丈二尺，五寸厚，一丈七尺城濠，宽二丈，深一丈，城门四：东曰承曦、西曰宜穑、南曰轨同、北曰枢正，城楼四，敌楼四，角楼四。城中鼓楼一座。”巩宁城内还建筑了很多辅助设施，城内还建有“门的周长9.3公里，平均每面墙长约2.3公里，对角长3里。墙高：东部2.35丈，西墙高1.95丈，墙厚1.7丈，墙上可以行使马车。城门、城楼、敌楼、角楼各为四个。城中有鼓楼一座，衙署即各种房屋共计9550间”，到嘉庆年间不断完善。《乌鲁木齐史话》说：“巩宁城里的建筑，更是光怪陆离，斑驳绮丽，军署官衙全部是碧瓦朱门，华表石狮。为满营官兵所修建的六千五百多间营房，全是砖壁石阶，富丽堂皇。”巩宁城的建设，共使用了公款10万银两，粮食2000余石。这是当时在同类型的成果建设过程中，花费的银两属于很节省的。因为全部城建，皆是兵士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建造的。巩宁城建成后，整个迪化屯城、迪化新城等的行政中心便悉数移到了巩宁城。乌鲁木齐的提督府及汉营官兵驻扎在迪化新城内。如今新疆农业大学背后过境公路的公路对面仍保留着“马料地”的站名，应该就是当时巩宁城圈养着一万多匹战马，饲养马匹、供应马匹草料的地方。在乌鲁木齐南郊十公里处，有一座古城遗址，人们习惯的称其为“乌拉泊古城”。这座古城呈方形，南北长约550米，东西长约450米。古城城垣为生土夯筑二城，残存的高度为5-7米，城垣底部宽度约6-8米。古城的四个角楼遗址尚存，角楼突出。城垣的四面均开设有四个城门。城中建有三道隔墙，将城分成了三个区。据考证，这三个区分别是居民区、衙署区和税卡的所在地。从整个城池残存的状况来看，这座古城当初建造的气势还是比较宏大的。那么这座古城建于何时？它的建成与乌鲁木齐有着怎样的关系？它的作用是什么？等等，这均给后人留下了一个比较大的想象空间。经过三四十年的研究考证及出土文物证实，“乌拉泊古城建于唐贞观年间（约公元640年--648年），城名为轮台”。进而《乌鲁木齐记忆》又解释唐轮台时说，公元640年（唐贞观十四年），唐朝大将侯君集在平定高昌国后，唐太宗李世民改易了西域的州县的名称与建制，天山以北设置了了庭州，属金满、蒲犁和轮台县。这是“轮台”第一次见诸唐朝典籍（《旧唐书·地理志三》卷四十）这里也仅仅说了唐代典籍有关轮台城的记载，但并没有言之灼灼的说明此处便是唐代的轮台城。那么乌拉泊古城是不是唐轮台城呢？历来众说纷纭。在新疆学术界，也曾有着“昌吉说”、“米泉说”、“黑沟说”等等。有相当多的学者认为乌拉泊古城便是唐轮台的论据有两条：地理原因，即其处于大通道的要塞，向东经柴窝堡盆地、达坂城，联通赤亭道，向西连通碎叶道，形成连通东西方世界性大通道的结点；二是关隘作用，具有军事意义。证据便是唐代边塞诗人岑参的诗《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倾向于乌拉泊古城便是唐轮台城的学者，自然希望乌鲁木齐的建城历史可以向前再追溯一千年，将这座古城变成一座千年古城。这的确是一个美好愿望。但笔者认为：就目前提供了理由还是没有充分证明乌拉泊古城就是唐轮台。持乌拉泊古城就是唐轮台的专家均认为唐轮台如何如何的重要，历史上如何如何记载？但恰恰没有说明：这就是唐轮台。所以此两条理由也给人牵强附会的感觉。另有一点，既然乌拉比古城就是唐轮台，那么为什么唐以后的众多学人，在途径此地时，却没有记载呢？唐代是一个崇尚诗文的时代，仅凭岑参一个人的诗文来证明恐论据不足。每年的春、秋季，乌拉泊的风力均可达七、八级，也的确犹如岑参诗中所言“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 ”。距乌鲁木齐市以东约七十多公里处有一个很大的盐湖，在很久以前，凡售卖私盐都得向官府缴纳税赋。这也便是乌拉泊古城作为收税城的主要功能和来源依据。但这座收税城起于何时，似乎目前尚没有定论。乌鲁木齐，是一座年轻的城市，我们每天生活在这里，接受她的哺育，但是很多人却不知道它从哪里来？但是也有众多故事，欢迎大家留言区互动，诉说你与乌鲁木齐的故事。作者：杜雪巍，主编《中国图片·丝路观察》杂志、《这次远行有点远：杨镰纪念文集》，参与主编《新疆文史》近八年。已出版《中国西部大流亡》《中国西部大迁徙》《中国西部大转折》《谁主沉浮：
作者：杜雪巍，主编《中国图片·丝路观察》杂志、《这次远行有点远：杨镰纪念文集》，参与主编《新疆文史》近八年。已出版《中国西部大流亡》《中国西部大迁徙》《中国西部大转折》《谁主沉浮：新疆近代主政人物研究》（巡抚卷、布政使卷）等多部作品。来源：西域的天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