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文欣赏 | 记华盛顿佛利尔美术馆所藏之“枯木龙吟”琴——郑珉中
1999年11月有赴美看琴之行，余在半个世纪前对此琴已有所了解，不意然有机会飞跃重洋审视而摩娑之。今得见实物，颇有新得，因作此记以志因缘。
华盛顿佛利尔美术馆藏唐琴枯木龙吟（正面）
一、 喜得域外唐“枯木龙吟”琴照片经过
1946年结识酷爱古琴的文物工作者王世襄先生，嗜好相近，往还颇多，有暇常相约访琴于京中旧家。凡他人不及见之琴，往往得观赏、按弹。如“诗梦斋藏琴此为第一”之“崑山玉”，刘安世造、黄仲安题的“混沌材”，《老残游记》作者所藏的方头师旷式琴，皆走访所见，至今难忘。
至于俪松居所蓄名琴，如有鸿宝之誉的锡宝臣旧藏之至德丙申款“大圣遗音”、琴师黄勉之所用之名器“梅梢月”、大兴冯氏旧藏之“松风清节”诸琴，入藏之前亦往往交流见闻，参预其事。
华盛顿佛利尔美术馆藏唐琴枯木龙吟（局部）
彼此会晤，时作古琴琐谈，或优游于唐宋古斲间以为乐。
1948年夏，王世襄先生奉马衡院长之命赴美作博物馆考察，是年终，先生随家书寄来华盛顿佛利尔美术馆所藏之我国唐琴照片以赠于余。琴照为13.5寸X7.2寸黑白放大照片，琴之两面图形并印其上，极其清晰，足资研究之需。
琴为连珠式，方头上侈，下微敛，额角微圆而项腰皆出钝锋，漆面似有修补而未经重髹，原貌依旧，古色古香。背面龙池为四连弧形，凤沼为三连弧。池上刻行草“枯木龙吟”四字，与汪氏所藏者之书体基本相同。池下刻大印一方，篆古文“清和”二字，池下两旁刻草书铭文四句十六字：“大圣遗音，浑然天成。万籁悠悠，神骇鬼惊。”刻工精致，笔画生动，为先于断纹所刻无疑，琴背项腰边沿楞角具削圆的特点十分显著。
1948年王世襄先生在唐琴“枯木龙吟”照片背面题写的鉴定
琴照背面有世襄先生墨书行楷题记五行，文曰：“此福履尔美术馆所藏琴也，腹内无款，但制作浑厚，断纹奇古，漆色如栗壳，剥落处鹿角霜灿烂若繁星，固一望而知为唐物。张弦试音，实音松透随指欲流，散音亦圆润，惟泛音稍弱耳。珉中五兄清玩。戊子冬月，弟鬯安寄赠并识。”
先生所书，从形制、漆色、断纹、灰胎、声音等方面指出特点，题要钩玄，至为精辟，且弥补了照片之不足。如此鉴定，非深谙于古琴鉴赏，其谁宜为。余获此琴照，不禁狂喜累日，盖因当时唐琴照片尤为难得，更何况有世襄先生亲题鉴定者！
当时余所见具有如此风格的唐琴，仅锡宝臣旧藏的“大圣遗音”、清宫旧藏的“大圣遗音”、李伯仁旧藏的“飞泉”、汪孟舒所藏“枯木龙吟”及“春雷”而已。得此琴照实所知唐琴第六张也，半个世纪前之往事如此。
二、赴美看琴及获知相关资料
1998年香港文物收藏家叶承耀博士游美期间，参观了佛利尔美术馆及其藏琴，并与该馆各级负责人相聚，至为欢洽，因有赠琴与用馆中所藏古琴举行演奏之议。
因此引发了对馆藏“枯木龙吟”的确切年代及能否弹用问题进行鉴定之议，乃属意于余前往完成之。在叶承耀博士先容之后，1999年秋该馆中国美术部主任苏芳淑博士来京相邀，逐确定前往。乃于是年11月17日会同香港负责修琴的张庆崇专家偕行，翌日即至该馆藏品库中参观“枯木龙吟”。
华盛顿佛利尔美术馆藏唐琴枯木龙吟（局部）
经过仔细观察，愈觉世襄先生昔年所书鉴定意见至为精确周到。经测量， 琴通长123厘米、额宽19.5厘米、肩宽20.8厘米、尾宽14.8厘米，檀木岳尾，金徽。青白玉轸足，雕琢细腻，晶光闪烁，知为明代之物，惟轸有伤断，甚为可惜。
于是改弦更张，察其音响，乃发现昔日泛音稍弱，实弦松所致，今调高于昔日，其实散泛之音，上中下三准之音量皆极均匀。琴音松脆响亮，沉静古厚，音韵悠长，具金石声。只因断纹剑锋与长期按弹而略有㪇音及大弦十一徽下按音击面，如此小疵皆可修治。而琴身平直毫无变化，洵传世唐琴之上品也。
及观其透视照片，乃知琴为杉木斲，天地柱已失，槽腹制作法度与明清之作无异，仅足池所留实木略小于后人之作，可见优秀传统千年相承。经反复详察，方得见当池沼处表之以桐，镶嵌严密，几不可辨，惟下方桐木对角施以竹钉，腹部合缝处亦有竹钉数颗，似重修再合时所为，重验琴之两侧果有剖腹修合痕迹。
华盛顿佛利尔美术馆藏唐琴枯木龙吟（背面）
就漆色断纹而论，剖腹调音当不晚于明代。此皆借助透视，非目力所能及者。惜未作侧面透视，故不知槽腹厚薄之挖斲情形，未知今后能补拍否？
对于此琴之由来，据苏芳淑博士云：
此外还有香港和北京人士将其定为宋物或晚唐之物。未知究竟如何也，相关资料大略如此之多。
三、“枯木龙吟”的制作年代
据上述各界人士所断定的制作年代，归纳起来不外乎唐或宋两代。因此须具体剖析的是查阜西、王世襄两位先生的断语。这里应该首先分析清楚的是王世襄先生的意见，他在上述“枯木龙吟”琴照背面写着“固一望而知为唐物”，是何等的肯定。
因为他此时对于唐代古琴已有较深的认识， 不仅已经掌握了鸿宝“大圣遗音”的特点，且对李伯仁的“飞泉”、汪孟舒的“春雷”、“枯木龙吟”均十分熟悉，而且从故宫南库破琴中发现了唐琴“大圣遗音”，所以便毫不含糊地将美国的这张“枯木龙吟”定为唐物。
何以在该馆看琴时却提出唐或宋的看法？显然是顺着前面查阜西先生所定宋代而言，先生与查先生比较熟识，不欲在外国人面前直接否定其说，故有或宋之语。
华盛顿佛利尔美术馆藏唐琴枯木龙吟（局部）
阜西先生于唐琴并不生疏，对其老友李伯仁的唐琴“独幽”十分熟悉。不过“独幽”为晚唐器，无盛唐、中唐琴的特点，故不能用以类比断定年代。想阜西先生当年为中央航空公司负责人，飞往各地旅游至为方便，可能在香港见过卢嘉炳所藏南宋“鸣凤”琴。卢氏之“鸣凤”亦属连珠式，琴体具宽扁之象，项腰出峰皆作圆形，池沼亦皆连弧形且有“绍兴”年款，形状与这张“枯木龙吟”颇为相似，两者容易相联系。但此纯属推测，未必果然。
不过阜西先生看琴往往以“唐圆宋扁”、“官琴野斲”来衡量，可能见此“枯木龙吟”略具宽平之象，故将其列入宋扁之属了。其实宋之扁琴，虽面板宽平，边侧略具肥厚之象，而琴扁殊甚。传世之代表作有今藏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刘安世造、毛仲翁修的“混沌材”琴可以为证，然而其背面边楞通体一致，非若“枯木龙吟”之项腰楞角所显露之唐琴特点十分突出，故将其定为宋琴自是不能成立的。
至于晚唐之说也是不对的，据目前所知，晚唐的面板弧度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具有中高而两侧坡下的形式，这张“枯木龙吟”之琴面虽略有平势，但两侧仍具有漫圆而肥之象，故将其定为晚唐器自然也错了。
四、庙堂之器的问题
查阜西先生所说的“庙堂之器”，实质是把这张琴视为宫廷祭祀时乐队所用之琴。宫廷乐队的乐器，皆系宫中所制作，也就是说这张“枯木龙吟”是官琴。“唐圆宋扁”、“官琴野斲”是过去古琴家鉴别古琴年代所用的标尺之一。
古琴家往往把具有唐琴风格的真正唐琴定为唐代的宫琴，亦即官家所制，如上述的“大圣遗音”、“飞泉”、“春雷”、“枯木龙吟”都曾经被认为是唐琴中之宫琴，对于不具有唐琴风格而腹中刻有或书写唐代年款的琴，则一律认定为唐琴的野斲，这种观点一直相沿下来。
华盛顿佛利尔美术馆藏唐琴枯木龙吟（局部）
1979年程宽献唐琴“飞泉”给国家，并写诗句：“我有飞泉琴一张，贞观二年著初唐。形制富丽出内府，声音雅润叶宫商。”“形制富丽出内府”，就是说它是宫琴，这说明传统观念影响之深远。
“飞泉”琴原为大琴家李伯仁旧藏，为九嶷山人《藏琴录》中所定三件鸿宝之一，其龙池上，外刻“贞观二年”大印一方，与池下“金言学士卢讚”长方大印为同时所镌刻，显然系卢讚之所为。
琴本身腹内无款，而琴背原刻之铭文中却有“至人珍玩、哲士亲清。达舒蕴志，穷适幽情”之句，可见这张琴并非出自内府的宫琴，而是斲琴家制作的一件待售商品，它不是宫琴而是一张野斲。
三件鸿宝中的另外两件，“大圣遗音”内刻腹款“至德丙申”，为唐肃宗至德元年，“独幽”内刻腹款“太和丁未”，为唐文宗太和元年，证明两琴皆唐王更号改元后的制作，是宫廷乐队的用具，当然是庙堂之器。今佛利尔美术馆的这张“枯木龙吟”琴，不仅目察未见腹款，从透视片上也未见有腹款的痕迹。
华盛顿佛利尔美术馆藏唐琴枯木龙吟（局部）
如上所述，无款唐琴自然不可能是宫廷中的庙堂之器。或许由于这张琴铭文中刻的“大圣遗音”与“神骇鬼惊”似乎具有庙堂之器的气息，从而引发了阜西先生庙堂器之语？这种设想是完全可以否定的，因为这里所谓“大圣遗音”是指古琴的声音为先圣所遗留之音。
至于神骇鬼惊，按宋代朱长文所著《琴史》中所录盛唐琴家薛易简的《琴诀》中说：“琴之为乐，可以观风教，可以摄心魄，可以辨喜怒，可以悦情思，可以静神虑，可以壮胆勇，可以绝尘俗，可以格鬼神，此琴之善者也。鼓琴之士，志静气正，则听者易分；心乱神浊，则听者难辨矣。”可见“神骇鬼惊”亦即可以弹奏出格鬼神的效果。
故此，这则琴铭只是说明这张琴的声音和所能达到的效果，并不能据此将之定为庙堂之器。庙堂之器应该是具有四字腹款的唐琴，无款的唐琴应该是商品琴，商品琴自然属于野斲的范围。原为宫琴，亦可能沦为山林隐逸所有，而野斲之琴，在当代恐怕不可能成为宫琴。
五、“枯木龙吟”的作者及其制作年代
将这张“枯木龙吟”琴定为唐物是毫无疑问的。在半个世纪前看到王世襄先生所赠的照片时，仿佛 池沼内隐约有一条沟，遂与传世盛唐古琴“ 九霄环佩”、“春雷”两琴相联系， 曾疑为盛唐之作。
1995年后得叶承耀博士所拍照片，灯光照耀池内十分清楚，并无沟状存在，而琴面项腰有无圆楞殊不明显，惟底面两处的圆楞十分突出，因又有晚唐作之议。及至去岁亲眼得见该琴，始知盛唐、晚唐两说皆讹误，不能成立。
华盛顿佛利尔美术馆藏唐琴枯木龙吟（局部）
这张“枯木龙吟”琴面虽有稍平之象，而两侧近边处依然较为肥厚，且琴之项腰楞角亦皆削圆，中唐琴的风格甚为明显，但比之至德丙申所作则稍嫌不及，如是，则应为中唐较晚的制作。从“枯木龙吟”琴的透视片，可看出它是一张杉木琴，池沼间嵌之以桐木。其髹漆用纯鹿角灰胎，底板漆灰下用一层葛布，这是所见传世唐代雷氏琴的共同做法。据此，这张琴则应是唐代雷氏所作。
东坡《杂书琴事》中说，雷氏自开元至开成间世有人，然其子孙志于利，追世好而失家法。这张琴的面板弧度不及至德丙申琴圆厚，而略呈扁平之象，与故宫博物院所藏池内纳音已平而沼内犹开圆沟纳音的中唐古琴“玉玲珑”一样，都表现出 追世好渐失家法的变化特点。 这种变化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它们是中唐雷氏之作。
在传世唐琴中，池下刻“清和”大印者，计有中国音乐学院之原山东詹瀓秋藏师旷式“太古遗音”、辽宁省博物馆藏曾被定为宋物的伏羲式“九霄环佩”。惟此琴之大印与“太古遗音”的大印皆作细边，而两张“九霄环佩”之大印皆作宽边，其篆文布局完全相同，这种差异是否为宫琴、野斲之别，尚有待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