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连起｜五代宋金书法史论纲要
中国书法作为一种艺术是随汉字的产生变化而发展形成的，至汉代渐渐取得独立的地位。因为只有到隶书(包括隶书的草写章草出现后，作为书法艺术构成的基本因素笔法、结构和章法才开始具备并发展完善起来。五代两宋之前的汉、魏晋、隋唐这几个书法史上的辉煌时期无不伴随着一种新书体的产生、确立和完善。最成形的楷书，人称始于曹魏时的钟繇，那其实只是摆脱隶势的开始。其最终完善是隋唐时中国重新走向统一以后的事。特别是唐代，书融南北，楷法高度成熟，“楷法遒美”还是入仕的一条途径。更兼唐代国势强盛，文治武功显赫，宗教文化兴盛，社会对庄严端正的碑版楷书需求量非常之大，从大名家的名碑巨制，到不著名者所书的墓志塔铭，书碑楷书既风格多样又法备态足。因此后人便将这书碑楷书目为唐代书法的标志，即所谓的“唐人尚法”。唐人在楷书方面所达到的成就，确使后人很难逾越。而且，唐代之后，以往中国书法以发展的文字就不再演变更体，书法艺术变化从此失去了字体变更这一极其重要的依附条件。书法艺术怎样发展这一问题就摆在了唐以后的书家面前，特别是宋人的面前。
生于唐末而经历五代的杨凝式，从书法创作的实践中为此模索了方向，他的书法可称为由唐入宋的转轴。他在继承二王欧颜的基础上又大胆地对他们的成法进行了改造破方为圆，削繁成简，融各种书体遗意而创造出一种真兼行、行兼草的新体势，既不为成法所缚，又不流于狂怪无法，既可见艺术功力又适于抒发性情，从而启迪了宋人书法的发展。而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则从审美的高度对宋代书法的发展问题进行了全面地探索，他收集金石碑刻千卷为《集古录》今尚可见跋尾十卷四百余篇。其中涉及书法者很多，较全面地反映了他的书法美学思想。其跋《晋王献之法帖》云：
右王献之法帖。余尝喜览魏晋以来笔墨遗迹，而想前人之高致也。所谓法帖者，其事率皆吊哀侯病，叙睽离通讯问，施于家人朋友之间，不过数行而已。盖其初非用意，而逸笔余兴，淋漓挥洒，或妍或丑，百态横生，披卷发函，烂然在目，使人骤见惊绝，徐而视之，其意态愈无穷尽，故使后世得之以为奇玩，而想其为人也。于高文大册，何尝用此！而今人不然，至或弃百事，弊精疲神，以学书为事业，用此终老而穷年者，是真可笑也。
这简直是对“法帖”所下的定义。在这里，他针对“高文大册”一一应指法度严谨的楷书，突出强调了书法的抒情功能。其次，将“意态无穷”放在了书法审美的最重要位置，并提出了“或妍或丑”的审美判断，打破了晋唐以来书法中和平正、重视形式统一和谐的“尽善尽美”的审美思想。第三，反对“弊精疲神”学书，提倡人有“高致”、“初非用意”的任意挥洒。在他的其它论述中，他还提出了“学书为乐”、“学书消日”、学书要“不害情性”。这同将书法视为“《典》、《坟》之大猷，成国家之盛业”，关系到“纪纲人伦，显明君父”的唐人，其审美意识是完全不同的，但它却有着深刻的艺术发展的历史必然性。
在书法史上，虽然人们常说“晋人尚韵”，“唐人尚法”，但又往往将晋唐并称，就是因为这一时期（特别是魏晋）是行草楷书“新体”的创立期。人们必须首先重视字的点画、结构、形态，所以魏晋有关“书势”、“笔势”的论述最多。六朝“美姿容”、“尚韵度”的风尚也无形地助长了书法艺术对形式美的关注。尽管此时已有“意在笔先”的提法，但这个“意”不是指情感，而是指创作前的艺术构思，是“理性”概念。唐代重视法度，强调情理和谐统一，“情”更严格受控于“理”。虞世南、李世民强调作书要“心正气和”，孙过庭《书谱》探讨了各种形式美的对立统一主张的依然是“不激不厉，心气平和”，而且更强调了“学成规矩，思通楷则”。但随着书法形式美的完善和唐楷法则的成熟，书法艺术的抒情功能便越来越表现出来了。《书谱》已谈到书法艺术可以“达其情性，形其哀乐”。李嗣真在《书后品》中更首创“逸品”这一书法品评标准，并置于“上上品”之前。逸品在绘画理论中曾引起广泛的讨论，是文人画兴起的重要理论支点。窦蒙《述书赋语例字格》解释为“纵任无方曰逸”。很明显是针对维护中和平正之美的“方”，即“法”的。真则在书法的创作实践中，对初唐以来人们奉为圭臬的王书成法进行了变革，特别是他的行书，书法几乎完全为适应情感的抒发，彻底打破了不激不厉的中和之美。宋人正是从这一点上看重颜真卿的。欧阳修在其《试笔》中说：
古人各自为书，用法同而为字异，然后能名于世。若夫求悦俗以取媚，兹岂复有天真耶！唐所谓欧虞褚陆，至于颜柳，皆自名家，盖各因其性，则为之亦不为难矣。
这里，虽然罗列了欧虞褚陆还有柳，但强调的却是“各因其性”为书，而这一点只有颜行书最能体现。所以，尽管在唐代颜书同李邕书、徐浩书在伯仲之间，欧阳修却把它提到唐人中的独尊地位，并与五代的杨凝式并称（其中因重人品而重书品的问题待后面再论)。当然，晚唐禅宗思想的渗透，皎然、司空图等文艺思想的影响，也都在促使艺术进一步摆脱和淡化儒家宣扬的济世功能。欧阳修在给石介的信中说:“夫书，一艺尔”。就是承认艺术就是艺术。欧阳修的书论，实际上是这一时期书法美学思想的总结和发展。尽管欧阳修不是划时代的书法大家，但他是当时的文坛领袖，因此，他理直气地提出“学书当自成一家之体，其模仿他人，谓之奴书。”他的这些观点及作风，也就直接影响了稍后的宋代书风的代表人物苏、黄、米，特别是苏轼。所以苏轼一方面高喊“鲁公变法出新意”，一方面大讲“君子可寓意于物而不可留意于物”。“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我书造意本无法。”从而为宋人书的“尚意”和轻法风气奠定了基础。
宋人书风的形成，还同其社会历史环境有着直接的关系。安史之乱破坏了盛唐的大统，藩镇割据农民起义，最终葬送了唐帝国，中国又一次经历了社会大动乱的分裂局面。自唐末至宋，梁唐晋汉周是为五代，同时并存的还有南唐、吴越、前蜀、后蜀、南汉、北汉、吴、闽、楚、南平十国。五代仅有53年，但实际上的战乱要比这长得多，即便从黄巢退出长安、朱温做宣武军节度使的唐中和三年(883年)算起，到十国中最后一国北汉灭亡的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止，也有97年。这时期，特别是中原地区，几乎成了军阀们进行争夺劫掠的战场，人民饱受战乱之苦，社会经济文化遭到了空前的破坏。封建社会的人伦道德也几乎葬尽。五个短命朝代的统治者几乎都是前一朝代的纂权者，特别是石敬塘为做儿皇帝而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族政权，使得后来统一了(大半)中国的赵宋王朝三百年来一直处于被动的守势。宋建国于公元960年，至公元1126年国都汴梁(开封)被金人攻占，史称北宋。赵构南逃称帝临安(杭州)，是为南宋，版图更为缩小，1278年被元所灭。北方：契丹族于947年建国号辽，女真族兴起，1115年灭辽建立金朝，1234年亡于蒙古。由此可知，所谓宋朝的统一，是不能同汉唐相提并论的。
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也是通过“陈桥兵变”而黄袍加身的。为了防止他人的效法，宋初统治者采取了很多措施以巩固中央政权。对武将，是收回他们的兵权；对士人，是扩大他们的仕途。但这种政策本身就是利弊相兼的。宋太祖赵匡胤在“杯酒释兵权”时对将军们说：“人生过隙尔，不如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这实际上是在倡导奢侈腐化。而为争取和安抚士人，竟几十倍地扩大了科举取士的人数。宋子京曾指出当时是：“官五倍于旧”这个巨大的生活优裕的官僚阶层，其于精神文化生活方面的需求是非常大的，这也是推动宋代各种文艺繁荣的一个重要因素。以书法为例，其对法帖样本的需要就远远超过了唐代。这就迫使法帖的复制由唐人盛行的双勾填墨改变成了刻石传拓，这是宋代刻帖兴盛的直接原因。
由于痛感唐末五代伦理道德和封建秩序的破坏，北宋人求统一安定的“尊王”意识很强烈，很多儒者都用心于封建伦理观念的建树，但对于同是儒家信条的“攘夷”却十分轻描淡写，这反映出宋国势不强给人们心理上投下的阴影。有宋一代，党派之争层出不穷，战与和、守与降、革新变法与守旧的斗争空前激烈。另一方面，宋太祖曾有不杀文臣及言事者的遗训。宋代朝廷优礼文臣科举制发达，又致使士大夫们以天下为己任，关心国家兴亡。这些，使得宋代大夫阶层的社会心理常常处于矛盾和躁动的状态，既有积极入世、勇于进取的热情，又有政治上失意、怕遭排斥打击的烦恼不安。特别是后者，往往以文艺寻求解脱，表示超然。这也同时助长了表现自我、标榜自我的风气。这是宋代特定社会状况及矛盾在人的思想意识上引起的复杂反映。以文坛领袖欧阳修为例，他自修《新五代史》，仿孔子《春秋》笔法重新评定五代人物，是韩愈儒家卫道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这种思想倾向最终导致了理学的产生。但也同是这位六一公，又是使书画脱离儒家“兴教化、助人伦”济世功能使之变为士人适意遣兴的消闲艺术的倡导者。作为上层建筑领域的书法艺术，便深深地打上了这个时代的烙印：
1. 宋人行书独盛，较之唐人的草行特别是楷书的兴盛，宋人显得只擅长行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宋人国力不强，名功纪事的书碑工楷之书需求量大减。经济的发展，科学的进步，商业的繁荣，又使宋人重视物质享受而宗教观念淡薄，这样，寺庙之碑不仅数量大减，而且也失去了唐代的端严神圣。而士大夫不论是仕宦得意还是失意，都需要用书法来遣兴适意抒发情怀。方正端的楷书或“点画费烦求”的草书，自然都不如挥酒任意的行书了。
2.宋人书尚意轻法，书贵自运。唐末五代战乱，使唐及之前的学书师生父子亲相授受笔法的传统中断，这是使欧阳修感叹“书之废莫废于今”的一个原因。但也正因为这样，反而促使有识之士少有束缚而更能发挥独创精神。苏轼、黄庭坚、米芾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们学书基本上都是学无定法，几乎都近于“自学成才”而无所谓“名师”指授。苏黄相交最深，但评苏书，黄庭坚多次说“东坡少时规模徐会稽”，即学徐浩，而东坡之子苏过则说乃父“少时喜二王书，晚乃喜颜平原，故时有二家风气。俗子不知，妄谓学徐浩，陋矣。”最得意的门生和儿子的意见竟如此相左其实还是东坡自己说的贴切这就是“自出新意，不践古人。”
3.宋人书纵逸欹侧，怒张躁露。宋代由于国力不强，坛渊之盟后更被迫向辽，以后又向西夏、金、元岁输币帛，进而称叔称伯。这样就使得屈辱不平之气广泛存于人们心间。更兼党争党祸不断，亦助长了人们情感的郁勃躁露。宋人这种心理表现带有很大的普遍性。严羽评苏黄诗、米字时说：“坡、谷诸公之诗，如米元章之字虽笔力劲健，终有子路未事夫子时气象。”黄山谷评米字亦有“似仲由未见孔子时风气”之句，都是指其怒张躁露。怒张或弩张在后来是对宋人书法的批评，但在宋代，却是一种赞扬。楼玥颜真卿《裴将军诗》即云:“其剑拔弩张之势，非忠肝义胆不能为，此所谓言言如严霜烈日，真可畏而仰哉!”
4.宋人论书，人品与书品紧密相连。这也同宋承五季之乱，人们对人伦道德非常重视有关，当然与道学更有关。欧阳修评颜字即云:“斯人忠义出于天性，故其字画刚劲独立，不袭前迹，挺然奇伟，有似其为人。”甚至说:“使颜公书虽不佳，后世见者必宝也。”不仅是书以人重，简直是人品决定书品了！宋人独尊颜真卿，就是这种社会心理的表现。发展下去，字写的不好的人也可以理直气地说:“我所学者，唐之忠臣，公所学者，汉之篡贼耳。”这种书以人贵的社会心理，除影响后代书论在很多情况下不能实事求是地评价一些书法家外，还直接产生了一个负作用，就是米芾所说的“学权贵书”。因为凡当权者必以人品自诩、宣和间蔡京当权，其时所撰之《宣和书谱》，对蔡京人品书品的奖可称无以复加。一时学蔡书者之多，更甚于米芾所说的学李宗谔、宋绶、韩琦，蔡襄、王安石。它对明清之际的书论更起了直接影响。
5.宋人书学刻本。唐末五代之乱，对文物造成的破坏极大，就连唐太宗殉葬昭陵的《兰亭序》也被温韬盗陵毁之，后又有靖康之乱，宋御府苦心搜集的书画文物再道劫难。法书真迹日见其少，而学书之人日见其多唐人双勾廓填之法已供不应求，刻石传拓之法便应运而生。《淳化阁帖》之后，各种汇帖越来越多，以至后人将宋人书称之为“帖学”书法。初刻拓本难得，于是就重刻、翻刻。不仅盛行刻汇帖，而且也流行刻单帖。北宋人迷信《兰亭序》，南宋人闹《保母砖》。原刻都不能完全反映出原帖墨迹的笔致风神，辗转翻刻当然就更笔意迷离模糊。这是后人指责宋人笔法破坏的一个重要因素。
以上所论，是宋人书风的主要特征及其形成原因。但是，一个时代，特别是两宋，不仅书法家人数众多，而且风格面貌也是多种多样。上述的总结和归纳，只能是一个轮廓式的把握，要全面认识五代两宋书法，还必须去了解这一时期书法家们的艺术活动，特别是他们的书法作品的风格特点、艺术水平、师承渊源及其在书法史上的历史地位亦即书法史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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