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子东：学术界的三大纪律

一、学术界的三大纪律

文｜许子东（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

（载2011年3月13日《羊城晚报》）

军队有三大纪律：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第三，一切缴获要归公。

学术界也有自己的三大纪律：

第一，一切研究不能听指挥。欧洲大学有高薪传统，就是要让教授摆脱政权和教会的控制。无论宗教、皇权、或党派或警察，学术研究都不应听从他们的支配和指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学术的基础。风骨乃文人的生命。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读书人以不服从命令为天职。能否做到是一回事，应不应该则是另一回事。

第二，多拿他人“一针一线”。“针线”即研究成果、学术资料、辞章经典。学术的目的是要说出和他人不同的真理（传递、重复真理，只是宣传、教育、礼拜……）。要与他人不同，须先知道他人至今为止就这个题目，已说了什么。故引经据典，不是为了掉书袋，而是讨论问题的平台。

多拿他人学术成果，但必须紧跟第三条纪律：一切引文要注出处。天下文章一大抄，有了注释就是“学问”，“忘了”注释就是“抄袭”。此理至明，不必多言。只是引文规则，中西传统有些不同。记得九十年代初在UCLA，我的论文是讨论张爱玲与上海“小市民”社会。宣读初稿后被李欧梵“狠批”，“为什么中国的学者文章写得好，注解却总是做不好呢？”后面一位要读论文的新加坡同学结果在课上昏厥送院。当时做访问学者的汪晖坐在旁边也很惊讶李教授之严厉（近日和王晓明夫妇、李欧梵夫妇在又一城饮茶，还谈及此事。李教授也记得很清楚，只是不知有同学送院）。后来我们议论，是否中国文人过去觉得文章乃天下公器，有人引用是光荣。多加注释岂非看不起读者？虽云“诗必盛唐、文必秦汉”，“无一字无出处”，但并不特别注明出处。而西方现代文明，处处强调个人权利。现在这么讲究注释，是否也和“知识产权”有关：拿了人家的“针线”，没有付费，至少也打个招呼吧？

二、为《学术界的三大纪律》作补充

文｜宁源声（广东信宜市松香厂办公室干部）

（载2011年3月20日《羊城晚报》）

近日阅读了许子东先生《学术界的三大纪律》（《羊城晚报》3月13日《人文周刊》b1广角版）一文，很受启发。

许先生提出，学术界也要有自己的三大纪律：第一，一切研究不能听指挥；第二，多拿他人“一针一线”；第三，一切引文要注出处。这三大纪律很好，是规范学术行为、端正学术风气、繁荣学术研究事业的重要举措。

有了第一条纪律，就有了学术的自由。学术自由是学术活动得以顺利开展，学术研究得以保持繁荣，学术创新成果得以大量涌现，从而推动社会不断进步的重要前提。只有追求学术自由，保障学术自由，才能切实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但是，自由与责任是如影随形，不可分割的。学者，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把学术自由与社会责任有机地结合起来，既要独立思考，又要谨慎立说，更要高度关注学术行为的社会效果。有鉴于此，我提议在第一条纪律后面加上一句：“但要自觉承担社会责任。”

有了第二条纪律，学者就会自觉博采众长，提高自己的专业学养，就有可能开拓创新。

有了第三条纪律，可以杜绝抄袭，端正文风，可以减少以讹传讹。学界以讹传讹的例子俯拾皆是。比如，有一句所谓鲁迅名言“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曾被人们反复引用，但据袁良骏先生《“地方色彩”·民族性·世界性》一文考证，这其实是一个以讹传讹的大笑话，翻遍《鲁迅全集》也找不到这句话。假如引用者能注明出处，也就不至于以讹传讹了。

学术著作不附书后索引，这是当前学界的一大通病。其实索引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它能够帮助读者迅速、准确地检索到书中的资料，节省翻检的时间和精力；它提供文献的线索，可以查找散见在书中的其他资料；它还可以用做信息数据统计，对鉴别著作的相互引用率等特别有用。可以说缺少索引的学术著作，其使用价值是要大打折扣的。

上世纪90年代，由匡亚明先生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我已先后买到《李白评传》、《杜甫评传》等10多种。这套丛书有个特别值得称道的共同优点：每本书正文后面都附列有《人名索引》、《文献索引》、《词语索引》各一份，检索起来十分方便。可惜具有这一优点的学术著作太少太少了。为此，我提议在“学术界的三大纪律”之外加上一条：一切学术著作都要附书后索引。不知许子东先生和读者诸君以为如何？

三、再说“学术界的三大纪律”

文｜许子东（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

（载2011年3月27日《羊城晚报》）

拙文“学术界的三大纪律”两周前刊出后见宁源声先生有文回应（《羊城晚报》3月20日），大致赞同，但也有点补充。就是“提议在第一条纪律（一切研究不能听指挥）后面加上一句：“但要自觉承担社会责任”。

对此我仔细想了想，觉得不太同意宁先生的这条补充。

一般说来，学术研究如果成功，自有积极的社会影响，比如袁隆平种水稻，钱钟书写《管锥篇》等等。但有时，明明成功伟大的研究，却被认为没有尽到“社会责任”，甚至还“罪责难逃”（如哥白尼的学说，如马寅初50年代的人口论，等等），这种时候，如果研究者放弃他的学术良心去听“社会责任”的指挥，结果如何众所周知。更有一种情况，研究本身是成功的，但研究成果的使用者却没有“自觉承担社会责任”（如诺贝尔发明的炸弹）。这时要研究者听指挥也来不及了。

所以，尤其是人文科学，尤其在中国，学术只能听从学术使命的指挥，其他“天地君亲师”，一概多谢。

老师的指挥？对不起，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亲友家人的干预、劝说要“小心”、要“配合”等，诚然都是好心，但也不能听。

政权的命令，集团利益、“党性原则”，或可指挥郭沫若，但无法指挥陈寅恪。

大地、母亲、祖国，当然是神圣的召唤。但鲁迅《藤野先生》中有一段话：“小而言之，为了国家，大而言之，为了学术。”

弄学术之人，为了学术而献身，这便是“道”，便是大写的自然，便是天理，也是最大最根本的“社会责任”。

在这个意义上，我又十分同意宁源声先生的建议了。

还是上次的一句话：能不能够是一回事，应不应该是另一回事。不要因为我们现在不能做一些事，就认为本来就不该做这些事。

微信来源@余编编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