鳌拜的“平反”之路:历经康雍乾三朝,功过是非终得盖棺定论

康熙八年(1669年),康熙皇帝“智擒鳌拜”,并当众定下鳌拜的“三十大罪状”,同时削夺了鳌拜的全部爵位和职务,不过康熙还是念及鳌拜的功勋,将“立斩”改为了“禁锢”,一代权臣鳌拜就此彻底倒台。不久之后,鳌拜便在狱中郁郁而终了。

然而,康熙皇帝在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的时候,为鳌拜的家人洗脱了罪名,进行了重新任用,并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对鳌拜进行了追封。到了雍正朝时期,雍正皇帝不仅重新恢复了鳌拜一等公的家族世袭爵位,之后更是将爵位提升为“一等超武公”,鳌拜家族也恢复了往日的荣光。而到了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乾隆皇帝重新厘定了鳌拜的家族世袭爵位,将其降为了一等男爵。至此,鳌拜的功过是非也就此盖棺定论了。

那么,鳌拜因为他的擅权专政而遭到了康熙皇帝的严惩,确实是他“咎由自取”的结果,为何还会被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帝王进行“平反”,并且重新厘定功过,在这里我就为大家来做一个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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鳌拜擅权专政不正,但是他确实是有大功于大清王朝的。

鳌拜,全名瓜尔佳·鳌拜,是努尔哈赤时期“开国五大臣”之一的费英东的亲侄子。

皇太极登基后金大汗后,鳌拜开始在军中崭露头角。每逢作战,鳌拜是身先士卒、作战勇猛,完全可以与他那被人称为“万人敌”的叔叔费英东相媲美。也正是因为如此,鳌拜深得皇太极的信任和器重,就此被提拔了亲兵队长。

崇德二年(1637)的“皮岛之战”,可以说是鳌拜人生重要的转折点。他率领着“敢死队”,顶着明军密集的炮火实现抢滩登陆,成为清军顺利夺下皮岛的关键。而他也因为在此战中英勇的表现,被皇太极赐予“巴图鲁”称号,鳌拜在两黄旗中的声望也是与日俱增。而在之后的明清“松锦大战”,以及清军入关后征讨李自成、张献忠,以及横扫南明小朝廷的战争中,鳌拜均立有大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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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德八年(1643年),皇太极骤然崩逝。在皇太极长子、肃亲王豪格与皇太极之弟、睿亲王多尔衮的皇位争夺战中,鳌拜与索尼等一众两黄旗的高级将领,坚定的站在了豪格一边,并且在豪格陷入劣势的时候,甚至要以死相拼来力挺豪格。

“吾辈食于帝,衣于帝,养育之恩,与天同大。若不立帝之子,则宁死从帝于地下。”

最终,在郑亲王济尔哈朗提出由皇太极的另一位皇子福临继承皇位后,鳌拜等人这才安稳下来,并纷纷表示拥护和支持。

可以说,皇太极的皇位能够安稳地传给皇子,进而将皇位保留在皇太极的世系下,鳌拜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可也正是因为如此,多尔衮对于鳌拜是非常的嫉恨。在“多尔衮专政”期间,鳌拜曾三次遭受多尔衮的打击和报复,甚至还险些因此丧命。然而,鳌拜却没有选择屈服,他继续坚持与多尔衮抗争,最终在多尔衮去世后,鳌拜得到了顺治皇帝的敬重,被重新委以重任。

顺治十八年(1661年),顺治皇帝去世,鳌拜与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被顺治皇帝任命为“辅政大臣”,共同辅佐年幼的康熙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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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的鳌拜虽然擅权专政,然而也正是在鳌拜等人的“带领”下,大清王朝度过了危机时刻,同时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首先是军事层面上。

在西南战场上,吴三桂深入缅甸,成功俘获并绞杀了永历皇帝朱由榔,彻底荡平了南明势力;东南沿海战场,郑成功集团也被彻底“驱赶”出了大陆,就此盘踞在台湾岛上隔海相望;其他各地的反抗势力也极尽扫灭。至此,明末清初长达数十年的大规模战乱局面结束,国家恢复到了安定状态。

其次是在政治上。

康熙皇帝登基之初,鳌拜等人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惩办了吴良辅,并一举取缔了“内廷十三衙门”,彻底断绝了清朝出现宦官专政的可能。而在吏治上,鳌拜严格执行“四格六法”的官员考评办法,精简官员队伍,提升衙门办事效率。同时,鳌拜还专门制定法令,严厉打击贪污腐败。

再次就是在经济上,鳌拜提出了两项影响深远的政策。

其一是“湖广填四川”,这为四川人口和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其二是实施“更名田”制度,有效地提升了底层农民的积极性,从而带动了社会生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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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鳌拜确实为大清王朝做出了极为突出的贡献,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朝堂上,鳌拜都承担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他的飞扬跋扈、目无君主,结党营私,擅权专政,也令康熙皇帝感到了不安,这才有了“智擒鳌拜”,将权力收归手中。只不过,鳌拜就是再张狂,他贪恋的只是权势和地位,并没有想过要谋反,也没有想过取康熙而代之。

而这也就成为了日后康熙、雍正、乾隆皇帝为鳌拜进行“平反”,并重新厘定功过是非的基础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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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为鳌拜“平反”,是因为他认识到自己确实做得太过了。

的确,康熙在年轻的时候就表现出了极强的果敢与魄力,可他的年轻气盛、做事考虑不周也在日后遭到了诟病。

这一点在两件事情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第一件事情就是康熙在没有做好充足准备的情况下,就以雷霆手段裁撤掉了以吴三桂为首“三藩”,这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是“三藩之乱”的导火索,并且让整个清军在战争初期处于全面劣势,整个大清王朝甚至都遭遇到了覆亡危机。对此康熙是难辞其咎的。

第二件事情就是以极为严厉的方式处置了鳌拜,让鳌拜彻底的身败名裂,毕竟鳌拜没有谋反之心,却最终承担上了最为严苛的罪名,而也最终使得鳌拜心灰意冷,被囚禁两个月后就在狱中郁郁而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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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康熙皇帝为鳌拜的家人洗脱了罪名,并重新启用了鳌拜之孙达福。

其实这个时候,人到中年的康熙皇帝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只是碍于情面,同时顾及到自己的帝王威严,不好直接为鳌拜“平反”,所以只得在鳌拜的家人身上进行弥补。

当然,康熙直到这个时候才对鳌拜的家人有所表示,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在前一年,也就是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康熙将“智擒鳌拜”的第一功臣,同时也是常年位居“百官之首”的索额图活活饿死,可以说为“平反”鳌拜铺平了道路。毕竟康熙作为帝王不会犯错,那如果鳌拜没有错,犯错的就只能是索额图。与此同时,“九子夺嫡”的趋势已经愈发明显,而朝中也因为党争而早已是乌烟瘴气,更让康熙感慨良多。

而到了康熙五十二年(1713),康熙又追赐一等阿思哈尼哈番,算是他为自己的年轻气盛,向鳌拜进行着道歉。

而就在前一年,也就是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康熙皇帝“二废皇太子”,对于康熙来说,反省自己年轻时期的“错误”,似乎成为了他这一时期的重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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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乾隆为鳌拜“平反”,更多的还是出于政治统治的考量。

雍正五年(1727),雍正皇帝恢复了鳌拜一等公的家族爵位世系,雍正如此行事,还是为了其皇权稳固的需要。

一方面,此时的雍正刚刚处理完包括八阿哥胤禩、九阿哥胤禟等一众自己的“政敌兄弟”以及鄂伦岱等众多自己的反对者,同时还拿下了年羹尧、隆科多等对自己有功之臣,雍正需要借助恢复鳌拜的家族爵位,从而为自己争取一些舆论主动,以安定人心。

另一方面,雍正这也是在积极安抚和拉拢朝中大臣,特别是那些“名门之后”,借此昭示自己的怀仁之心,使得其能够改变对于自己的态度,安心为自己效命,以维系皇权统治。

至于雍正皇帝在雍正九年(1731)的时候,将鳌拜家族的爵位加封为“一等超武公”,更多的还是对在西北战场上光荣战死的鳌拜之孙达福的肯定与表彰,同时也要通过此继续激烈朝臣与前方将士的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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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到了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乾隆皇帝对于鳌拜旧事重提。

“鳌拜当日自恃政柄在握,辄敢擅权骫法,邀结党羽,残害大臣,罪迹多端,难以枚举。”

于是,乾隆皇帝下旨将鳌拜的家族爵位世系又改为了一等男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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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乾隆皇帝此举也是出于政治统治的考量。

一来,这时大清王朝的统治非常稳固,他需要的是树立“忠君爱国”的意识,于是这才有了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前后编撰的《贰臣传》和《逆臣传》。而鳌拜毕竟是有过飞扬跋扈、擅权专政的行为,这是乾隆皇帝所不希望看到的,所以才会将鳌拜列为了“反面教材”。

二来,乾隆皇帝崇拜康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因而雍正过分抬高鳌拜地位的举动在乾隆看来是对康熙的“指责”,况且在此之前的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乾隆皇帝已经为遭到雍正惩治的胤禩、胤禟进行了“平反”,再次“推翻”自己父亲雍正的决定,也似乎成为了一种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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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鳌拜在康熙八年(1669年)彻底倒台后,经过康熙皇帝的“松口”,雍正皇帝的“跨越”式追封,以及乾隆皇帝的重新权衡,他的功过是非也最终得以了盖棺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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