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汉学 || 中国文学在荷兰语境中的接受
中国文学在荷兰语境中的接受史基本上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从1767年到19 世纪末的转译阶段、19世纪末出现的直译阶段、20世纪初到20世纪70年代之间转译和直译共同发展的阶段、20世纪后二十年至今直译快速发展的阶段。期间，翻译内容相应地发生了巨变，初期阶段中国古典文学占据翻译主流，而如今已发展到现当代文学和古典文学译介并重的阶段。
◆ ◆ 中国汉学在荷兰语境中的接受◆ ◆
初期阶段，中国文学在荷兰语境中的接受发展缓慢，且基本上借助转译手段，出现这一现象主要存在两方面的原因：
其一，在荷兰，大部分读者使用双语甚至多种语言。虽然荷兰语一直是日常交流用语，但在15世纪的荷兰，由于标准荷兰语尚未形成，以及学术界和教会使用拉丁语的缘故，拉丁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充当着荷兰的官方和教学用语。时至18世纪末，欧洲低地国家实际上处于法国统治之下。荷兰的文化生活受到法国的严重压制，剧院不准上演荷兰语戏剧，荷兰语图书刊物被禁止出版，教育内容几乎全部与法国有关，法语逐渐成为了荷兰另一官方和教学用语[1]。因此，当时荷兰的外国作品大多译自拉丁语和法语。与此同时，荷兰开始出现译自英语和德语的外国作品，第一部中国文学的荷兰语译著也于18世纪末问世，即1767年匿名出版的中篇小说《好逑传》（转译自英文版 The Pleasing History）。 此后，又过了半个多世纪，荷兰读者才接触到第二部中国作品——18 世纪中国小说《玉娇梨》，它从法语转译过来，于 1829 年在荷兰出版。
其二，当时的荷兰人对汉语语言文化的了解相当肤浅，荷汉翻译的学者们很难胜任把中国文学作品直译成荷兰语的工作。 尽管当时荷兰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亚洲国家保持着频繁的贸易往来， 但荷兰商人们大都只对与贸易相关的异国风土人情感兴趣，无意于了解他国的文学作品。在此期间，从事汉语文学翻译和研究的人多为欧洲传教士，意大利和法国传教士尤其活跃， 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经他们翻译成本国语后再被转译成其他欧洲语言。
17 世纪中下期，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在中国从事商贸活动，而随着东印度公司的发展，清政府与荷属殖民地巴达维亚（即现在的印度尼西亚）开始政治往来，并于1897年就在荷属东印度设置中国领事馆的问题与荷兰展开了交涉。外交政治局势的变化刺激了对荷汉翻译人员的需求。这些译员先在荷兰接受笔译和口译训练，之后去巴达维亚从事文职工作（在前殖民时代，巴达维亚就有一大片中国人居住的社区）。与此同时，荷兰也急需大批的“中国通”。在这种形势下，荷兰最古老的莱顿大学（创办于 1575 年）自1876 年创立了汉语语言文学系，之后开始招收汉语研究方向的本科生，并设立了中国语言和文学教授席位。一个多世纪以来，莱顿大学汉学院已经成为欧洲首屈一指的汉学重镇，为欧洲乃至全世界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杰出的汉学家，知名学者包括杜威·佛克马(Douwe Fokkema)、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伊德玛(Wilt Idema)、柯雷(Maghiel van Crevel)、贺麦晓(Michel Hockx)等。
1858 年居斯塔夫·薛力赫（Gustave Sehlegel）以荷兰政府翻译的身份在厦门和广州任职，回国后担任了莱顿大学中国语言与文学教授，并在其就职演讲中发表了题为《汉语研究的重要意义》的报告。1890 年，他与法国汉学家亨利·高第（Henri Gaudi）共同创办了西方第一份汉学学报—《通报》。 该学报不仅成为世界历史上最具权威性的汉语学术刊物之一， 而且通过刊物收集并直接发表了很多探讨中国文学和历史的论文。 在较为浓厚的汉学氛围的影响下，1897年出版了第一部直接从汉语翻译过来的中国文学作品《老子》。 译者汉学家亨利·波热尔（Henri Borel）师从莱顿大学汉语语言文学学会首位教授古斯塔夫·施莱格尔（Gustaaf Schlegel）。 此外，波热尔还出版了儒家思想专集译著。至此，直译的中国文学作品终于开始进入荷兰翻译界的视野。
19 世纪末，荷兰的教育质量逐步提高，荷兰语也在发生着变化，例如拼写和语法规则的简化与标准化。显然，教育水平的发展以及标准语言的普及提高了荷兰人的读写能力，无形之中扩大了读者群。由于荷兰学校课程大纲中包含了欧洲语言，且规定从中学直至毕业，学生要必修至少一门欧洲语言，因此大部分荷兰人都能使用多门语言。但即使在荷兰阅读外国文学的需求增长之后，我们仍可明显看出不是所有读者都能完全适应阅读外语，至少他们中大部分人都偏爱荷兰语。因此，大受欢迎的英译、德译或法译汉语作品很快都能被转译为荷兰语。而大部分直译的工作都是由汉语研究功底较深的学者来承担，他们中有些先和出版商签约，再由出版商为之推荐某部作品，然后才开始翻译；有些则是被指定去翻译某部知名著作。
在 20 世纪头十年里，对中国文学的译介工作处于停顿期，出现了中荷译介史上的空白和断裂。从 20 世纪 20 年代到 50 年代年间，翻译作品的数量才又开始逐渐增多。期间，不得不提的是荷兰著名汉学家高罗佩（Robert van Gulik），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现代西方对传播中国文化做出最大贡献的人。他直译的《狄公案》系列小说（Judge Dee Mysteries）的影响远超过很多其他西方研究中国的著作。在学术圈外，很多荷兰人乃至欧洲人对中国的印象和了解，往往与《狄公案》有着斩割不断的联系。而且，此套小说在西方雅俗共赏，影响不限于只读通俗小说的普通大众。高罗佩《狄公案》发行量达到上百万册，并被译成多种外文出版。高罗佩翻译的系列小说不仅体现了中国法律及社会等方面的内容，而且涵盖了丰富的中国文化与艺术的知识，《断指记》就是其中一例。在 1964 年荷兰的“书籍周”上，该书曾被免费赠送给买书的人；他的另一本《黄金案》被荷兰贝尔纳亲王翻译成西班牙文出版。他因成功地把唐朝官员狄仁杰塑造成了“中国的福尔摩斯”的形象而享誉西方国家，在中国与西方文化交流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这一时期，受到荷兰翻译们青睐的原著大都属于中国古代哲学和文学经典。哲学作品主要是公元前 4 世纪到 3 世纪的典籍，如《道德经》、《易经》和《四书》；而古典小说包括 16 世纪小说《水浒传》、《三国演义》和《金瓶梅》，以及 18 世纪长篇小说《红楼梦》和唐代（618－906）诗人李白的诗作。1939 年，第一部荷兰语版现代中国小说问世，即从德语转译过来的《子夜》。
从 20 世纪 20 年代到 50 年代期间，直接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逐渐增多。但随着 1949 年印度尼西亚宣布独立，荷兰人对汉语研究的兴趣逐渐呈衰微之势，莱顿大学汉学教授艾瑞克·祖尔雪（Erik Zürcher）在《道听途说来的毛》（Mao from Hearsay）一文中提到，每年只有一两名新生选择汉语作为研究方向。这个数字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才又开始有所增长，到 1986 年达到顶峰，近 90 名学生选择了该方向。近三四十年间，汉学学生数量的变化可从下表中窥见一斑：
* 资料来源: 荷兰莱顿大学文学院汉学系
1976 年，中国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中国大陆一改近三十年的“闭关锁国”政策，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此举引起荷兰学生对中国的兴趣，这导致荷兰汉学学生数量逐年增加， 并使他们有机会去中国学习和生活，从而获得关于中国语言和文化的第一手材料。 逐渐升温的“汉学热”波及荷兰的普通民众，至 1986 年荷兰人已经可以通过相当普及的电视直播节目接触到中国文化。
20 世纪 70 年代，大部分中国文学方面的译著仍属于古代经典范畴， 但同时也出版了毛泽东的若干诗集、17 世纪作家蒲松龄的志怪故事集以及老舍的小说《骆驼祥子》等。
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国际交流的日益频繁，全球化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开始新的崛起，西方学者们觉得有必要通过考察现代中国文学来研究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现状， 而当代文学更能直接反映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和文化变革全貌[2]。 这样一来，中国文学在荷兰语境中的接受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原来的译介工作以古典文学为主流， 如今出现了现当代中国文学和古典文学的译介并重的趋势。
因攻读汉学的新生数量快速增多，为了满足大学在校生的需求， 荷兰莱顿大学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过去的汉学研究侧重于古汉语和古典文学，而现当代汉语语言文学成为新兴汉学研究的重中之中。 在新形势下，荷兰译者同时面临着挑战和机遇。旧的研究体制偏重古汉语， 荷兰译者根据这一指导思想大量翻译古典文学作品。新的研究体制出台后，译者转向现当代中国文学作品的译介工作。
越来越多的当代中国文学作品被直接翻译成荷兰语，例如当代作家张洁的《方舟》、《爱是不能忘记的》和《沉重的翅膀》等；张贤亮的两部当代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和《绿化树》，以及 1990 年推出王安忆的《小鲍庄》等，其中比较有影响的作品应该是古华的《芙蓉镇》和谌容的《人到中年》。韩少功的《马桥词典》、莫言的《丰乳肥臀》和《檀香刑》、卫慧的《上海宝贝》、棉棉的《糖》在中国大陆问世不久之后，很快被翻译成荷兰语，在荷兰和比利时佛莱芒地区产生了很好的反响。而包括诗歌和散文在内的古典文学作品大都被收入断代文集以及单个作家的作品专集，如唐代诗人白居易和崔颢的诗歌集。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前任院长、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伊德玛是著名的汉学家和翻译家，他的翻译诗集《一面中国古诗的镜子》在荷兰轰动一时，荣获 1992 年度荷兰最佳文学翻译图书奖——“马提努斯·耐霍夫奖”。
至 20 世纪 90 年代， 可能是由于市场饱和以及其他领域良好的就业前景， 研究中国文学的学生数量呈下降之势，但新的译著数量一直处于上升趋势。下图（图一：汉译荷兰语的译作量）是关于汉译荷兰语作品量的调查， 从中可以看到 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新的译作数量呈缓慢增长之势，进入 80 年代后增长速度加快，到了 90 年代增长速度则急剧加快。20 世纪最后二十年里，翻译成荷兰语的中国作品数量成倍增多。期间，热衷于翻译工作的荷兰汉学家队伍开始壮大， 荷兰出版界出版中国文学作品的热情空前高涨，众多荷兰文学杂志和期刊求稿若渴，纷纷刊登汉语诗歌和短篇小说的译作。 例如，《荷兰月报》、《阿马达》、《指南》和《标准》等期刊。《创造》和《吠犬》这两家文学杂志分别在 1993 年和 1994 年推出被译介到荷兰的当代中国作家。 1996 年，荷兰莱顿大学和比利时鲁汶大学的几位青年汉学家联合创办了《文火》杂志，专门介绍中国文学在荷兰语境中的接受。 尽管发表在文学期刊上的中国文学译作最初没有进入当代汉学家的研究视野， 但文学期刊的存在予以普通荷兰读者更灵活、 更自由和更大的选择机会。值得注意的是，综合类文学杂志为荷兰读者轻松接触中国文学创造了便利条件， 对中国文学在荷兰的译介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从转译和直译作品数量之比可以看出汉学家数量的增加。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转译和直译作品数量的差距呈扩大趋势，从 70 年开始差距逐渐缩小，直到 1988 年直译作品数量最终超过转译作品数量（如图二：“直译和转译”所示）。 自此之后，直译量呈快速增长趋势。
若干重要因素促使直译作品出版量快速增加。一是 20 世纪 80 年代研究汉语文学的学生数量比较多； 二是汉语研究性质的变化造就了新一代的文学译者。虽说此后的学生数量有所下降，但大量中青年译者已经小有威望，预计将来直译量会持续走高。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通过转译的中国文学中存在大量的谬误和遗漏。很多转译的中国文学作品，在当时主要是为了快速传播外国的文学和文化， 基于在商业目的翻译的基础上。1996 年创办的《文火》杂志，专门向读者介绍中荷翻译认为值得翻译的、不带商业动机的中国文学。《文火》杂志的主编、青年翻译家林克（Mark Leenhouts）在多个公开场合表示，虽然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早已有了荷兰语缩写版，但翻译质量与完整性与其世界名著的地位不符，《文火》杂志麾下的翻译们决心要以集体的力量译出完整的、高质量的《红楼梦》。
无庸赘言，随着中国经济和国际经济的接轨，全球化经济的大背景不仅有利于传统汉学自身的革新以及与国学的交融， 而且也有利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在西方的发展。 中国文学在荷兰语境中的接受与荷兰汉语研究的态势如影随形， 同时也受到荷兰语读者阅读习惯的影响。 随着荷兰语中国文学读者群的扩大和人们对中国的兴趣的提高， 中国文学的荷兰语翻译市场也会随之扩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