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溪》唐·张旭
中国古代的文人往往是多面手。顾虎头是画绝，文绝，痴绝；王摩诘是诗、画双绝，兼善音律；苏轼则是诗、书、画三绝，这样的例子历代都有。但是，若说整个大唐时代的“三绝”，那就要算到“李白诗歌”“裴旻剑舞”和“张旭草书”，这三门绝技，代表了大唐的精神高度。这三位高手，其实也是多面手，比如张旭，不仅擅长草书，写诗也颇具画意，清新脱俗。
桃花溪
张旭
隐隐飞桥隔野烟，石矶西畔问渔船。
桃花尽日随流水，洞在清溪何处边？
1、隐隐：隐约不分明。
2、石矶：水中积石或水边突出的岩石、石堆。
3、尽日：整天，整日。
4、洞：指《桃花源记》中武陵渔人找到的洞口。
桃花最重要的象征意义是美人、青春、生命，所以才会有“人面桃花相映红”。但是，桃花不仅有这一个象征义，在古代，它还有另外一个重要象征义，就是隐逸，而这个象征义，是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开始的：“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捕鱼人怀着好奇心去寻找桃林的尽头，结果发现了一个纯美的世界。在那里，土地平旷，屋舍俨然；在那里，黄发垂髫，怡然自乐；在那里，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个世界，以后就被人叫作桃花源，大概相当于中国版的乌托邦。
陶渊明创造了这么一个令人神往的世外桃源，从那之后，桃花源就成为中国文学创作的一个母题，张旭的这首《桃花溪》其实是《桃花源记》的诗歌版。根据一个母题进行不同文体的再创作，这有点儿像现在的作文改写吧？把记叙文改成议论文，把说明文改成记叙文，等等。那我们就看看，张旭怎么把一篇几百字的散文改写成一首二十八字的七言绝句。
先看第一句“隐隐飞桥隔野烟”。这一看就是一个远景镜头。诗人此刻在哪儿？他应该就像当年的捕鱼人一样，走到了一个山谷。山峦雄伟，溪谷幽深。向里面远远望去，只见云雾缭绕，一座长桥若隐若现，好像在凌空飞腾，这是一个多么神秘的所在呀。而且，静止的长桥和流动的云烟相映成趣。本来，若以长桥做参照物，当然会看见云烟飞舞；但是，诗人眼前笼罩的是轻云薄雾，长桥还在远处，若是把云烟当作参照物，就好像看见长桥飞动。这真是亦真亦幻，恍若神仙世界。烟霞本来就是神仙世界的标配，头一句诗，就已经点染出了桃花溪的仙气。光有仙气还不够，这句诗还有画意。飞雾、长桥，还有背后的幽谷、高山，多像范宽的《溪山行旅图》！但是，中国的山水画很少有纯正的山水，山水之外，还必须得有人的活动。就像范宽的《溪山行旅图》一定要有一队商旅一样，诗人用文字勾勒的这幅山水画，也一定要有人，才能让这幅画活起来。人在哪里呢？
第二句“石矶西畔问渔船”。这是从远景拉回近景了。远处云霞缥缈，近处则是溪水潺潺。飞溅的溪水中露出了嶙峋的大石头，一艘小渔船就泊在石矶西畔。有小渔船，自然就有打鱼人。诗人沉浸在之前那种亦真亦幻的情境中，猛然看见打鱼人，一定会把他当成当年误入桃花源的渔夫吧。既然有了这种恍惚感，那“问”字也就脱口而出了。而这“问”字一出，实际上，画里除了渔夫，又多了一个人。谁呀？诗人自己。诗人本来是在看山水，看渔船。山水也罢，渔船也罢，对他而言都是客体。但他内心一动，开口一问，就把自己也放进画里来了，而且，还成了画的主体；这首诗，也就从纯粹风景的描述，进入诗人的心灵世界了，这就是所谓“情景交融”。那诗人到底要问什么呢？
看下两句：“桃花尽日随流水，洞在清溪何处边？”从画面的角度来讲，这其实是从全景到了细节，到了眼前了。诗人眼前，就是清澈的溪水，溪水上桃花片片，随波逐流，流出山谷，流向人间。这很像刘慎虚写的“时有落花至，远随流水香”。但是，因为有了“石矶西畔问渔船”做铺垫，诗人的心情当然和刘慎虚不同，接下来的内容也就不同了。诗人还惦记着桃花源，他觉得，这水中的片片飞红，一定就是桃花源里的缤纷落英，沿着这溪水，一定能走进那个世外桃源。既然如此，问题也就出来了：这桃花整天随着流水漂向红尘，却不知那红尘之外的桃源洞口，究竟在这清清溪水的哪一边？这轻飘飘的一问，背后是诗人的几许神往啊。
诗人当然知道，此山非彼山，此水非彼水，此渔夫非彼渔夫，此桃花溪也非彼桃花源。这样想来，诗人应该不会真的问渔夫什么问题吧。所以，他这一问看似是实的，其实又是虚的。但是，通过他这一问我们也知道了，在内心深处，诗人多么希望，真的能有那样一个世外桃源啊。所以，问题虽然是虚的，但情感又是实的，整首诗就笼罩在虚虚实实之间，显得特别缥缈、空灵。好像一幅水墨山水画，让人见之忘俗，甚至生出悠然出尘之想。
回到开头说的文章改写这个主题。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是一篇散文，有将近四百字。而《桃花溪》是一首七言绝句，只有二十八字。蘅塘退士在《唐诗三百首》中说，这四句诗就相当于一篇《桃花源记》。到底相当不相当呢？这不好说。但是要知道，不同的文体有不同的妙处。散文的妙处是什么？叙事清楚，头尾连贯。我们写历史人物的传记，就必须用散文体。那绝句的好处是什么？凝练隽永，余韵悠长。有画意，甚至有禅意。比如这首《桃花溪》。
什么人能写出如此清淡出尘的诗呢？这就得说到它的作者——草圣张旭了。张旭是书法家，在唐朝，他的草书和李白的诗歌、裴旻的剑舞合称三绝，都是洒落飘逸，有龙凤之姿。草书一绝还不够，张旭喝酒也是一绝，和李白有得一拼。杜甫有一组《饮中八仙歌》，所谓“饮中八仙”，不仅有李白，还有张旭。杜甫说：“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李白要喝一斗酒才会“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而张旭呢？三杯之后，就要脱帽露顶了。这在当时可不得了。要知道，唐朝成年人束发戴冠，那是基本的礼貌，就相当于现代人必须得穿上衣服，不能打赤膊。但是，张旭只要一喝醉，就要把冠摘下来，露出头发，哪怕在正式场合，在王公面前，也不以为意。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写字。据说，张旭一旦兴致来了，痛饮三杯之后，就会手舞足蹈，狂呼乱叫，甚至拿头发当毛笔，蘸了墨汁，尽情挥洒。大概只有这样，才能摆脱所有束缚，得到艺术上的自由吧。所以杜甫才说他“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这种狂放，不亚于李白的“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张旭酒喝得豪迈，字也写得潇洒磊落，代表了狂草发展的极致。草书没到这个地步，还不叫狂草，一旦过了这个界限，那文字也就不能辨认，成了抽象的点泼绘画了。
那有没有人会觉得张旭的人、张旭的字和张旭的诗不符啊？李白行为潇洒，所以作诗也豪放，这是相辅相成。而张旭呢？行为如此潇洒，写字如此狂放，为什么写诗却如此清淡空灵？其实，张旭的字和张旭的诗，有一个内在统一，那就是逸，飘逸的逸。他的心飘在天上，表现为诗，是烟霞气象，飘然出尘；表现为字，则是俊逸流畅，从天而降；如果表现为画呢？那一定是淡墨山水，满纸云烟吧。换句话说，李白狂的背后，是内心的雄，是牛到天上去，而张旭狂的背后，恰恰是内心的淡，是飘到天上去。所以这样的两个人，才能殊途同归，都自由自在，傲视王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