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欧洲中世纪城市人口较少，不一定是生产力低下的原因。

7世纪的唐代长安，11世纪的宋代汴梁人口均超过百万。而同时期的伦敦，巴黎等人口多不超过10万，这已经成为网络上津津乐道的话题。

但我们要知道，在欧洲古典时代和中世纪早期，同样存在人口百万的大城市。

罗马帝国建立后，中央集权制度的出现使得罗马城市人口急剧膨胀，到公元1年前后，罗马城人口已经达到75-100万。

而根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公元2年即西汉元始二年，当时长安有居民8万户，按每户5口人计算是40万人，再加上驻军，官吏，宫廷，人口大约是50万人。罗马城的人口是在汉长安之上的。

而且很快罗马城就不再是西方世界最大城市了，公元330年5月11日，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在拜占廷建立新都，命名为新罗马，后多称为君士坦丁堡。在建成后几十年人口就超过了罗马城。

在那个时代，对人口数量影响最大的因素是政治，无论是罗马帝国还是中国唐宋，都可以让粮食和人口源源不断的从帝国各地输往首都，而不用太考虑经济成本问题。（罗马帝国每年输入1500万蒲式耳粮食）

这就是中央集权时代的欧洲同样也能建设超大规模的大城市，而帝国衰亡后却做不到的原因。

中世纪欧洲不再出现人口过百万的大城市，不一定是生产力倒退（实际上欧洲农业在中世纪有进步），而是欧洲告别了中央集权，走向了另一个方向。

而且，虽然中世纪以后欧洲人口不再向政治中心集中，但欧洲中世纪城市化水平并不低下，在9-10世纪，英格兰的城市化比例已经达到了10%----和同时期北宋其实差不多，远远超过后代的明清。

二，宋代大城市的糟糕环境

今天网络上不少人吹捧唐长安，宋汴京，偶尔也有人吹下明南京。但却没什么人吹清北京的，因为距离产生美，晚清留下了太多照片和影像。

宋代不是有《清明上河图》吗？

但《清明上河图》是张择端作为翰林画院的供职画家奉宋徽宗之命而作的，目的是为宣扬当时的仁道统治。

众所周知，给皇帝作画不能太写实，皇帝脸上的麻子，与都城里的脏乱差，最好不要画出来。

所以只有搭配那个时代的文字记载，我们才能知道实情。

司马光形容当时北宋汴京街道状况有一首诗句“红尘昼夜飞，车马古今迹”，宋代城市道路多为土路，无论白天黑夜都是尘土飞扬，牲畜留下的粪便长期留在街道上。

所以很明显，宋代首都街道上是没有每天扫好几趟的清扫阿姨的。

宋代的达官贵人出行，需要有专人在车前拿着水罐洒路，以免灰尘太大让贵人烦心。这种情况相当普遍。江南地区或许有些小城市有条件用石板铺路，但情况也不多见。

不仅如此，宋人还污染水源。南宋时期，杭州西湖上“疱厨湢室悉处其上”，意思是西湖旁集中了厨房和浴室。而且达官显贵们在此“濯秽洗马，无所不施”。宋人更将厨余垃圾丢弃到城市中的沟渠和水源中。

由于宋代推行土葬禁止火葬，因此对很多城市贫民来说“死无葬身之地”，只能将尸体丢弃到河渠中，在北宋和南宋都有很多记载。

毫无疑问，当时的西湖污染严重，掉到这样的湖中，会比今天严重得多。

死后能进乱葬岗其实不是最惨的。

另外，宋代都城集中了军工业，所以工业污染也不小。大炉作、小炉作、铁作等金属冶炼方面的手工业生产，产生的废气数量大、毒性大，严重的污染了城市空气。

最后还有繁荣的商业：

天下苦蚊蚋，都城独马行街无蚊蚋。马行街者，都城之夜市酒楼极繁盛处也。蚊蚋恶油，而马行人物嘈杂，灯火照天，每至四鼓罢，故永绝蚊蚋。

所以宋代的大城市，和欧洲中世纪大城市一样并不宜居。

1793年英国使团访问北京，对北京的一个好印象就是发现农民会来城市中采集粪便用于施肥，从而略微减轻了城市的环境压力。

当时的伦敦已经由下水道来排污，所以英国人才会对北京的“人工捡粪”感到吃惊。但在中世纪时期，英国城市的垃圾同样是由农民来收集的：

1405年伦敦，要求在房子开建之前先挖好厕坑，坑中留有洞眼以便污水被土壤吸收，还有个木盖可定期揭开，可将污物运到小车上再运到城市周围耕地里。

清代的粪车

北宋汴京城内有多条河流，所以排污主要是通过这些河渠进行的，（皇家使用的叫御沟）但这些河流既是排污口，又是主要的水源（水井很少）。现代人肯定是无法接受的。

天圣四年（1026 年），开封府在给宋仁宗的奏折里说：“新旧城凡为沟注河中，凡二百五十三

北宋汴京虽然也有类似下水道的排水暗沟，但应该并不广泛，利用也不充分，不但起不到效果，还成为盗匪和黑社会的控制的地下娱乐街.

京师沟渠极深广，亡命多匿其中，自名为“无忧洞”，甚者盗匿妇人，又谓之“鬼樊楼”。国初至兵兴常有之，虽才尹不能绝也

最后，还有政府作为。

实际上无论是欧洲城市，还是中国城市，对治理城市环境卫生，都是努力在作为，例如制定禁止随意丢弃垃圾的法律，提供公共墓地，救济所来帮助穷人等等，但制定是一回事，实际效果又是另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