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通英文、德文、梵文、巴利文，能阅俄文、法文，尤精于吐火罗文，是世界上仅有的精于此语言的几位学者之一。这说的就是季羡林老先生。提到他的名字，大家想必都已熟悉不已。“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他笔下那些关于人生的参悟，可谓睿智深刻，可他的人生故事却随着他的远去变得扑朔迷离，甚至渐渐被人淡忘。在所有关于季羡林老先生的介绍里，8月6日，是他的诞辰。1911年8月2日，季羡林出生在山东省一个农民家庭。这个大家族有11个兄弟，季老的父亲排行老七。然而季老却是这个家族唯一的男性后代。正因为如此，出生贫寒的他才有机会跟着叔父到城里念书。后来他说，“我一生是靠运气，第一个运气，就是我生下来是个男孩。”中学时代，季羡林便开始学习英文和德文。高中毕业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进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修方向是德文。1935年，清华大学与德国签订了交换研究生的协定，季羡林报名应考被录取。办护照时，他说自己的生日是旧历闰六月初八日（新历8月2日）。按照西方的习惯，日在前，月在后，写作8/6/1911。不知谁看到后，误以为他的生日是1911年8月6日。1986年，在江西庐山，季老索性公开称8月6日是自己的生日。和民国才子鲁迅、徐志摩、钱钟书一样，季羡林也有一段包办婚姻。
1929年，刚满18岁的季羡林作为季家的独根独苗，身上肩负着传宗接代的重大责任。
妻子彭德华，比他大4岁，是叔父家的一个邻居，只有小学文化水平。显然，这对教育背景悬殊的夫妻之间根本没有共同语言，只是像很多旧时代的婚姻一样，被硬生生地捆绑在一起。他们婚后生了一儿一女。直到1994年彭德华去世，这段婚姻一共走了65年。留学德国期间，他与街坊迈耶一家关系非常要好。当时他正在写毕业论文，需要将论文打成清稿再给教授看，可季羡林没有打印机，也不会打字。于是就向迈耶家的伊姆加德小姐求助。很长一段时间，季羡林几乎天天晚上到她家去。因为原稿修改得太乱，而且内文稀奇古怪，对非专业的人来说，简直就是天书。因此，伊姆加德打字时，季羡林必须坐在旁边，以便随时可以指点解释。已有妻儿的季羡林陷入了痛苦和矛盾中。但为了不伤害家人，最终他选择放弃爱情。吃过晚饭，七点半到Meyer家去，同Irmgard打字。她劝我不要离开德国。她今天晚上特别活泼可爱，我真有点舍不得离开她。但又有什么办法呢？像我这样一个人不配爱这样一个美丽的女孩子。季羡林回国后，与伊姆加德小姐彻底断了联系，把这份感情偷偷地埋在心底。1983年，迈入古稀之年的季羡林重返德国，一心惦记着伊姆加德，却未打听到她的消息。直到2000年，香港一位导演为拍摄季羡林的纪录片，曾专程到哥廷根打探伊姆加德的下落，最终找到了她。那时的伊姆加德已是白发苍苍的老妇，让人叹息的是，她执着地守着年轻时的爱恋，终身未嫁，身边摆放的仍是那台曾经帮季羡林打过论文的打字机……这位德高望重、名垂学林的学者绝非我们想象中的古板无趣，他豁达乐观，擅于自黑，幽默中带着些许孩子气。顺便说一句，幽默的季老首创把英文Humor译为幽默，还公开把幽默纳入理论和实践。活了98岁的他有一套知名的养生理论，叫“三不”主义——不锻炼、不挑食、不嘀咕。（不锻炼指的并非完全不锻炼，而是避免过度锻炼。）这“三不”主义中，他认为不嘀咕最重要，“无事小神仙”。有一回，季老在莫斯科餐厅美美地享受啤酒、冰淇淋，他的好友得知后急忙给他打电话，劝他别吃太多冰淇淋，当心弄坏肚子。季老听了，像个孩子般，风趣地答道：
“我的身体还可以，唯一的变化就是头发没有了，真是无法无天。”2007年，林青霞到病房拜访季羡林，同去的朋友问他，知道林青霞是谁不。季老一听，使了个眼神，仿佛在说，切，开什么玩笑，你真把我当老人家啦。他接着机智又坚定来了一句，“全世界都知道。”整个病房的人被他逗得哈哈大笑。这期间，打人，骂人，脖子上挂大木牌子，任意污辱人，放胆造谣言，以致发展到用长矛杀人，不用说人性，连兽性都没有了。他生活在绝望中。那种感觉就像，每天早上醒来，只有绝望在枕边。希望，是什么东西，早就是上辈子的事了。庄子云：“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意思是说，一个人最大的悲哀是精神世界的死亡，而肉体的死亡则排在其次。有的人死了，但还活着，精神永存。怕的是，有的人活着，却已经死了。杀人诛心，最心寒的莫过于此吧！季羡林的上衣口袋、裤子口袋里，都装满了安眠药片和药水。此时的他心如死灰，对什么都没有兴趣，认为什么都没有意义，剩下的自己，麻木不仁，得过且过，犹如行尸走肉。“一个人临死前的心情，我完全有感性认识。我当时心情异常平静，那种平静，一直到今天我都难以理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牢头猛烈地踢开了他的房门，要押解他去批斗，阻止了他到阎王爷那里报到的可能。两个红卫兵，一个抓住他的右臂，拧在背上；一个抓住左臂，也拧在背上。同时，一个人腾出来一只手，重重地压在他的脖颈上，不让他抬头。他站不住了，双手扶在膝盖上。立刻又挨了一拳，还被踢了一脚：“不许用手扶膝盖！”此时，他双手悬在空中，全身的重力都压到了双腿上，腿真有点承受不了啦。他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不敢看，只觉得马路两旁挤满了人。有人用石头向他投掷，打到他的头上、脸上、身上。他被打得头破血流，鼻青脸肿。帽子丢了，鞋只剩下一只，他一瘸一拐，走回家。家人大吃一惊，又转惊为喜：总算是活着回来了。“这样残酷的批斗原来也是可以忍受得住的呀！”季羡林心里想，“有此一斗，以后还有什么可怕的呢？还是活下去吧！”向死而生，不知死，焉知生？如果连死都不怕，又何必怕活着？这次批斗又仿佛是做了一次实验，确定一个人在残酷的折磨下能够忍受的最低程度。反正性命是捡到了。从死亡的角度看向生命，就会更加懂得要好好活在当下。在《心安即是归处》这本书中提到，多少年以来，季羡林的座右铭一直是：“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曾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他孤零零一个人住在一个很深的大院子里。从外面走进去，越走越静，自己的脚步声越听越清楚，仿佛从闹市走向深山。等到脚步声成为空谷足音的时候，他住的地方就到了。阴森凄苦的气氛，加上走廊上陈列的那些汉代的石棺石椁，刻着篆字和隶字的石碑，一走进这个院子里，就仿佛进入了古墓。这样的环境和气氛，仿佛是生活在历史里，季羡林俨然活成了古人。这样一个地方，他的朋友们是不会有什么好感的。有一次，他出门去了，一位朋友来访。在黄昏的微光中，只见一地树影，满院石棺，小窗上却没有灯光。朋友的腿立刻抖了起来，费了好大力量，才走了出去。第二天两人见面时，谈到这点经历，相对大笑。季羡林一向不相信有什么鬼神，所以他住在这里，处之泰然。活在这纷扰的世间，总要为漂泊的心，找到一个归处。这个世界上，真正的世外桃源，不在任何外在世界，只在心安处。有一天，他从外面一走进院子，突然闻到一股似浓似淡的香气。抬头一看，原来是遮满院子的马缨花开了。在这以前，他知道这些树都是马缨花，但没有十分注意它们，今天它们用自己的香气证明了自己的存在。这对他似乎是一件新鲜事。他站在树下，仰头观望：细碎的叶子密密地搭成了一座天棚，天棚上面是一层粉红色的细丝般的花瓣，远处望去，就像是绿云层上浮上了一团团的红雾。花开是常有的事，花有香气更是司空见惯。但是，在这样一个时候，这样一个地方，有这样的花，有这样的香，他就觉得很不寻常。“有花香慰我寂寥，我甚至有一些近乎感激的心情了。”得之坦然，失之淡然。开花时，尽情赏花，只言珍惜，不说别离。1993年和1994年，季羡林的女儿和妻子相继离世。还有他身边的学者朋友离开人间，他的心情不可能没有影响，他非常悲伤。1991年在八十寿辰和结婚60周年纪念日上，右为夫人彭德华但是，他认为，这是自然规律，是极其平常的事情。短暂悲伤之后，他立即恢复了平静，仍然兴致勃勃地活了下来。心里太在意得失，太纠缠于无常，必定会心绪不宁。因为有得有失，有舍有得，都是生命的常态。想要活得快乐，就需要活在当下，心无挂碍。他在散文中说：“我既不伤春，也不悲秋。既无老之可叹，也无贫之可嗟。”赵朴初老先生说，别人都是哭着走，唯独季羡林是笑着走的。想在思想感情上承认自己能笑着走，必须有长期的磨炼。他的一生在外人看来辉煌不可及，不了解的人大概会猜想他是一副枯守青灯黄卷、寂然了无生趣的“老僧入定”形象。殊不知，这个老爷子不仅质朴和蔼，还能卖卖萌，不矫揉造作更不倚老卖老。他始终自称吾辈小民，撰文三辞桂冠：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岂不折煞老身！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遑论'大师’！”有大智慧的人都知道，这世上啊，没有神一样的存在，更没有完满的人生。孩子从不追求看起来高大上的虚荣，只要眼下真实可感的快乐，季老亦是如此。在最后的时光里，他把伤口掩埋，与寂寞为伴，甚至在通往天堂的路上，也铺好了一条芬芳的小路，他踩着伤口，踏出快乐节奏。季羡林这一生影响了无数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有白岩松、钱文忠、贾平凹、金庸等。白岩松说：“世纪老人在陆续地离去，他们留下的爱国心和高深的学问却一直在我们心中不老。而这些世纪老人所独具的人格魅力是不是也该作为一种传统被我们向后延续。”
钱文忠说：“恩师最大的魅力，就是仿佛无法用堂皇的语言来言说他的魅力。用在恩师身上的形容词，最合适的大概还是纯粹和平淡。”
上世纪末，金庸访问北京大学，当被问及喜欢什么书时，他回答：“《牛棚杂忆》。”又问：“你最崇敬的北大教授是谁？”他毫不犹豫地答道：“季羡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