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成祖用人的得与失
明成祖用人的得与失
黄建东
明成祖（1360～1424年），名朱棣，1402年至1424年在位，年号永乐，故而后人称其为“永乐大帝”。朱棣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四子，原来被封为燕王，后来通过靖难之役，从侄儿建文帝朱允炆的手中夺取了帝位，在位期间励精图治，使明王朝迅速从战乱的废墟中走向极盛。其主要功绩有：积极组织人力浚通大运河、治理黄河，大规模营建北京，并最终迁都于北京；修纂了堪称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一部典籍丛书《永乐大典》，使得宋元以前的佚文秘典得以流传至今，对祖国文化典籍的总结和保护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作为一名颇有建树的封建帝王，善于发现并合理使用人才是其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明成祖在官僚体制上有两大改进。
（一）设立内阁。应该说，内阁机构的出现和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密切相关。洪武十三年，丞相胡惟庸以谋反罪被诛，朱元璋由此痛感相权已对皇权产生了致命威胁，于是废除丞相，将相权分到工、刑、礼、兵、吏、户六部，由六部尚书直接向皇帝负责，这样，皇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但是，因政务过于纷繁，仅凭皇帝一个人的力量根本忙不过来，所以早在朱元璋时期就设有“四辅官”，让他们“侍左右，备顾问”，以减轻皇帝身上的担子。明成祖即位后，即让解缙等7人“入直文渊阁，诸六部大政，咸共平章”，这就是所谓的内阁雏形。内阁一经出现，明清两代均加以延用，因为它既有利于朝廷重臣治国理政、施展才华，又不会因权力过于集于一身而滋生僭越之心，从而威胁到皇位的安全，可以说这在鼓励人尽其才的同时，又是对人才的一种保护。
（二）提高翰林院的地位。翰林意同翰苑，即文士荟萃之地，明代以前早已有之，但一直是一个清闲机构，不为世人所重视。明成祖初设内阁，其成员七人均来自翰林院，之后终明一世，这几乎成为定制，即非翰林不得入内阁，于是翰林院的地位迅速攀升。翰林院成员没有定数，翰林学士一般掌秘书、著作之职，他们的品级虽然不高，但如果表现优异，往往可以很快得到提升，而一旦进入内阁，则可直入中枢。翰林院实际上已成为国家的人才储备基地，可以源源不断地为国家输送各类合格人才。有明一代，不少治世能臣均出自翰林院，像徐阶、高拱、张居正等，这就确保了人才培养的可持续性。
明成祖的具体用人举措有以下几大特色：
(1）知人善任。知人善任是合理使用人才的关键，首先在于知人，然后是不拘一格地简拔人才。例如御医赵友同，在正统士大夫的眼里是个不入流的角色，而明成祖知道这个人很有文学才能，便提拔他为《永乐大典》副总裁，后来又让他参与编纂其他书籍，尤其是当知道赵友同还懂水利时，又让他协助户部尚书夏原吉治水江南，从而取得了非同一般的成绩。这方面最有名的例子当属派遣太监郑和下西洋，许多人对此议论纷纷，其实细细推敲，明成祖这么做完全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史载，郑和是云南昆阳人，原姓马，洪武十五年明军攻灭了云南的梁王政权，郑和被俘入宫，被阉割为宦官，后被朱元璋赏赐给朱棣。郑和在靖难之役中就曾亲临战阵，“多立奇功”，而其本人又长得仪表堂堂，精通文墨，可谓文武双全。关键是郑和是个回教徒，而南洋一带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人民信奉伊斯兰教，阿拉伯诸国更是伊斯兰教的世界，由郑和出使这些国家和地区，当然更有亲和力。事实证明，郑和出色完成了使命。
(2）赏罚分明。赏罚分明是吏治清明的重要保证，更是使人才发挥作用的一把利器。明成祖的大臣中，有靖难功臣、藩邸旧员，更有众多的建文时期的旧臣，明成祖不计前嫌，有功则赏、有罪则罚，故而人们都乐为其用。明初名臣“三杨”（杨士奇、杨荣和杨溥）其实都是建文朝的降臣，他们为永乐一朝的鼎盛做出了杰出贡献。有一次，杨荣回乡探亲，明成祖特命宦官随侍，众所周知宦官是专门侍候皇家的人，而明成祖让宦官去随侍一个建文旧臣，这种恩遇令满朝皆惊，且在有明一代独一无二。如果朝臣犯了错误，即便是靖难功臣，也要按律处罚。淇图公丘福本是靖难功臣，奉命率师征讨漠北，结果却因轻敌冒进而致全军覆没，连丘福本人也被杀掉。消息传来，明成祖悲愤交加，但过后没有因为丘福已阵亡就免其罪，而是下旨夺去丘福的世爵，并将其全家徙往海南，以示惩戒。明成祖有一段话对我们今天仍有借鉴意义：“人君进一人退一人，皆不可苟，必须厌服众心。若进一人而天下皆知其善，则谁不为善？退一人而天下皆知其恶，则谁敢为恶？无善而进，是出私爱；无恶而退，是出私恶，徇私而行，将何以服天下？”
(3）广开言路。明成祖深深知道，即便是贵为九五之尊，也不可能做到事事都知晓，事事都不忘，人的才智毕竟有限，不可能不犯错误，而为人君者，要想少犯错误，唯有广开言路。为了鼓励臣下直言，明成祖对那些言辞激进的人也不予以治罪，相反有人还因此得了官。永乐四年十一月，平民高文雅上书言时政，因“答辞率直，无所忌讳”，遭到都御史陈瑛的弹劾，而明成祖则说，“草野之人不知忌讳，可恕，其中言有可采，勿以直而废之”。后来明成祖又让吏部对高文雅“量才授官”。在鼓励臣下直言的同时，明成祖又善辨是非、择善从之。有一次他在给皇太子的敕谕中写道：“宜悉心以求益，虚己以纳言……然听言之际，宜加审择，言果当理，虽刍荛之贱必从之；言苟不当，虽王公之贵不可听，惟明与断乃克有成……”
当然，明成祖在长达22年的帝王生涯中，也有一些用人方面的过失：
（一）对于异已屠戳过重。对于真心归降的建文旧臣，明成祖能够做到不计前嫌、择才用之，而对于那些不肯归降的人则大开杀戒，著名的“诛十族”“瓜蔓抄”就由此而来，像方孝儒、黄子澄都被族杀。长达数年的屠戮，被诛者不计其数，其中就有不少饱学之士，应该说这是对人才的一种极大伤害。
（二）任用酷吏。明成祖知道自己的皇位得来的不光彩，便疑心臣下对自己的忠心。为了更好地控制臣下，他就像当初的武则天一样，任用酷史打杀异己，其中有不少朝臣就死于酷吏之手，像解缙、周新等人。虽然后来明成祖纠正了这一错误，但由此造成的损失是无法挽回的。
（三）重用宦官并创立东厂。明成祖重用宦官，其中不乏成功的例子，像郑和下西洋。明成祖还创设了东厂这一臭名昭著的特务机构。东厂一经设立便终明一世不废，宦官由此可以堂而皇之地对上自王公大臣、下自平民百姓的一言一行进行侦伺，从而使整个社会处于特务组织的严密监控之中。这为宦官干政创造了有利条件，成为有明一代最为严重的弊端之一，明成祖对此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诚然，以封建士大夫的眼光来看，明成祖以藩王而夺取天下，难免有僭越的嫌疑。但其在位期间的所作所为，仍不失为一个颇有建树的封建帝王，而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和他卓越的用人艺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