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青难写是·精神

王为政 北京平心堂中医门诊部 今天

丹青难写是·精神

王为政

我和书麟老人可谓忘年之交。

我们都属猴，但她那个“庚申”在1920年，我这个“甲申”在1944年，整整差了两“轮”，我们是“同年”而不同龄的两代人，她和我母亲的年龄仿佛。

革命年代的徐老

书麟老人是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老革命，老人家闹革命的时候，我还没出生。40年代末，她和崔月犁伯伯在北平从事地下党工作，我还是个三四岁的顽童，根本不懂得当时在整个中国进行着一场将改变历史进程的革命。

那时他们还年轻，风华正茂，挥斥方遒。从历史照片上看来。崔伯伯穿一身白色西服、英俊潇洒;徐阿姨着一袭淡色旗袍，温文尔雅。那是他们的人生中黄金般宝贵的青春年华，却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文革”后期，我奉命参加“干部读书班”，学习马列哲学著作，徐阿姨是我们的教员。在此之前她是实验京剧院的党委书记，挨了七斗八斗，刚刚“解放”出来。其时，她的孩子全部被送到乡下插队，崔伯伯还在秦城监狱中，一位为北平的和平解放、为新中国的诞生作出过重要贡献的老共产党员、北京市副市长竟然被诬陷为“黑帮”。

徐书麟老师就是在那样的逆境中登上讲台，为我们上课的。她已经心力交瘁，可以想见，内心埋藏着怎样的痛苦。她年轻的时候以教员为职业，解放后进过党校，又长期做领导工作，讲马列主义是老本行了。可是，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中国的现状却是一部和马列主义挂不上钩的糊涂哲学。那个课太难讲了。我猜想，徐老师在讲课时一定忽而想到一团乱麻似的“文革”，忽而想到铁窗中的崔伯伯。她讲课时常常精神恍惚、出现莫名其妙的停顿，然后问我们：“刚才，我讲到哪儿啦？”这种轶事，如果删去时代背景，是可以写进《笑林广记》的，但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谁笑得出来呢?

时隔三十年，徐老师讲课的内容我已经记不得了，但她确实当过我的老师。所以我至今对她执弟子礼，这是毫不含糊的。

花甲之年开始学画

1984年，老人已经64岁，从领导岗位上离休，“今日得宽余”。我万万没有想到，她会在花甲之年竟然又选择了一条艰难的路，开始了新的长征:向绘画艺术进军。

当初她说要学画，还要拜我为“师”，我并没有放在心上，以为这不过是老干部闲下来无所事事，以此消遣而已。有些人嘴上说“练”，却并不真练，浅尝辄止，不求甚解，不了了之;或藉此结交名流，求字索画，附庸风雅，大煞风景。所以我对书麟老人的“学画”虽无恶感，却不抱什么希望。

谁知她竟认了真。购置了文房四宝，画案白毡，买宣纸都是成刀的。她家的那间大客厅，如今被她一人独占。当仁不让地辟作画室，还堂而皇之地悬一大匾:“畅怡斋”，是让我请名家题写的。看起来她是要大干一番了!

徐阿姨称我为“老师”，我只当她是客气，半真半假，没当回事儿。因为以她和崔伯伯的为人和社会地位，结交画界名流是寻常事，事实上也是如此，美术界许多老前辈和他们都是老朋友，何须我这个晚辈多此一举。但是老太太倒挺认真，对我一口一个“老师”，一副“不耻下问”的架势，一笔一画、一枝一叶都要刨根问底。

孜孜不倦二十载

转眼二十年过去了。我这位老“学生”已经成绩斐然。二十年啊，美术学院的本科生加研究生，拿下博士学位也用不了这么久，徐阿姨就是这样整整笔耕了二十年，寒暑不辍，夜以继日。从六十四岁到八十四岁，她在人生的迟暮之年追赶着落日的霞光，又读了一次“大学”!

为了领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韵味，她在料峭春寒赶往江南观赏红梅，为了品味“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格调，她在三伏盛夏奔赴白洋淀写生白荷。

为了填补她大半生由于种种原因留下的空白，为了她那颗未泯的童心，为了她执着的追求、她恣意遨游，四海为家，从赛里木湖到呼伦贝尔大草原，从长白山到西湖、漓江，从苍山洱海到西双版纳、蝴蝶泉.....足迹几乎踏遍全国。

她的每一步足迹，都化成了图画：戴雪的青松，傲霜的秋菊，不染的白荷，报春的红梅……我尤其欣赏她的红梅，龙钟老干如虬龙飞舞，挺拔新枝似雨后春笋，新蕾嫩萼随意点染，如漫天红雨喷薄！可以说，她的红梅，即使和画梅名家之作并列，也毫不逊色！

我并不擅画梅，所以无须“避嫌”。徐老画梅有成，非我之功，那是她集众家之所长，得天地之造化也。老人学画八年来，每逢画展，必悉心观摩；每见好书，必倾囊购得；每遇画家，必虔诚求教。所以她的“老师”，已是遍地为师。

艺术是为人民服务的

1992年，徐阿姨的第一本画册出版。这对她来说，是破天荒的事儿。作为她的“老师”，我当然高兴得很，而且责无旁贷地要为此写一篇序。那序是认真写的，而且不敢把自己的“学生”捧得天花乱坠而令人生厌或是生疑。但徐阿姨看后，还是提出了两条意见。一是嫌我过于“捧”她的画了，逼着我删掉了一些评介性的文字。这倒也罢了。二是把我谈她和崔伯伯革命历史的一句话删掉，这句话是：“为北平和平解放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她把修改稿送给我，还附了一封信。信中说：“我只做了一些具体工作，月犁的功劳不能记在我身上 。”

在序言上，徐阿姨还加了一段：艺术是为人民服务的，也是联系群众的一个渠道。所以徐书麟的画，是为大众而作，七年来赠送各界人土达千余副，这很令我吃惊。专业画家怕的就是被人索画，而我们这位老革命却乐此不疲，原来她是在另辟蹊径“为人民服务”?

丹青难写是精神

1998年初，崔伯伯不幸逝世。他得病急，走得也急，没有遭受长期卧床的病痛折磨。但是，正是因为事情来得太突然了，家里人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徐阿姨以惊人的毅力扛住了这一巨大悲痛，在失去崔伯伯的日子，她勇敢地活下来了。支撑着她的，固然有许多因素，包括她的政治信仰、人生信念以及亲子之情，等等。但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绘画使她有了精神寄托和生命追求，七年来日日挥毫染翰，冲淡了心灵的悲痛，抚平了精神创伤。

今年是我和徐阿姨的“本命年”，我年满六十，她已高龄八十四了。现在，她的又一本画册要出版，我衷心地祝贺老人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并祝愿她健康长寿，永葆艺术青春。

王为政 2004年11月于北京画院

（转载时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