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说 | 邬大光：文化传承中的厦门大学典故

典故中的厦大

凤凰花开，九十七载。岁月峥嵘，在长河中沉淀下来的历史典故，藏匿于厦园的每一个角落——校训、校歌、校徽、建筑及钟声里，这在中国高校中实属罕见。

而这些典故文化的缔造者就是厦门大学校主陈嘉庚先生。他为厦门大学奠定了爱国与大爱的精神基石，播种了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文化基因。

今天，挖掘、整理、研究这些典故，既是为了更好地珍惜、传承和发扬厦大的历史文化传统，也是迈向文化自信，进而臻于文化自强的一种文化自觉。

现在，就让我们跟着邬大光教授的脚步，一起踏上寻访厦大典故的旅途吧……

邬大光：文化传承中的厦门大学典故

王立群在《百家讲坛》解读《鸿门宴》时提出：“过去的是历史，但历史没有过去”。1921年，校主陈嘉庚以“毁家兴学”的教育情怀和“振兴中华”的历史责任感创办了厦门大学。作为中国第一所华侨独资创办的大学，厦门大学为东南半壁的高等教育发展做出了创榛辟莽的历史性贡献。一个有着伟大梦想而又泣血践行的人是足以载入史册的，一所历经风雨而顽强生存的大学是理应让人肃然起敬的。厦门大学风雨兼程的发展轨迹，既生动反映出中国近代有识之士教育救国梦想的伟大实践，又完美诠释着陈嘉庚先生创业兴学的艰难历程。在厦大校园里，大到一幢楼房，小到一座亭子，甚至一段曲径、一块石头，都可能隐藏着一个典故，或流传着一段佳话，成为厦大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遗存。一个个典故、一段段故事共同组成厦门大学的精神力量，我们应该对这段历史充满敬意。追忆厦大往事是厦大人文化自觉的表现，寻找这些典故，发现和挖掘这些精神力量，既不是历史学家的专利，也不是教育学家的特权，而是每一个厦大人义不容辞的责任。我期冀兼及历史研究的严谨和个人的经验分析来尝试讲述这些厦大故事。挖掘厦门大学文化基因和血脉中的历史典故，就是期待厦门大学的后来者能够很好地珍惜、传承、发扬厦大的历史文化传统，在新的历史时期，提振南强雄风，再立育人新功。

一、厦大选址中的典故

厦大思明校区演武场是最早的校址。演武场曾经是郑成功操练军队的地方，是郑成功恢复明室的大本营之一。陈嘉庚先生对民族英雄郑成功充满崇敬。所以，1921年厦门大学第一座大楼落成后，历经两年艰苦卓绝的谈判，才获得演武场的审批权。但在当时，演武场可谓是一处偏僻的郊野荒地，鲁迅曾形容厦大是“硬将一排洋房，摆在荒岛的海边”。为什么陈嘉庚当年选择演武场，因为这里“西自许家村，东至胡里山炮台，北自五老山，南至海边，统计面积约二千余亩。”广阔的空间使得厦大未来的发展能够“预有算划，庶免后悔”。陈嘉庚筹建厦门大学最初圈地9000亩，计划在1930年建成万人大学，1941年学生数要达到2万。

据《厦门志》载，上个世纪20年代，厦门人口大约在12.8万人。当时，在这样一个城市规模中，陈嘉庚先生能以远见卓识构建“生额万众”的大学，确实是高屋建瓴，难得可贵。尽管因为抗战原因没有实现，但在当时，这确是了不起的宏伟设想。可见，在陈嘉庚的内心深处，勾画的不是一所普通的大学，而是一座恢宏的现代教育王国：这座王国背山面海，北靠五老峰，远眺金门海峡；南指南太武山，中间行使万吨巨轮，巨轮所见第一眼即为“厦门大学”。正如著名书法家虞愚为上弦场题诗云：“自饶远势波千顷；渐满清辉月上弦。”厦门大学选址之磅礴大气，不言而喻。

大学与古刹为邻，在中国近现代大学选址上屡见不鲜。厦门大学与南普陀寺相邻算是其中之一。其它诸如福州大学之与西禅寺，山东大学之与洪楼教堂，华中师大之与宝通寺，安徽师大之与广济寺，韩山师院之与韩山寺相邻，这些选址，大概皆因“大学所缺，寺庙可补”。这种山林遗风如果可以追溯，当起自于古代的书院与寺庙。严耕望先生曾提出，“书院制度乃由士人读书山林之风尚演进而来”，这一观点可由许多案例得以印证。例如，湖南岳麓书院之与麓山寺，河南嵩阳书院之与少林寺，福建紫阳书院之与梵天寺，清源书院之与承天寺，龙山书院之与净风寺，科山书院之与科山寺，均为相邻而居。

为什么书院与寺庙常常毗邻而居，一则可能寺庙大都选址风景秀丽，适宜修习心性，故有“天下名山僧占尽”之说；二则大概两者均为教化之所，寺庙与书院均是当时社会高级知识分子的集聚地，是社会文化的重要交流场所。特别是一些高僧不但熟谙佛家经典，而且在诗词歌赋文学上往往也颇有建树，文人墨客也喜欢与高僧们切磋学问，留下了文人与僧人交往的许多佳话。相反，惺惺相惜，文人也受到僧人的特殊关照，特别是那些“寒士”，如白居易就自称“山寺每游多寄宿”，恰如《易经·乾》所云：“声相应，同气相求。”后人据此编为成语“声应气求”，意谓同类的事物相互感应。《论语·里仁》也提出：“德不孤，必有邻。”正所谓古刹黉庠相得益彰，书声钟声同振共鸣。至于居京畿重地太学，虽无寺庙相伴，但与孔庙为邻，则更显尊贵。在北京国子监街上，孔庙在东，国子监在西，正所谓“左庙右学”规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左为尊，依照旧制，进国子监应先拜孔庙。北京孔庙始建于元大德六年（1302），于大德十年（1306）建成。在孔庙建成的当年，在孔庙西侧建国子监，又称太学。故“声应气求”这个典故，是对厦门大学选址的最好诠释。

二、厦大校徽校歌校训中的典故

大学是什么？古今中外解释颇多。儒家经典著作《大学》中曾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之说。蔡元培则认为，大学乃研究高深学问之场所。梅贻琦又认为，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些关于大学的解释，也许我们并不陌生，但校主陈嘉庚先生对大学的理解，则有他自己的独特领悟，这从厦大校徽、校训、校歌中可见一斑。

（一）校徽中的典故

徽以标志，校徽是一所大学精神理念符号的集中体现。厦门大学校徽图案是陈嘉庚先生创办厦门大学时确定的，一直沿用至今。从图案设计看，校徽有两个圈，中间圈内是盾牌和城墙，上方嵌入三颗五角星。为什么是三颗星？这就涉及到中国传统文化。“三”既是万物运行规律之始，也是教育之始。老子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中国传统蒙学教材《三字经》认为：“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所以，三颗星既可解读为日月星三个星辰，也可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地、人”三才。但更应当说的是，教育是礼教之始，正如《学记》所倡导的“化民成俗，其必由学！”

盾牌和城墙又代表什么？《诗经·周南》云：“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干即盾、城即城池，“干城”比喻捍卫，指为公侯抵御外侮的武将。1947级的校友叶国庆提出：“为国干城”就是来自校徽的指示，校训标明“止于至善”，尽力于“干和城”，就是至善之道。为何是至善之道？显然，治国理政的最高境界不是诉诸武力，而是教化，化民成俗。诚如《礼记》中《学记》所言：“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由此可见，这些标志首先寓示着大学之道，必须为国家培养人才，而培养人才应当把育人作为大学的首要之责，这就是大学的育才育人之道，如是而已。见校友叶国庆来信：

厦大1947级毕业50周年团聚筹备小组：

来信说您要编印《厦大1947年级同学毕业后五十周年纪册》，要我重新题词，谢谢您对我的关怀。您毕业后五十周年纪念册的题词，我要用“为国干城”四字赠予您。这乃根据校徽的指示。校徽（盾图）是干（即盾牌），（城图）是城墙，“干”与“城”是御侮卫国的武器。校训标明“止于至善”，尽力于“干和城”就是至善之道。诗经云：“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见《诗经·周南篇》）

叶国庆

1996.10.30

校徽外圈上有繁体字“厦门大学”，校徽中运用了拉丁文“厦门大学”，即“UNIVERSITAS AMOIENSIS”。放眼世界大学的校徽，其称谓不外乎两种表述方式：或是本国语言，或是拉丁文。至于如何用本国语言表达大学的校名，我不是很清楚。但是用拉丁文表达大学的名称，这是欧洲中世纪大学创建时的传统，既可以说是大学的时代烙印，也可以说是大学的“胎记”，甚至也可以说是大学的“常识”。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英文语境下的大学university来自拉丁文universitas。当时，拉丁文是西方许多大学的“主流语言”，故采用拉丁文做校名十分普遍。随着民族国家的形成，一些大学开始使用本国语言作校名，但部分大学校徽用拉丁文的传统却一直没有改变。不仅如此，个别的西方大学，尤其是历史悠久的大学，如今在一些重大的仪式上，依然在用拉丁文。如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哈佛大学在每年的毕业典礼上，都会请一位学生朗读一段可能谁也听不懂的拉丁文。尽管校长不懂、学生不懂、家长不懂，但诵读拉丁文的传统延续至今，一些大学的学位证书也依然用的是拉丁文。其实，大学的校名用何种语言已没有那么重要，大学毕业典礼或证书用拉丁语也不能证明大学的地位和声誉。但在我看来，大学酷似现代社会组织中的一个“古董”，她的某些做法需要“特殊保护”！

（二）校训中的典故

“训”，从“言”从“川”，意指用言辞劝教，亦有教育之义，代表一种典范、规范教育。就此而言，校训就是大学的立身之本。凡大学创校之始，都异常重视校训之制定。如所熟知，厦门大学校训是“自强不息，止于至善”。

“自强不息”语出《易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意指自觉地积极向上、奋发图强、永不懈怠。在1921年4月6日厦门大学的开学典礼上，场内讲坛上方用鲜花结成“厦门大学开幕纪念”八个大字，下悬校训“自强不息”四个大字，首任校长邓萃英开宗明义提出：“大学之要务有三：（1）研究学术；（2）培养人才；（3）教育与社会须联为一气。此三种要务之外，尚有一种要务，就是'自强不息’四字。”据此定“自强不息”为校训。众所周知，《易经》乾坤二卦是易经六十四卦的基本卦，乾坤二卦的卦辞是《易经》总纲和指导思想。所以，如果就一所大学的底蕴与精神而论，也许是因为有了 “自强不息”的校训，厦门大学才充盈了自身的灵魂，才真正凸显出现代大学的传统内蕴。

“止于至善”语出《四书·大学》首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意指通过不懈努力，以臻尽善尽美。将“止于至善”写入厦门大学校训，是第二任校长林文庆先生提出的。他说：“'止于至善’为本大学进行之目标，亦即本校之校训”。林文庆校长在任时，主持制定的《厦门大学校旨》开宗明义指出：“本大学之主要目的，在博集东西各国之学术及其精神，以研究现象之底蕴与功用，同时阐发中国固有之美质，使之融会贯通，成为一种最新最完善之文化。”1924年，《厦门大学组织大纲》进一步明确，学校办学的三大任务是“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阐扬世界文化”。明确要求厦门大学要继承和发扬古今中外之精粹，并将其融合成为一种尽善尽美之文化。

回顾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发展史，把“自强不息”作为校训的数见不鲜。清华大学的校训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也含有“自强不息”四个字。但是清华大学“自强不息”的校训不是其成立时提出的，而是梁启超在清华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提出的，后来演变成为清华大学的校训。1914年冬，梁启超先生应邀来清华演讲，题目叫《勉为真君子》。在这次演讲中，梁启超援引《周易》乾坤二卦两义来解释君子的含义并解读君子：“清华学子，荟中西之鸿儒，集四方之俊秀，为师为友，相磋相磨，他年遨游海外，吸收新文明，改良我社会，促进我政治，所谓君子人者，非清华学子，行将焉属？虽然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今日之清华学子，将来即为社会之表率，语默作止，皆为国民所仿效。设或不慎，坏习惯之传行急如暴雨，则大事偾矣。深愿及此时机，崇德修学，勉为真君子，异日出膺大任，足以挽既倒之狂澜，作中流之砥柱，则民国幸甚矣。”据此，清华大学遂将“自强不息”定为校训。

以此论之，无论是厦门大学之“自强不息，止于至善”，还是清华大学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与其说是对大学自身的追求，勿宁说是对人才培养目标的一种期待。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20世纪初，除厦大、清华之外，也有大学把自强不息作为校训，都对“自强不息”这一精神表示高度认同。原因就在于那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时代，中国需要自强，青年需要自强，大学需要自强。自强不息是整个中华民族奋斗崛起的强烈呐喊，是那个时代的梦想和追求。

（三）校歌中的典故

文以载道，歌以咏志。传诵校歌是大学教化的一种承继形式，也是激发师生统一意志、抒发情怀的重要载体。厦门大学校歌是由著名化学家、翻译家以及教育家郑贞文填词，现代著名学者、语言学家、音乐家赵元任作曲。与厦大校训一脉相承，厦大校歌除了秉承自强不息的精神元素之外，又从另一角度诠释了关于大学对于学习、求知、人生价值的种种思考。歌词如下：

自强！自强！

学海何洋洋！

谁与操钥发其藏？

鹭江深且长，致吾知于无央。

吁嗟乎！南方之强！

吁嗟乎！南方之强！

自强！自强！

人生何茫茫！

谁与普渡驾慈航？

鹭江深且长，充吾爱于无疆。

吁嗟乎！南方之强！

吁嗟乎！南方之强

歌词中包含了以下五个典故，即：无央、知无央，自强、普渡与慈航、南方之强。其中“自强”与校训中的“自强不息”来源相同，在此暂不作诠释，这里只对其他几个历史典故予以溯源。

其一，“无央”与“知无央”。

“无央”是“无穷无尽”之意。《古今乐录》载霍去病《琴歌》：“四夷既获，诸夏康兮。国家安宁，乐无央兮。载戢干戈，弓矢藏兮。麒麟来臻，凤凰翔兮。与天相保，永无疆兮。亲亲百年，各延长兮。”意思是：四方的夷族已经得到护佑，中原的民众也平安富足。国与家和平安定，我们的快乐越来越多没有止尽。把兵器收起来放好，把弓和箭存在兵器库里。麒麟与凤凰的舞蹈威严、活泼、喜庆。顺应于天，和平相处得到保全，永远存在，在生命的百年间，爱护亲人，象亲人一样相处，夷与夏都会代代相传。表达了作者期望国泰民安的美好愿望。

“知无央”来自“致吾知于无央”，意指永不停止学习，源于“吾生也有涯”。庄子《内篇·养生主第三》：“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意谓是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而知识是无限的，以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限的知识，就会弄得很疲困；既然这样还要去矻矻追求知识，就会弄得更加疲困不堪了！在这里，作为道家的代表性人物，庄子从养身角度警示世人，应当顺从自然规律，保全生命。但在厦大校歌中，显然不是劝大家不要学习，而是反其义而用之。所以，在厦大校歌上阙，作者以学海无涯的感叹，劝勉莘莘学子勤奋学习，只有找到知识的真谛，才能找到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钥匙，最终打开真理的宝库。这样即便知识如鹭江水，再深再长，也能使人的认识进入一个“无央”的境界。从这一意义上说，歌词上阙阐述了求学与求知、做学问与研究的关系。

其二，普渡与慈航。“普渡”与“慈航”为佛教用语，喻指以慈悲之心广施法力，超度众生，引渡众人。这也正应了一句教育名言：教之道在于渡，学之道在于悟。“爱无疆”意为博爱，一般理解为基督教用语。需要强调的是，民国年间著名大学的校歌，一般突出传统儒家思想和西方科学精神，但像厦大校歌把佛教普渡与基督教博爱精神融合在一起的歌词几乎绝无仅有。但在这里，校歌的意图显然不是劝青年学生信佛入教，相反，是以宗教般的语言揭示着大学教育的本质：大爱教育。大学既要有大师，更要有大爱。其中，大师为本，大爱为魂。所以，校歌下阙，作者先以人生茫茫的感慨引入了对引路人的渴望与迫切需求，再以普渡、慈航既喻指学校、教师应以佛教慈悲之心去关怀、关爱学生，并使受到关爱的学生能够推己及人，用大爱引领社会和人类的进步。如果人人都具有这样一种“大爱”，则厦大之爱诚如鹭江之水，既深且长，最终达到“充吾爱于无疆”之最高境界。正如厦大邹振东教授在其《谁是中国最有互联网思维的大学》一文中所言：“致吾知于无央，充吾爱于无疆，厦大要在求知和博爱两个目标上止于至善。因此，现在可以将博爱解读成'大爱无疆’，从而忽略其宗教因素。”

其三，南方之强。南方之强是厦大的又一美誉，在厦大校史中，有这样一段话：“陈嘉庚在创校之初，曾期望将厦门大学办成'南方之强’”。在思明校区生物馆后面有一块大石头，上面铭刻着“南方之强”四个大字。许多人认为这是厦大人自己的说法，其实不然。其真正涵义源于西汉·戴圣《礼记·中庸》中“子路问强”的历史典故。

原文载：

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选自《什么是真正的强·中庸》）其大意是：子路问什么是强。孔子说：“南方的强呢？北方的强呢？还是你认为的强呢？用宽容柔和的精神去教育人，人家对我蛮横无礼也不报复，这是南方的强，品德高尚的人具有这种强。用兵器甲盾当枕席，死而后已，这是北方的强，勇武好斗的人就具有这种强。所以，品德高尚的人和顺而不随波逐流，这才是真强啊！保持中立而不偏不倚，这才是真强啊！国家政治清平时不改变志向，这才是真强啊！国家政治黑暗时坚持操守，宁死不变，这才是真强啊！

显然，孔子与子路的对话不是简单地关于北方之强与南方之强的概念辨析。孔子答语的弦外之音和言外之意，是希望子路能够克服自身的缺陷，以礼治国，成为一国治国的能手，这也是孔子一生追求的理想。所以，南宋教育家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对“南方之强”注释说：“南方风气柔弱，故以含忍之力胜人为强，君子之道也。”这与北方风气刚劲、以果敢之力胜人为强颇为不同。就此而言，南方之强把它说成是厦门大学的人才培养目标也未尝不可，“南方之强，君子居之”。这种培养目标的精神内涵与梁先生对清华“君子”的悔勉应该是一回事，南北虽然殊途，但有异曲同工之妙。

所以，无论是校训“自强不息、止于至善”，还是校歌“知无央、爱无疆”，还是校徽的标识意义，均是对于大学内涵的不同视角诠释。但不管何种解释，求知、教化、育人始终是第一位的。校主在建校之初，就把一系列体现中华传统文化的典故镶嵌在校徽、校训、校歌之中，是何等的用心良苦！

三、厦大建筑中的典故

建筑承载一个时代的文化。没有理念的建筑是没有灵魂的建筑，大学建筑亦复如此。大学建筑体现着办学者对教育的理解与追求，凝固着大学的教育价值取向。厦门大学的典故不仅反映在校歌、校训、校徽中，也承载于一系列建筑楼群中。

1921年5月9日，被陈嘉庚称为“开基厝”的群贤楼群在演武场奠基，拉开了厦门大学“嘉庚建筑”大规模启土兴工的序幕。之所以选择在5月9日国耻日为厦门大学奠基，意在告诫莘莘学子“勿忘国耻”！爱国之情溢于言表。群贤楼群落成后，不仅富有闽南特色，而且极具南洋风情，一主四从的五幢楼沿演武操场一字排开，楼与楼之间以连廊相接，中式屋顶，西式墙壁，构成了建筑学上中西合璧的独特景观，俗称“嘉庚风格”。

中国名楼诸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之所以名扬天下，不仅在于楼的地理位置、设计本身，更重要的在于楼所承载的深厚的文化历史底蕴。大学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场所，给大楼起一个像样的楼名，成为检验一所大学历史文化的重要印记。群贤楼群命名，亦复如是。主楼“群贤楼”左右两边分别是同安楼、集美楼，东西端为映雪楼和囊萤楼。“群贤”一词一般认为来源于王羲之的《兰亭集序》：“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其实，“群贤”一词最早典出汉班固《白虎通·谏诤》：“虽无道不失天下，仗羣贤也。”《荀子·非十二子》亦云，“壹统类而群天下之英杰”。群贤之义，而今出自何处已不是那么重要了，但作为一所百业待兴的高等学府，“群贤”楼名寄托了陈嘉庚先生质朴的办学思想：没有群贤就办不了大学，办了大学也就造就了群贤。

囊萤楼、映雪楼原为学生宿舍，其中“映雪”二字由陈嘉庚先生亲手所撰。“映雪”语出《尚友录》卷四：“孙康，晋京兆人，性敏好学，家贫无油。于冬月尝映雪读书。”此外，据《孙氏世录》记载：“晋孙康家贫，常映雪读书，清介，交游不杂。”“囊萤”是以囊盛萤。典出《晋书·卷八十三·车胤传》：“（胤）恭勤不倦，博学多通，家贫不常得油，夏月则练囊盛数十萤火以照书，以夜继日焉。”李中《寄刘钧明府》诗：“三十年前共苦辛，囊萤曾寄此烟岑。”映雪、囊萤均为勤苦读书的典故，其寓意自不待言。

上弦场是厦门大学主体育场，是一个半椭圆形的大运动场，陈嘉庚先生利用楼群与运动场之间的落差，因地制宜地砌成可容纳两万人的大看台。陈嘉庚先生请书法家、佛学家虞愚先生命名时，虞愚教授根据运动场与看台都呈弧形特点，寓意深刻地把它命名为“上弦场”，因“上弦为夏历每月初八、九的半圆月亮，相称上弦，有了上弦，必有月圆之时”。在演武场东边续盖兼用与专用的男、女生宿舍楼时，曾将专用的女生宿舍叫笃行楼，兼用男女生宿舍叫博学楼。

笃行：诚笃，中实，典出《礼记·中庸》：“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楼名寓意非常清楚，希望学生要有诚笃、忠实的优良品德。现在竞丰膳厅与芙蓉二学生宿舍之间曾有一幢带眷的教师宿舍，名曰：兼爱楼。“兼爱”之义，借古喻今，期望老师对所有学生能够一视同仁地进行教育；另一方面亦表示厦大对所有求学者均敞开大门，欢迎报考。又如勤业楼，楼名起自唐代文学家韩愈《进学解》：“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勤业楼是助教宿舍，每间宿舍大约10平方米，只容得下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一把椅子和一个书架，多一点就成了累赘。学业上要有所成就，物质上就不要过多追求，这就是勤业楼人的精神。

图：集美学村即温楼

作为“嘉庚建筑”的典型代表，位于集美学村的集美大学航海学院内现有五幢“一”字形排列的楼群，更以儒家道德修养的“温良恭俭让”依次命名为：即温楼、明良楼、允恭楼、崇俭楼和克让楼。即温出自《论语·子张》：“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后以“即温听厉”称面受尊者的教诲。明良出自《书·益稷》：“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诸葛亮《便宜十六策·考黜》：“进用贤良，退去贪懦，明良上下，企及国理。”允恭克让，意指诚实、恭敬又能够谦让，出自《尚书·尧典》：“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温良恭俭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儒家极力提倡的最高社会伦理公德。《论语·学而》：“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陈嘉庚以“温良恭俭让”命名楼名，将中华传统儒家文化巧妙地融入于办学理念，体现了他对民族精神的崇尚和强调，是民族性在其办学思想的充分表达。

鲁迅先生曾说过，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嘉庚建筑风格不仅体现在建筑设计、建筑命名上，也体现在他对校园规划布局充分传承创新了闽南地域文化。集美学村和厦门大学在选址上，嘉庚先生均选择了向南朝海边的地势较高岸边，顺地势建造学校，完全符合了地方传统的风水观念。在校园规划上，既因地制宜地组成了严谨对称，围合感强，又主次分明地架构了总体布局，和谐温馨。在校舍建筑中，陈嘉庚以“节省适用为建造原则、地产物品为取用材料、中西合璧风貌为特征”，实施“经济主张”和贯彻“实用主意”，宣称“建筑之费用务求省俭为第一要义”。

1950年，嘉庚先生亲自主持了扩建厦大的基建工程，先后兴建了建南大会堂、图书馆、生物馆、化学馆、数学物理馆、医院以及作为师生宿舍的芙蓉楼四座、国光楼三座、丰庭楼三座和竞丰膳厅、游泳池、上弦场等。这些建筑在沿袭原有“穿西装，戴斗笠”风格的基础上，又有新的突破，白岩红砖琉璃瓦，骑楼走廊配以绿栏杆，富有闽南传统民风又不乏南洋的亚热带风情，红绿白三色搭配，色彩调和，鲜艳夺目，是“嘉庚风格”新的典范。之所以这样设计，嘉庚先生认为：学生宿舍建走廊可以在那里看报喝茶，使房间更宽敞，使住宿条件更加卫生。宿舍增建走廊，这是其他高校所没有的。一砖一瓦总关情，嘉庚建筑风格又岂是一言能说清？

四、厦大石板路的典故

从厦大的几个主要校门进入校园，都会踏上别具一格的“石板路”。我经常说：从你踏上厦门大学的第一脚开始，你就已经行走在厚重的文化之路上。厦大校园道路以闽南特有的石板修建，最适宜步行，宜慢不宜快，一步步很有一种踏实感。在世界各国大学中，土耳其的中东技术大学是一座彻头彻尾的“石板路王国”。该校的主路是一条长达数公里的石板步行道，每隔五六十米，就有几级台阶，平坦的路面因此不慌不忙地徐缓抬升。中东技术大学和厦门大学的石板路各有所长，共同点都是采用天然的石材拼接为路。

几年前率厦大帆船队去浙江的建德市参加“2015年首届中国大学生帆船锦标赛”。比赛间隙，忙里偷闲地去了建德市附近的新叶古村考察，这是一个被誉为“中国明清古民居建筑露天博物馆”的江南古村。该古村形成于宋末元初（大约1208年），至今八百余年。走近村口，远远就能望见一块牌坊上写着“耕读人家”四个大字。离牌坊不远处，就是抟云塔、土地祠和文昌阁三座紧密相连的小型建筑群。文昌阁是该村的主要教育场所，其前身曾先后命名为“玉华叶氏书院”、“重乐书院”、“重乐精舍”等，大约在二百年前，重建为文昌阁，并通过一系列措施，形成了“耕读文化”。例如，为鼓励族内子弟求学，赶考时给足盘缠，考取功名后可在祠堂前立杆，中取功名的族人家中还可按等级领取粮食等，在族里这些“好政策”的激励下，彼时的叶氏子弟几乎个个勤奋好学，家家都能听到琅琅书声。

图：新叶古村

游览中，我发现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中，每一条路的中间都是由一块块大石板连接铺就，两边则是碎石相衬，形成了“大石板居中”的石板路。我问导游，为什么路的中间要铺成石板？导游告诉我：村里的主干道用石板铺成，最终都通向文昌阁（书院），意味着去学堂读书要“足不涉泥、雨不湿靴”。江南的文昌阁几乎都秉承这样的理念，通向文昌阁的路几乎都有这样的特征。

听导游这么一介绍，我豁然开朗，不由心起对新叶古人的钦佩，即不带着一纤尘埃走进学堂和书院，这是对教育和知识的何等尊重！一条条通向文昌阁的石板路，其实是“圣洁之路”，是对教育神圣的敬畏。看到这一场景，也使我联想到了在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校园曾经看到的一幕，颇有异曲同工之处。20年前，当我第一次参观牛津和剑桥大学时，注意到每个建筑物的门口，都有一个类似于滑冰鞋的冰刀，倒扣在门口，不知其功用，至今也不知道该如何用英文或中文称谓它（暂且就称之为刮鞋板吧）。我问了几个游客，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用的？他们都说不清。后来一个剑桥人告诉我，那是用来刮鞋底上的泥土。

何等的相似！从牛津剑桥的刮鞋板，到新叶古村文昌阁的石板路，都可以看到在东西方文化的血脉中，饱含着对学术殿堂的崇敬。她彰显的既是大学的神圣，亦是读书人的斯文：即不带着一纤尘埃走进文明的学术殿堂！

很显然，上述两种做法都是受几百年前自然条件的限制，古人们用此种方式表达对知识和学校的敬重，以及对读书人的要求。如今的大学校园，早已摆脱了“涉泥与湿靴”的自然困境，故也就渐渐淡忘了“足不涉泥、雨不湿靴”的本真文化意蕴。但我认为，“不带泥、不湿靴”依旧具有厚重的育人功能，不仅走进大学要“不带泥、不湿靴”，走出大学也要“不带泥、不湿靴”，尤其是在人的一生中要永远“不带泥、不湿靴”！石板路还会让我联想到“踏踏实实（踏石）读书、踏踏实实做人”的寓意。“足不涉泥、雨不湿靴”，这应该是前辈对教育、对大学、对学子的深切期待！厦大前校长朱崇实曾经在校长早餐会与学生们就校园铺设石板路问题有过一次对话，朱校长认为陈嘉庚先生当年在校园铺设石板路带有期望厦大学子都能够尊重教育敬畏知识的意思。我没有问过朱校长说这番话是否有出处，但是我想他的说法肯定带有某种烙印，才会说出这样一番话。

五、厦大钟声的典故

从1921年厦大建校那一天起，用钟声来规范作息的习惯就一直沿袭下来。最早的校钟是校主陈嘉庚先生在1919年冬天，在老家集美打造而成。如今正在使用的钟，是厦大80周年校庆时所铸，是一口厚重的黑色铁钟，高挂在建南大会堂的天台，钟的表面雕有“厦门大学”字样以及铸成的日期“2001年4月6日”，从挂钟的天台望去，厦大几乎所有的建筑物都尽收眼底。一根尼龙绳一头拴在钟里的铁球上，一头就握在敲钟人手里。当中悬挂着一个敲钟的大铁球，因为长期的撞击，球四周十分光滑，经年的沧桑从锈迹里渗透出来，泛着金属沉沉的光泽。上世纪90年代初，曾有人认为过时，要求换成电铃，许多老校友坚决反对。他们认为这是厦大的标志，能唤起对校园生活的美好回忆，保留历史的古朴与神圣。

在中国古代，钟与教育、大学有割不断的历史渊源。钟，国之重器，大型祭祀都与钟（编钟）有关。《论语·八佾第三》说：“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据文献记载，“铎”大约起源于夏商，是一种以金属为框的响器。以木为舌者称为木铎，以金为舌者则称金铎；木铎为文，用以宣政布政，古代官府有了新的政令，先派人摇铃四方巡走，以引起大家注意，然后召集起来宣示政令。金铎为武，用以指挥军队。孔子以木铎自况，说自己是上天派来教化民众的。因为孔子长年从事教育，此后“木铎”就成了教师的别名，木铎的木舌被比作教师的“教化之舌”；再后来，又把木铎比喻为宣扬某种学说、思想观念或政教的人。

“木铎金声”是中国古代形容钟的一个形象比喻。《孟子·万章篇》说：“孔子之谓集大成者。集大成者，金声而玉振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金声最初是指古代行军打仗收兵的时候要“鸣金”，后来在一些特殊场合，尤其是宗教场所，召开重大的会议时，要敲钟或其他的金属乐器，这其实也是“鸣金”的一种形式。“金声”在古代音乐中也有特殊的意义。在古代音乐所谓的“八音”中，唯有“金声”最洪亮，最能引起人的注意，正像朱子所说的“为众音之纲纪”。所以在古代类属于打击乐器的金属乐器，如钟、铎、磬等，其用途决不仅限于音乐方面，它比其他类型的乐器用途要广泛得多。“金声”最能起到警醒的作用，如古代公堂上审案时案桌上的“惊堂木”，“惊堂木”一敲，可以达到“警众”的目的，使众“明听”，集中注意力，听从施令者的号令。木铎虽舌为木，但是体仍是金，所以发出的仍是“金声”。故从这个角度讲，“木铎金声”不单单是文化教育的象征，还含有警醒世人的意思。

钟及钟声并非大学特有，在教堂和寺庙同样存在。“教堂的钟声与骑士的马蹄声构成了中世纪大学的主旋律。”这是西方学者对中世纪大学产生与发展的一个经典论断，在我国有“晨钟暮鼓”一说，这是对寺庙文化的精辟描述。钟是东西方宗教礼仪中的重要法器，在许多名刹古寺教堂，高大的钟楼，增添了寺院和教堂的威严；而圆润洪亮、深沉清远的钟声，也被注入了“惊醒世间名利客，唤回苦海梦迷人”的教化含义。从历史来看，教堂和寺庙钟声存在的时间远比大学要久，钟声已变成教堂与寺庙的一种语言、一种象征，离开了钟声，宗教机构似乎就失去了完美。以至于钟声一响起，人们就会想起教堂或寺庙。教育场所为何引入钟声，似乎难以考证，推断起来似乎又十分简单，就是因为教育机构与宗教场所有某种“天然”的联系，才使得钟声进入大学，因为大学在产生之日，就具备了某种“宗教”意义上的教化功能。

实际上，教育和为学就是一种“修道”，它需要学习者具有修道之人那种平和的心态，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中世纪的大学虽然不断向宗教权威发动挑战，却始终与宗教之间保持一定的联系，这种联系既有仪式上的，也有行为上的，还有精神理念上的。老子言：“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老子意在说明，一些杂乱多彩的生活内容和巧伪多欲的生活方式会扰乱心性，心乱则无以致远，因此修道之人需要抛弃纵情声色之娱的做法，寻求简朴宁静的生活方式。这种处世哲学与宗教心态完全一致，因此，教育场所采用具备宗教象征意义的钟声作为学生作息的标准，同时希望钟声能荡涤心灵，让心灵平静，让情感有所归。一天的作息始于钟声，止于钟声。

其实，在我国近代大学的发展中，大学与钟的故事也非常多。例如清华大学的“闻亭钟声”、北京大学的“燕园钟亭”、南开大学的“鸣钟纪念”、云南大学的“钟楼接晖”等。

厦门大学从创立之初就有“继承斯文”的传统，正是这个原因，这个钟声不仅仅在厦门大学思明校区一如既往地响起，它还在漳州校区、翔安校区响起，甚至还传到了海外，从太平洋沿岸响彻到了印度洋沿岸。厦门大学的钟声从时间概念到空间概念，传播大学的声音，最完好地体现了“自强不息”的大学精神。

六、典故文化的缔造者

——陈嘉庚

综上可见，厦门大学的校训、校歌、校徽乃至每一栋建筑，都包含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一所大学中集中体现和蕴含如此众多而博大精深的历史典故，这在中国所有高校之中也是凤毛麟角。为什么厦门大学能够集合如此众多而又博大精深的历史典故呢？究其根源，应该得益于校主陈嘉庚先生深厚而高洁的人文修养。

陈嘉庚先生深受闽南文化和华侨文化的影响。他九岁进入集美社南轩私塾，读的是《三字经》、《千字文》和《幼学琼林》等。下南洋经商，因中国民间的传统文化在下南洋的人群中基本完整地得以保存，使其深受华侨文化圈的熏陶。对传统文化的深入研习使他对传统文化的部分认同有了理性的深化。将传统文化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视作二位一体。他对传统文化保持审视的态度，无论从情感或理智上都未从整体上否定传统文化，这对他之后引进新式教育、倾资办学具有深刻的启示。

1894年冬，陈嘉庚回乡结婚，罄其仅有的两千银元，在家乡集美创办“惕斋学塾”。馆门前，挂着陈嘉庚拟就的两副对联，一曰：“惕厉其躬谦冲其度，斋庄有敬宽裕有容”。另一曰：“春发其华秋结其实，行先乎孝艺裕乎文”。“惕厉”语出《周易·乾》：“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比喻君子不仅要整日自强不息、发奋有为，而且一天到晚都要心存警惕、小心谨慎。“谦冲”语出《易经·谦卦》：“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比喻道德高尚的人，总是以谦逊的态度，修养自身，自我约束；而不因为位卑，就在品德方面放松修养。

从“惕厉”、“谦冲”始，陈嘉庚先生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创办了一系列规模宏大、设备完善的学校，造就了大量的革命和建设人才，对振兴中华民族做出了伟大贡献。这是他捐资兴学的肇始。对此等事，陈嘉庚后来在《南侨回忆录·弁言》中写道：“（余）自廿岁时，对乡党祠堂私塾及社会义务诸事，颇具热心，出乎生性之自然，绝非被动勉强者。”

1913年3月4日，集美敲响了第一声新学的钟声，宣布了陈嘉庚先生创办的第一所新式学校——乡立集美两等小学校的开端，也宣布了集美学校的建立，标志着陈嘉庚长达半个世纪艰苦的兴学历程的开始。1922年，陈嘉庚为这所具有开创意义的集美小学立了一块石碑，并亲自撰写碑文，记述创办集美小学的动机和经过。碑文的开头写道：“余侨商星洲，慨祖国之陵夷，悯故乡之争斗，以为改进国家社会，舍教育莫为功。”可见，他兴办教育，既为家乡，也为祖国。他已把兴学看作富强国家、改造社会一个无可替代的手段。陈嘉庚开办教育的眼光既宽且远，他胸中有一幅宏伟的兴学蓝图：首先是要让女孩也能上学，还要办中学、办师范、办农林医工商专门学校，还要办大学。正是由于陈嘉庚的教育理想和文化底蕴，滋养了厦门大学的浩然正气，陶冶了厦大师生的自强不息。

陈嘉庚以“教育为立国之本，兴学乃国民天职”为己任，以恪尽“志怀祖国，希图报效”的国民自觉、以“国民之发展，全在于教育”的远见卓识和博大胸怀、以“尽出家产以兴学”的极大勇气和实业累积的全部身家、以“诚毅”果敢的超常毅力和永不止步的奋进精神，以“止于至善”的非凡气魄和崇高境界，自始自终践行着他梦寐以求的理想，构建了从幼儿园到大学完整的教育体系。他为厦门大学留下的丰富文化遗产，体现在校歌、校训、校徽、校内建筑、章程中，存在于其办学理念与长期的办学实践中，也是他自己“大爱精神”及“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追求体现。

（一）大爱精神

陈嘉庚先生生于厦门，生活在帝国主义列强肆意宰割中国的年代。尤其是在南洋经商活动中，他饱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欺凌和压迫，由此而锻造了其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炙热的爱国心。此外，闽南人重视传统、家国也有其历史渊源。早在晋朝时有中原一带人避战乱南下，在无名江边定居，便把这条江定名为“晋江”，以示不忘自己是晋朝。在唐朝中期及以后和北宋末年，中原人大规模南迁，又把中原文明带到闽南，闽南人受中原汉族文化的影响，继承并遵循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经过一代代闽南人的实践与融化，赋予了其鲜明的地方特色、独特的性格和丰富的内涵。由于有这样的迁徙历史，闽南人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心。他一直坚持，中华民族一定要加“大”字。所以他在文告署名上多次冠以“大”字，如在其文稿和说话中多次出现“大中华民族”、“大中华国民”等。

1919年，陈嘉庚向海外同仁高呼：“勿忘中华！”1921年，陈嘉庚选在5月9日国耻日为厦门大学奠基，告诫莘莘学子“勿忘国耻！”“嘉庚建筑”的顶，加上中国传统的燕尾或马鞍屋脊或重檐歇山顶，用中华民族的传统建筑形式“压制”欧陆建筑或殖民地建筑。1938年，针对汪精卫等人的妥协方案，陈嘉庚坚持抗日到底，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的提案，给当时的主和派以沉重一击，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被誉为“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在事关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陈嘉庚先生大义凛然、嫉恶如仇，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用提案表达了自己抗战到底的决心和抗战必胜的信心。陈嘉庚先生是一位真正的民族英雄，不愧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

陈嘉庚对教育的投入是一种奉献，是内忧外患下的必然选择，也是闽南人用实际行动对感恩从善的深度理解。闽南人自古以来就乐善好施，有捐资办学、造福乡梓的传统，陈嘉庚身上亦有这样与生俱来的文化基因。兴办教育也是包括南洋华侨在内的海外华人感恩、回报家国的特有方式，也成为了历史长河中偶然中的必然。1919年，陈嘉庚公布自己创办厦门大学的计划，并宣布认捐开办费100万元、常年费300万元、共400万元，是陈嘉庚当时积存的总资产额的一倍多。但是，他在校舍建设中自始至终倡导“应该用的钱，千万百万也不要吝惜，不应该用的钱，一分也不要浪费。”这种“经济实用建造”的特点，正是其办学理念的最好体现。

1950年，陈嘉庚在准备修复和扩建厦门大学校舍来学校察勘时，指出内廊式建筑不宜用作学生宿舍，认为：“学生宿舍，须建单行式门前有骑楼数尺宽”。他曾就学生宿舍的建设写信给王亚南校长，着重谈到“回国参观大学多所，大都对学生住宿处所不甚讲究，我校宜注意及之”。他认为“宿舍增加走廊，多花钱为了同学住得更好，更卫生。学生可以在那里看报、吃茶、使房间更宽敞。”但是，他不允许在走廊上晾晒衣服，因为校舍通风要好、光线要足。

（二）自强不息

陈嘉庚在实业、教育方面有重大建树。教育之命脉系于经济，为了实现兴学宏愿，他历尽辛苦挣钱、集资。陈嘉庚挣钱的目的就是为了办学。没钱时想办，钱少时小办，钱多时大办。1913年，就陈嘉庚当时的财力而言，可谓心雄力薄。于是，同年9月，他便告别师生，第五次踏上出洋之路。虽然当时生意艰难，其他人在生意场中一片惨败，但唯独陈嘉庚能转危为机，一枝独秀。尽管如此，他还是迫不及待地回集美与其胞弟陈敬贤一起共同商定兴学计划。

陈嘉庚说：“经过多年的观察和思考，小弟觉得欧美诸国之所以国强是因为教育强；教育之所以强是因为不仅政府办学，更重要的是民众办学。美国有大学三百所，商家办的就有二百八九十所。小弟以为，要振兴中国，首先要振兴教育；要振兴教育，光靠政府不行，要全民都来办学，特别是富人要多尽义务。南洋华侨中有不少百万富翁，千万富翁。要造成这样一种风气，使他们热心教育，愿意为教育作贡献，勿忘中华。”

此外，陈嘉庚的历史观中有闽南人宿命论因素，并伴其一生。他有“乐观的历史观和强烈的使命感”。他始终将个人看作是社会中的个人，认为个人服务社会是“应尽之天职”，并且认为“兴国即所以兴家”，有国才有家。他以超常毅力和永不止步的精神，承担国家责任和历史使命，竭尽心力构建与实现自己的兴学蓝图。

（三）止于至善

陈嘉庚没有接受过学校正规、高深的国学训练，但他一生又常常在传统文化的氛围中生活；他从没有系统阐述过传统文化的优劣与传承，但他的文章、演说、书信又常常以传统思想立论，甚至社会活动和生活方式也渗透着传统的价值观念。他在从事近现代意义的实业、教育、社会政治活动中审视和取舍着传统文化，但同时也站在传统文化的角度理解和改造着绸蟾鼎沸的现实世界。

从陈嘉庚先生所处的时代看，中国当时的状况是贫困愚昧，教育颓废，福建亦是如此，这给了他很大的刺激。初下南洋，陈嘉庚看到闽南籍华侨多数文化水平很低，在国外谋生，深受没文化之苦。集美虽说山清水秀、人杰地灵，可当时文化废坠、野俗日甚，贫富悬殊，强弱相凌。他寄望于教育“保我国粹、扬我精神”，以使文化存续、民族振兴，因而他对于国学研究和道德教育同样高度重视。陈嘉庚一生大规模的办学举动，在国内没有先例，在国外亦属罕见。他对中华文化的追求和传承饱含着一种纯真朴素的愿望，这种愿望反映了他对建筑人文精神的追求，如厦门大学的群贤、兼爱、敬贤、博学、囊萤、映雪，集美学校的“温、良、恭、俭、让”，都是他的思想在建筑上的物化，体现了他在处理人、事时，追求与中华传统文化最高目标相统一，以达到止于至善的境界。当时的学术思潮涌动，与陈嘉庚的办学理念密切相关，厦门大学创办之初，就明确要求厦门大学要继承和发扬古今中外的文化，并将之融合成为一种尽善尽美的先进文化，这是何等卓尔不群的见识。完美的陈嘉庚，完美的厦大！

结 语

厦门大学已经在社会巨变中度过了九十七华诞。作为一个厦大人，回顾厦门大学的发展史，令人欣慰的不仅仅是那些看得见的日益向好的各种指标或成绩，更值得自豪的是深藏在众多成绩背后的独具厦门大学特色的文化底蕴。它是校主陈嘉庚先生办学之初即为我们播下的大学文化火种，也是厦门大学的文化基因，更是陈嘉庚先生为厦门大学留下的丰厚文化遗产和宝贵精神财富。它不仅早已融入厦门大学的文化血脉，而且浸润着厦门大学的每一方校园、每一间校舍，滋润着每一位厦大人的心田，引导和激励着一代代厦大人自强不息，奋然前行。

在这个浮躁的年代，谈论大学文化是一件奢侈的事。但文化是一所大学永续发展的源头活水，一所有文化使命担当的大学方能在时代流转间屹立于疾风骤雨中，弦歌不辍，薪火相传，斯文在兹。校主陈嘉庚一生的办学壮举和教育实践表现出一位卓越创始人的道德领导风范，为我们树立了一座扎根中国大地办好大学的巍峨丰碑。一所大学的精神因某个人而生发，他的精神与这所大学乃至世界大学的大学精神发生化学反应，这个人的精神与大学精神就具有了恒久的价值与意义。一所大学被追忆的程度，往往与它曾创造过的辉煌有关，与它曾经历过的苦难有关，与其辉煌和困难的反差程度有关。我们对大学典故的追怀也是对大学文化命脉的传承，是迈向文化自信，进而臻于文化自强的一种文化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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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清）陈立撰：《白虎通疏证》，吴则虞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16页。

[13]（战国）荀况：《荀子新注》，北京大学《荀子》注释组注释，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32页。

[14]（唐）房玄龄：《晋书》列传五十三卷，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7册。

[15]程昌明译注：《论语》，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09页。

[16]冀昀主编：《尚书》，北京：线装书局，2007年，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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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冀昀主编：《尚书》，北京：线装书局，2007年，第3页。

[19]程昌明译注：《论语》，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5页。

[20]（清）焦循注：《孟子正义》，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第213页。

[21]吴式颖，姜文闵：《外国教育史话》，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

[22]引自位于山东省济南市兴国禅寺大门两侧石刻对联：暮鼓晨钟，惊醒世间名利客；经声佛号，唤回苦海梦迷人，为清末秀才杨兆庆书丹。

[23]老子：《道德经》，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第40页。

[24]陈嘉庚：《南侨回忆录》，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

[25]厦门大学校史编委会：《厦门大学校史资料》第三辑：1949-1966，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

厦门大学

作者：邬大光

责任编辑：郑廷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