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澧专访——革命路上的艺术之旅
本篇采访资料摘自
《杨澧专访——革命路上的艺术之旅》一文
该文收录于《杨澧美术作品选》
记者：
杨老师,您年轻的时候参加过革命,
那么第一次去革命根据地延安
是在什么时候?
杨澧：我老家是山西的,抗日战争时期,山西被日军所占领了,我就从老家出来,一路跑到了西安,那时我才刚满14岁。后来,我在西安上的初中、高中,算起来也是半个西北人了……大概在47年,那时我还是一名中学生（图1）,我一个同学的叔叔与当时的地下党有联系,通过他的介绍,我们向组织上表示了我们参加革命的决心,48年地下党同意了我们去延安。在48年底翌年元旦，我和我的两个同学一起出发了。当时在出发前组织上告诉我如何和带我们的人接头，并且告诉我们在路途中绝对不能相互说话,只能靠眼神交流,他往那走,我们就跟着往那走,就这样,我们三个中学生踏上了去往延安的路。记得,我们坐了一段火车后,就一路步行,跟着那个人,他上车,我们就上车,他下车,我们也跟着下车,一路上不敢说话,一直走,走到延安用了大概一周的时间。我们当时到达的第一站是马兰专区, 在那里我们短暂的休息了一会,当时,我们还经过了一段“真空地带”,算是比较危险的地段了,一边是国民党的哨兵,一边就是我们的解放区,我们都是偷偷的爬过去的。陕西不是黄土高原嘛,有很多黄土沟,我们不能在山上走,就在那沟里走了整整一夜,天快亮的时候,听见前面传来一声“现在安全了,我们已经到了解放区了”。到了延安后,我们先去了边区政府教育厅,当时是江隆基同志想见见我们, 和我们聊聊西安的情况……
图1 杨澧投考西安潞河中学时的报名照片
记者：
您当时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
怎么会想着去延安呢?当时是一种怎样的心情？
杨澧：当时,抗战八年,我们从小就生活在动荡之中,到处是日本人,印象太深刻了,心里总是在想:“什么时候才能把日本人赶走?什么时候我们中国才能够富强?”。我从老家走到西安,那时,西安是国民党的统治区,国民党的经济也一直往下滑,通货膨胀他们的钱不值钱了,拿好几捆钱也不能买一口袋粮食,西安满大街到处是穿的破破烂烂的乞讨者。我们到了延安后,反差很大,老百姓和士兵虽然都穿的是粗布衣服,但是都能穿暖啊,没有西安那种满街要饭的现象,也没有那种穿着貂皮大衣坐着轿车的人,在延安解放区,哪怕职位很高的领导也穿的是粗布棉军装,妇女儿童的脸也都是红红的,健健康康的……当时,就觉得参加革命有希望, 我们中国有希望,能看到光明,印象太深刻了……
记者：
那你们当时到了延安大学,是上课学习吗?
杨澧：对,安排我们到班里学习,学习马列主义基本常识。其实,我们在西安的时候,偷偷的看过一些,包括翻译过来的俄国小说,都是偷着传阅。当时,在延安大学的时候,我们就学习这些,但是专业课(美术)都是停止的,后来,我经常出去到山沟里转,无意间找到了石鲁住的窑洞,石鲁一看我就是新来的年轻人,于是,他放下手头的工作和我聊天,我记得当时他说:“很多年轻人都觉得这里是山沟沟, 可不要瞧不起这山沟沟啊,这里面可出真的马列主义啊哈哈……”。和石鲁先生一聊就聊了好几个小时。那时候,就觉得一到了解放区,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突然亲近了很多。当时,延安大学是有文学艺术、政法、经济等学科的,我总想着去艺术系,可是听学校说:我们新去的这个班不分系了,集中学习马列主义,还有土改政策。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为了迎接全国解放而做准备。
记者：
在延安大学,你们都是在学习政策,
那么您还有时间画画吗?
杨澧：当时,在延安大学学习完以后,大部分人都分配到前方随部分进城,到边防政府、民政局、教育口等单位去工作,因为,刚解放,需要大量的人才去建设祖国。我记得在分配的时候,念一次名单没有我,念一次没有我,后来,把我留校了, 我当时心里还挺不高兴,闹情绪,总觉得自己来参加革命,怎么就把我留校了?把那个留校报到单,我放到我帽子里面,拖了好几天才去报到的……后来,延安大学成立了个文工团（图2）,延安大学改名为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我被分配在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文工室美术组工作，不过挺好的,可以画画了。因为我从小就喜欢画画,记得小时候,我家院里有个石头桌子,老爬在那画,还有我们小时候上学都拿的是石板,你们有用过吗?
图2 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原延安大学）文工室美术组，前排左一为杨澧，1950
记者：
石板?不知道啊,我们没有用过。
杨澧：哦,我们那时候上小学都用的是石板和石笔,做题写字都用石板的,书包里一本书,一块石板背着就去学校了……我小的时候老拿着石笔在上面画,家里也没人教,但就是喜欢画画。记得那时我们村子里,谁家去世了人,我就跑去看, 看给死人用纸做的那种汽车、纸人,还有他们会到棺材上画好多的图案,老跑去看他们怎么画,我就跟着学。到了初中,班里画画的人不多,我就担任起了画板报的职责,也参加一些学校的美术比赛，兴趣挺大的。后来,在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文工室美术组留校后,就开始画一些宣传画。记得当时,我根据杂志上的一个女青年投身革命的故事,画了一套连环画,后来在西安还办了个展览。当时,我们组长画的一套叫《运粮》的连环画, 我印象特别深刻,主要讲的是:延安收复以后,老百姓没有粮食,在这种紧急情况下,那些比我们早几届的同学,全部抽出来搞运粮,从山西往延安运,都是100里路一个兵站做休息转接,当时全靠牲口驮啊,从这个兵站驮到那个兵站卸下来,那个兵站的牲口接着往下一个兵站送,就像搞接力赛一样,一站一站的往延安送。我们那个年代,画画都是反映军民的生活,军民之间的关系等等,都特别认真。
记者：
那么在延安学习生活的这段日子里,
有没有给您留下比较特别的记忆啊?
杨澧：让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延安大学允许我们讨论。举个例子,在我们学习中国革命史的时候,学到了“长征”,当时我们班有两派观点,我们从国统区过来的学生就觉得“长征”在某种意义上是失败的,因为长征中我30万大军,最后剩下不到一万多人,这能叫成功吗?而在解放区长大的学生们都觉得“长征”是胜利的,我们两方展开了辩论。最后,我们老师的解答到现在我都记忆犹新:“是不是失败,爬雪山、过草地我们牺牲那么多的战士,当然是失败了。我们共产党是不说假话的,书上也写的很清楚,我们牺牲了很多战士。国民党当时说要彻底干净消灭解放军,但是我们保留了一万多人,对他们所说的彻底消灭是不是胜利呢?还有如果没有这一万多人,哪有今天这么多的解放区,哪有最后的胜利,所以“长征”是个伟大的胜利……”,我们老师的这番讲述和分析问题的方法,一直对我影响特别深,直到今天我都难以忘记。
记者：
后来又是怎样考进中央美术学院的？
杨澧：1952年，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文工室解散了，我当时就向组织上提出,我要继续深造学习,因为我才23岁。组织上同意了,想让我去西北艺专学习,现在的西安美术学院,我说不,我要上北京考中央美术学院,就这样我上北京了,记得当时我们那边就录取了四个,我是其中一个。
记者：
记得您有一幅《农村风景》的作品,
曾经入选全国青年美展,
那是在上央美以后吗?
杨澧：对,那是在央美读二年级版画科的时候,我们那时候不叫什么系,都是科。当时，我们分科的时候,我选择了版画科。我觉得选择版画专业,还是和我参加过革命有很大的关系,觉得很亲切。在解放区的时候,经常看报纸、杂志上有很多的版画作品,那些作品一直影响着我。我特别喜欢李桦先生的木刻和古元先生的版画。在延安的时候,我经常泡在图书馆里看他们的画册,多多少少的受到他们的影响。后来,是黄永玉和李桦先生教我们版画,当时,黄永玉从荣宝斋学了水印木刻,就教我们水印木刻,都是用我们中国的墨去印刷,像油印版画都是从国外传进来的。我的《农村风景》这幅作品（图3）,就是当时黄永玉先生教我们水印木刻后的课题作业,当时第一届青年美展的时候,学校就给送上去了。展览之后,又送到苏联去展览,当时还给了我一百元的奖金,觉得特别多,还给自己买了块手表,到现在我都戴着呢……这幅《农村风景》是我们在北京郊区去写生时画的,回来后我又把做成了版画。
图3 《农村风景》 水印木刻 11.2cm × 42.5cm 1955年
记者：
当时,我们中国的版画是怎样一个状态啊?
杨澧：当时,版画的状态很好,在各种杂志、报纸上都经常能看到。在加上当时条件比较差,如果画油画,首先颜料很难买到,所以版画就做的多一些,而且版画又可以反复印制。那时候鲁迅先生提倡版画,他说:版画最早是从我们中国传到欧洲国家的,后来。鲁迅先生又从国外带来很多好的版画作品,介绍给国内的一些进步青年。那时候版画是很流行的。
记者：
那么你觉得版画有别于其它画种
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呢?
杨澧：首先,画幅比较小,它必须是画家拿刀一点一点的刻画出来,通过刀刻后留下的痕迹有着它独特的艺术语言。另外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反复印制,这一点其他画种是达不到的。而且,版画通过刀刻后的那种力度及画面冲击力是很震撼的。用笔画一条线和用刀刻一条线,那是完全不同的视觉效果,也特别适合当时的革命题材创作,反映反抗压迫的那种爆发力,是很有力度的。
记者：
那现在老师还画画吗?
杨澧：画啊,虽然我现在年龄大了,但还是坚持画画的,我搞了几十年的行政工作,大量的时间放在了学校的行政上,现在退休了,有时间了,就多画些画……。（图4、图5）
图4 杨澧与《袁隆平与杂交水稻》
杨澧正在创作《延安新绿》
采访时间：2009年6月
采访地点：画家家中
采访文字：乌蓝《与你读画家》
| 展览信息 |
红色情怀——杨澧艺术作品展
展览时间：2021年6月28日-9月5日
展览地点：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二层A展厅
主办单位：中央美术学院
承办单位：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
温馨提示
所有观众（包括持邀请函及VIP卡的嘉宾），均需实名预约，佩戴口罩，经体温检测合格，验证健康码为绿码后，方可入场参观。预约方式详见文末预约参观二维码。
主编：何一沙
责编：吴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