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恒舒：关于姚鼐《登泰山记》的写作背景

　　姚鼐的《登泰山记》是我国古代散文史上的名篇。关于本文的写作背景，《古文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年版）是这样说的：

　　乾隆三十九年(1774),姚鼐四十二岁。他参加纂修的《四库全书》于三十七年告成,以御史记名。此年以养亲为名,告归田里,道经泰安与挚友泰安知府朱孝纯(字子颍)同上泰山,登日观之后,写下了这篇游记。

　　《古文鉴赏辞典》影响甚大，这一说法也流传甚广，但其中有四处错误，不得不辨。

　　第一，姚鼐生于雍正九年辛亥十二月二十日（1732年1月17日），按照古人计算年龄的习惯（跨一旧历年即计一岁，且计虚岁），至乾隆三十九年甲午，应是四十四岁，而非四十二岁。

　　第二，《四库全书》在乾隆三十七年非但没有告成，甚至还没有开始纂修。据《纂修四库全书档案》所录上谕及奏折，乾隆三十七年，清高宗只是下谕旨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图书，直到乾隆三十八年二月，才有编纂一部大型丛书并命名为《四库全书》的决定，随即开《四库全书》馆；至于编成时间，则是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四库全书》共抄写七份，这是第一份即文渊阁《四库全书》抄写完成的时间）。

　　第三，姚鼐以御史记名既不在乾隆三十七年，也与纂修《四库全书》无关。姚鼐确曾参与纂修《四库全书》。据《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乾隆三十八年闰三月十一日，大学士刘统勋等举荐时任刑部郎中的姚鼐入《四库全书》馆参与修书，同期入馆者还有程晋芳、任大椿、汪如藻、翁方纲、余集、邵晋涵、周永年、戴震、杨昌霖等九人。姚鼐在馆不足两年，兢兢业业校阅典籍，现存《惜抱轩书录》中收有他撰写的提要稿（类似于今日之编辑初审加工报告）八十八篇。而以御史记名的时间，姚鼐在乾隆三十六年辛卯十一月二十八日（1772年1月2日）写给伯兄的信中说：“现在本衙门已保送御史，拟将来一得御史，无论能自给与否，决然回家矣。”（见《姚惜抱先生家书》，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故知姚鼐以御史记名在乾隆三十六年，而《四库全书》尚未开始纂修，二者自然了无关系。

　　第四，姚鼐确于乾隆三十九年“以养亲为名,告归田里”，但登泰山并非“道经”，而是专程前往。据姚鼐乾隆三十九年十月所撰《郑大纯墓表》（《惜抱轩文集》卷十一）中“今秋，余疾请假”之语，则辞官时间为乾隆三十九年秋无疑，但正式返乡则要迟至乾隆四十年春。姚永朴《惜抱轩诗集训纂》卷三：“乾隆三十九年，先生乞病解官，及冬十二月，遂往山东为泰山之游。”姚鼐于十二月出京赴泰安，与朱孝纯二十八日登泰山，二十九日（是年除夕）观日出，作《岁除日与子颍登日观观日出作歌》（《惜抱轩诗集》卷三）、《登泰山记》（《惜抱轩文集》卷十四）等诗文，次年正月返京，随即与四库馆中同僚道别南归。四库馆同僚之一的翁方纲有《送姚姬川郎中假归桐城五首》（《复初斋诗集》卷十一，写作时间注明“乙未”，即乾隆四十年），其中第四首有小注云：“姬川昨自泰安归，见示登日观顶长歌。”所谓“登日观顶长歌”，即《岁除日与子颍登日观观日出作歌》。此外，《惜抱轩诗集》卷八有《乙未春出都留别同馆诸君》，姚永朴《惜抱轩诗集训纂》称此诗为“自泰安返京携眷出都时作”。可见泰山并非归里途中经过，而是专程前往游览。

　　《古文鉴赏辞典》一直被奉为业界标杆，出现这样的错误，似乎有点不太应该，希望修订时能够改正。其实介绍本文的写作背景，说明其作于乾隆三十九年辞官之后即可，如“以御史记名”、参与《四库全书》纂修之事皆可以不提；但如果提及，就应该力求清晰、准确，避免误导读者。

　　另外还有两个小问题附带说明一下。

　　关于姚鼐从辞官归里的原因。养亲是借口，身体不好也是借口，特别是后者，你无法想象一个身体不好的人能在天寒地冻之中登泰山看日出。姚鼐“告归田里”的原因，现在一般认为是由于其学术观点与四库馆内尊崇汉学之士特别是戴震的学术观点不合（王达敏《姚鼐与乾嘉学派》，学苑出版社2007年版）；也有学者认为这只是直接原因，而主要原因则是“厌恶封建官场的腐朽险恶和坚持自己的个性独立而‘不堪世用’”（周中明《姚鼐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从姚鼐泰山之行所作诗文来看，他辞官后的心情还是很不错的。

　　关于姚鼐为何要选择除夕在泰山观日出。有人认为这是由于姚鼐格调高雅、特立独行，其实不然。《登泰山记》开头即云“余以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自京师乘风雪……至于泰安”，至泰安后所作《晴雪楼记》（《惜抱轩文集》卷十四）亦云“余之来也，大风雪数日，崖谷皆满”，《于朱子颍郡斋值仁和申改翁见示所作诗题赠一首》（《惜抱轩诗集》卷三）中也有“拟将雪霁上日观，当为故人十日留”之句，可见是因为连日风雪，只得在朱孝纯府上等待天晴。月末天公作美，遂与朱孝纯登山。次年正月初一日所作《题子颍所作登日观图》（《惜抱轩诗集》卷八）云：“岂有神灵通默祷？偶逢晴霁漫怀欣。”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可见除夕观日出实属偶然，而非刻意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