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闲人野士”，怀念“旭洲”的宁静｜张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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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要求的并不高，

也就一间看得见月亮的房子，

嗅得到窗外小草和花朵的馨香，

还有重要的一条：

不要噪音，

坚决拒绝我们这个世纪里最大的祸害。

——老村《一条无家可归的老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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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ing "idle man" and remembering the tranquility of "Xu Zhou"

读“闲人野士”，怀念“旭洲”的宁静

谈宁静，实在有悖本家同姓爱玲之心。她出身名门，生活在上海弄堂口，独独偏爱临街喧嚣，喜闻汽车尾气。此非骨子里所带，而是后天——上帝造人投放之后——形成的性格图腾。“闲人野士”——驻京老乡作家老村与我，被上天投放渭北，于是，我们便如他所说那样，“像无家可归的老狗”，寻找着故乡，以及故乡那天然致远的宁静。

2006年德国世界杯期间，我闻得“暂时取消宵禁令”的消息，想着德国人可以晚上在街边路上如国人般——吃烤肉喝啤酒“五魁首六六六”的时候，感叹德国人这下可以趁着世界杯，临获一些自由了。后来，我了解到，他们的宵禁令自二战时便以实行。而且，在每周过礼拜的时候，所有店面几乎关闭，唯独读书馆。

其实，我国实行宵禁令，始于唐，断于宋，除上元节三日例外。其目的，一是为了安全，二是符合当时人们的生活习惯。具体执行中，据《宫卫令》规定：每晚衙门漏刻“昼刻”尽，擂响六百为“闭门鼓”；每早五更三点后，擂响四百为“开门鼓”。凡在“闭门鼓”后、“开门鼓”前在城里大街无故行走者，即触“犯夜”罪名，打二十大板。除去官府送信、婚丧吉凶以及疾病买药请医诸事，才可征得街道巡者同意后自由行走，但不得出城。犯夜，即宵禁。

现在看来，这些曾被我们废止的在别国那里继续施行，对于那些渴望宁静生活的人来说，是多么奢望的啊！如老村和我一样热爱文学、向往宁静的老狗们，奔走城里，身上却还得背着多么大、多么重的负累。

就在这样的境遇下，还得接受肉体与身心的双重压力，正如他哭声震天的心灵呐喊：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哭，只知道我即将五十岁的人了，写了《骚土》，无家可归，像一条被人遗弃的老狗，在人世的荒郊野外，夹着尾巴，含着泪光，悄无声息地流浪。这么说不是我多可怜，不是，是我忽然想起我的文学先辈们，那一串伟大的名字：屈原、司马迁、蒲松齡、兰陵笑笑生、曹雪芹……他们温暖的大手从久远的历史里伸来，曾那样关爱地抚摸着后学的头顶，叮嘱着，我们民族的文学该有怎样纯正高贵的血统。但在现实中他们的信念已被生生地抛弃了，严正的文人也成了社会边缘的孤魂野鬼。这个时代没人需要你，没有人。你再也找不到你的文学先辈们曾经拥有的家园——那一片物质上不怎么富有，但世俗人情却如此淳厚的，一个能让人心神安闲的地方……

熊培云先生不愧是《自由在高处》的人，他把这些看得更为透亮，《因为无力，所以执着》云：

就在近几年，不少写诗歌或写小说的人也开始改行，做起了评论员来。这一切转变，恐怕是中国这光怪陆离的现实，让那些以想象为业的人对自己的想象力绝望了吧。人们时常感慨大自然鬼斧神工、造化无穷，给了这个世界无以数计神奇景观。事实上，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也是如此传奇，它的创造力已经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力。

和现实相比，诗人与小说家不但输掉了想象力，而且输掉了修辞的能力。难怪有人说，转型期的中国不需要小说了，诗歌也一样——现在需要的是评论。……而我到报社后，遇到的第一个难题便是领导之领导下达的小要求：“评论可以写啊，但不能有观点。”

对于热爱文字的人来说，总渴望用自己的笔记录有感的一切。但最有感的，莫过于发生在自己眼前和身边的人和事。如果手中的笔一旦失去，活着的权利和意义焉将存生？不幸的是，这不是我和老村、培云二位先生面临的，而是许多诸如此类群体面对的现实——一个众人看不见“房间里的大象”，以及“看不见的大猩猩”的时代。

我们，却正好属于“看不见的大猩猩”的类群之一。

“旭洲”，“闲人野士”——老村的家乡，我人生开始的地方。听他津津有味地唠叨，我便愈加怀念起用了八年青春换得“第二故乡”头衔的“旭洲”：

那时我——对文学以及他有所敬畏，对自己的文字思想变为铅字无比激动，对初到“旭洲”当晚——一轮清月当空，住房只有一张桌子、一张墙上靠着的床板，在与同事拉了几架子车支起六个砖摞才够睡觉条件，睡后被深巷犬吠、五更鸡鸣几经吵醒——至死无法忘记，从而开启穷则思变的人生。

这一切，都在宁静中进行。就像我曾处身的地方机构撤并，长满荒草，加挂上锁，所有外人不能进入其中。

界世的你

我从未走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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