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皇帝的“无解”困局

1644年，风雨飘摇中的大明王朝已经难以为继，李白成的大军正向北京逼近，崇祯皇帝走投无路，只能在一个寒冷的春夜里魂断煤山。客观地讲，“亡国”之名最终落在崇祯身上，确实有些出人意料。

以局势而论，北京城被围在明代也不是第一次，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的土木堡之变，明英宗被俘，明军主力损失殆尽，也先大军直逼北京城下，明朝没有灭亡。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蒙古俺答汗率大军围逼北京，明朝亦未亡。

再以皇帝的个人素质而论，比起明神宗朱翊钧的20多年不上朝、明熹宗朱由校的痴迷木工，崇祯皇帝既勤于朝政，也非昏庸之君。他的对手李白成在安民告示中这样形容他：“君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在李白成眼中，崇祯帝不算是一个坏皇帝，走到这一步只是因为受到的蒙蔽太多了。在作为胜利者来编撰的《明史》中，也给予了崇祯这位亡国之君相当高的评价：“帝承神、熹之后，慨然有为。即位之初，沈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可见，在清人眼中，崇祯帝也算是一位奋发有为的好皇帝。

这样一位皇帝，似乎可以成为明朝的中兴之君，可最后换来的不但不是帝国的繁盛，反而是国破人亡，这样的结局着实出人意料。如果单以政治军事事件出发，难以窥见崇祯悲剧的根本原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以一种“大历史”的视角，将崇祯悲剧的历史基点向后追溯一两百年，以便我们可以更深刻地了解这段历史。

所谓“大历史”，是指以更大的视野范围来研究历史，即在更长的时段、更广的空间内思考和研究问题。“大历史”这种观点可以追溯到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布罗代尔在其《菲利浦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一书中，摒弃了以政治、军事史为主的传统写作模式，开创性地先从地理环境出发，其次探讨社会经济形态，最后才以这些为基础，来说明当时的政治军事等事件，由此形成了著名的“长时段”理论，即引入以百年为单位的地质学时间概念，如地理格局、气候变迁、社会组织等。有“中国的布罗代尔”之称的美籍华人黄仁宇依据长时段这一概念提出了“大历史观”，这种观点随着他那本《万历十五年》的热卖，为世界各国读者所认知。2014年，美国历史学家古尔迪和阿米蒂奇的《历史学宣言》更是倡导历史研究应该回归“长时段”，主张以500年为单位的大视野来审视历史。

在此，借鉴“长时段”这种大历史观，笔者试着从气候因素、白银流入和税收体制这三个宏观视角进行分析，来探究崇祯悲剧的深层次原因。

气候因素

崇祯时期处于历史上的“小冰期”（LittleIce Age），“小冰期”这个概念最初是由美国学者马瑟斯在1939年提出的，泛指全球气候在经历一个最宜期之后的冷期。这个概念在气象学家的研究中得到证实。如竺可桢、王绍武等气象学者指出，在1571-1644年间，中国北方大部出现了持续时间较长的异常低温天气，其气温与现在相比低了1.5℃-2℃，而崇祯年间（1628-1644）就处于这个区间上。据计量历史学家统计发现，气候变迁与历朝历代的国力发展存在一定的联动关系。气候温暖时期往往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综合国力最为强盛的时期，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都出现在这个时期。而气候寒冷期则更容易出现灾荒、社会动乱等不稳定因素。两汉之交、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十国、两宋之交、元末明初、明末清初、清末民初等动乱时代都发生在冷期中。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冰期直接会造成以下三种后果。

一是粮食短缺。“小冰期”会导致气候冷暖和干湿的异常。其具体表现就是冬季十分寒冷，而夏季干旱、洪涝灾害多发。气象灾害造成农作物大量欠收，引起大面积的饥荒。据《明季北略》所记载的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陕北地区的大旱，到处皆是“父弃其子，夫鬻其妻”，“掘草根以自食，采白石以充饥”的惨状。到了1641年，饥荒已经蔓延至富庶之地的江南，据清人孙之騄根据明代灾异之事所编撰的《二申野录》记载，当时杭州城大旱，进而造成饥荒，“富家亦半食粥，或兼煮蚕豆以充饥，贫者采榆屑木以食。”可见，在“小冰期”的影响下，明代农业生产环境最好的地区都难以幸免。灾害带来了大量饥饿的人群，他们衣食无着，李白成“吃他娘，喝他娘，闯王来了不纳粮”的口号使他们看到了生存的希望。在这种情况下，李白成义军自然是一呼百应，形成燎原之势。

二是北方游牧民族南侵。氣候的变化也是导致清军入关的一大因素。有学者曾对气候与中国北方民族政权疆域南界纬度变化的关联性进行过统计分析，发现游牧民族的阶段性南下及其南迁的幅度，都与气候的周期性变化存在着密切联系。这是因为气候寒冷时期不仅会影响到农作物，也会影响到牧草，这就迫使游牧民族南迁寻求生存的机会，形成对中原农业民族的威胁。据朝鲜《光海君日记》记载，万历四十五年（公元1617年），受气象灾害的影响，后金地区“饥寒已极，老弱填壑，奴酋令去觅食”。在这种情况下，南下掳掠农业区，夺取粮食，牧马田禾，是解决饥荒最直接的办法。到了崇祯时期，满族军队更是几次大规模进入关内。崇德元年（公元1636年），清军破长城，入掠内陆，掳获人畜179820及其他大量物资。崇德七年（公元1642年）清军再次入掠明朝内陆。此次计掳掠人口369000，牲畜321000。与攻城略地不同，后金的这些出击更多的是对食物等资源的争夺。

三是瘟疫横行。气候反常还造成了瘟疫的大面积流行。在李自成攻陷北京前，城内出现了大规模的瘟疫。据《明通鉴》记载，崇祯十六年，“京师大疫，死者无算”。瘟疫也大大削弱了守城士兵的战斗力，守卫北京城的明朝士兵大面积病倒，据《明季北略》记载：“鞭一人起，一人复卧如故。”明朝末期的医学家吴有性的《温疫论》就是在崇祯末年这种瘟疫横行的环境中创作的。而相对于中原人，女真人所受的影响要小得多。据人类学家研究表明，生活在高纬度的人，其身体素质要好于生活在低纬度的人。

小冰期不仅削弱了地方发展的基础，更带来了严重的动乱。据《明史》记载的左懋第在山东临清的见闻，“见人民饥死者三，疫死者三，为盗者四。”也就是说在气候灾害下，当地人民3/10死于饥荒，3/10死于疾疫，其余4/10则被迫为盗，以劫掠为生。而山东临清的状况代表着当时明帝国各地的普遍形势。在同时期的欧洲和美洲，受小冰期的影响，也发生了大规模的动乱，如1648-1653年法国投石党运动、1642-166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1633-1648年莫斯科动乱、1618-1648年波及整个欧洲的三十年战争，以及1647-1664年的墨西哥大暴动等。受此影响，16和17世纪的欧洲人口数量不升反降。因此，在小冰期內，尽管崇祯勤于政事，竭力筹措费用，对内尽可能贩济灾民，对外努力消除边患。然而，在“以农立国”的自然经济时代，这种气候灾害带来的打击是毁灭性的。

白银流入

明朝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第一大出口国。中国同类商品的价格仅是国外同类商品的50%甚至1/3，如1621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曾以4盾/磅的价格在中国采购生丝，运到欧洲就卖到了16.8盾/磅，毛利率高达320%。在这种情况下，明代产生了大量的贸易顺差。放到现在，贸易顺差可以换来外汇，比如美元，而在当时换来的则是国际流行的硬通货白银。据《剑桥中国明代史》，当时美洲白银总产量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都输向了中国，德国著名学者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则提出流入中国的白银量达到了当时世界产量的二分之一，总数多达数亿两。在这种情况下，明朝成了名副其实的“白银帝国”，学者全汉升甚至将晚明中国称作“银流地上”的社会。

在白银大量流入的背景下，明代产生了张居正改革，改革简单说来就是无论税粮、差役一律改为征银。这意味着明朝从明初建立的以实物征收与力役征发为主的财政体系，急剧转向以白银为主的财政体系。张居正改革虽然在短时期内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但也在财政来源上为明王朝选择了一条自身最不擅长的道路。

明代国内的白银产量十分匮乏，年产银量为18万两，今天用一辆东风箱式卡车就可以全部载走。而且国内白银品位低，经常会出现开采成本大于收益的现象。如据《明史》载：“嘉靖（1522-1566）中采矿，费帑金三万余，得矿银二万八千五百，得不偿失，因罢其役。”用国外同期大银矿相比，明代的白银产量更是少得可怜。如秘鲁的波托西银矿，年产量达到25.4万公斤。日本兵库县生野银矿，在16世纪末，产量就达到了一年1万公斤。可见，明代集全国一年的白银产量尚不足日本一座银矿一年的产量。

除了白银安全堪忧外，明代在白银的使用上也存在很大的弊端。官方允许白银流通，却没有像铸造铜钱那样制造银币，币值一直采用原始重量单位。这就限制了国家在财政上的灵活性。以银币为例，国家可以通过货币贬值来延缓危机。如减轻银的重量，将银币铸的像纸一样薄;另一个办法是干脆指定银币的面值，所谓就是一枚银币指定其当作500枚、1000枚去花。白银的计量流通意味着帝国境内的每一笔交易用的都是和账面数字一致的实打实的白银，这就大大增加了国家财政攫取社会财富的难度和成本。因此当白银这种中国无法大量出产的贵金属成为明朝的主要货币，就意味着明朝政府降低了国家对财政和金融的主导，丧失了货币发行权。

这种通过不断地从海外“购买”货币以支撑市场对于货币需求的做法，在白银流入充足的时期尚可勉强维持，但在白银输入受阻的情况下，就会产生危机。到了17世纪30年代，就在明帝国的经济体系已经习惯于依赖舶来白银来解决国内银荒的时候，危机发生了，日本和西班牙这两个明王朝的重要白银来源地都发生了剧变。日本第三代幕府将军德川家光在1638年下达了极为严厉的“锁国令”，从此开始长达200多年的“锁国”时期，这使得从日本运回的白银大量减少。1639年到1640年，嫉妒菲律宾华人商业成功的西班牙人对马尼拉的华人举起屠刀，约2.2万至2.4万华人被害，这些华商是向大明运送西班牙白银的主力，这使得从西班牙流入的白银又大幅缩水。这种情况下，明代的白银财政出现了巨大危机。

税收体制

频繁的对内平乱和对外攘敌，使明王朝的财政体系不堪重负。据黄仁宇的估算，明朝最后20年，每年的军费总数均达2000万两以上。在白银流入受阻的情况下，明朝这个“白银帝国”出现了“钱荒”，就连朝廷的军费和日常支出也遇到了困难。面对财政危机，崇祯皇帝只有两种办法可以解决赤字，第一是印钞票，第二是加税。白银本位摧毁了国家的货币主导权，使崇祯帝阻止帝国极速下坠的第一道缓冲闸门失效，而作为第二道闸门的税收体系上也存在很大弊端。

大量廉价商品换回的白银也积攒在商人们的手中。而国家的征税系统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税收还是以农业税为主。与本来就贫苦不堪的普通百姓争利。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田地每亩加征3厘，称为“辽饷”。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增赋2800000余两，称为“剿饷”;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又加派“练饷”，每亩派征1分，共7300000两。先后三饷共增饷银16700000多两。这就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三饷加派”，黄仁宇估计明末全中国每年总收入为3700万两白银，其中田赋收入约银2100万两，役银1000多万两。可见，在崇祯时期的税收体系中，手中无银的农民承担了绝大部分的赋税。而即便是在明亡的最后十年，沿海大商人仍旧通过贸易获取了大量的白银，如崇祯九年（1636）运往果阿的丝货达6000担，赢利72万两。1637年，中国商向日本运去的瓷器达到75万件。明崇祯十年（1637）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在广州向当地商人前后购买了13028担白糖和500担冰糖。而国家的征税系统每年向这些商人和海商所征收的税银为41万两，仅占全国总收入的1.1%左右，约为帝国来自土地收入的1/90。

这种税收体制造成了两个结果。一是大量的白银集聚在富商手中，并被窖藏起来，退出了流通领域。据彭信威估计，至明朝结束时民间窖藏的白银就达2.5亿两之多。白银窖藏使中央能够掌握的白银进一步减少，使得大量的白银没有成为国家平定内乱的利器，却成为叛军欣然笑纳的战利品。如李自成率部进入北京，通过“酷索”的办法向北京官吏豪绅富户搜钱，短时间里居然得到白银7000万两。张献忠携千船金银珠宝从成都顺水南下，在眉山市彭山区江口镇一带遭到川西官僚杨展突袭，亿万两白银沉落江中。这些数量巨大的“江口沉银”多来自张献忠对沿途富户的搜刮，这两个事例说明了富商大户窖藏白银之巨。可见流入的大量白银并未被明王朝所掌控，未能与国家权力形成一致的目标。另一个结果就是，三项加派使动乱的范围不断扩大。已乱的地方根本就没法加税。而未乱的地方因为加税而逼得动乱。这就使得征税的压力越大，反叛的规模越大，帝国通过征税所新增的力量敌不过新生的反叛暴力，这就给崇祯皇帝构建了一个无法逾越的死湾。

崇祯的悲剧早在百年前就已注定。事实上，勇于破除陋政，更新气象已属难得。可惜，历史的“长时段”发展至此，对崇祯提出的要求远多于此，也远苛于此。如果崇祯生在明中期的任何一个区间，绝对可以作为一个励精图治的皇帝留诸史册。清史学家孟森就有“思宗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也;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的感叹。气候、白银和税收长期作用下的不利困局，不是崇祯帝通过宵衣旰食就能解决的。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情，在历史的“长时段”中，任何人都是一个无力个体，崇祯虽贵为皇帝，但也不得不演出了一个非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