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晓虹：急剧变迁的时代，是父母努力向子女学习的时代
文化反哺：父母开始向子女学习
文 | 周晓虹
本文根据2017年在华东师范大学大夏讲坛的讲演整理
视频来源
周晓虹在2016年第九届新东方家庭教育高峰论坛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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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文化的传承尤其是物质文化的传承都是由父及子，由上代传至下代。不过，近几十年来，由于迅疾的文化和社会变迁，这种常见的器物文明的传承方式发生了改变，我们所称的“文化反哺”，即那种由年轻一代将文化及其意义，传递给他们生活在世的年长一代的新的传承方式，使得传统的代际关系发生了断裂。原先的教化者（父母）与被教化者（子女）关系的颠覆，成了我们这个特定时代最令人困惑的叙事议题之一。
我们知道，社会变迁在20世纪以后变得非常快，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变化的速率，丹尼尔·贝尔教授在《后工业时代社会的来临》中说，“任何一个孩子再也不可能生活在与其父辈和祖辈同样的生活的世界”。第二，规模，包括人口、经济和知识的变化规模都在空前增长。
中国是规模很大的国家，我在《中国体验》一书中曾说过：这个世界发生过1亿人的现代化——日本，发生过2亿人的现代化——美国，发生过3亿人的现代化——欧洲，但是迄今为止，没有发生过13亿人的现代化，只有中国，中国的变迁真的是又大又宽。
改革开放前，中国的GDP约2650亿美元，今天的中国已经超过10万亿美元，相当于70亿元人民币。这个巨大变迁是在将近40年间完成的，物质生活水平迅速改善，教育水平提高。教育水平提高是很重要的变量因素，我2003年、2004年在北京做访谈的时候，一个师傅告诉我，他的工厂里面四五十个工友没有一个读过大学，但是他们的孩子全部在上大学。这说明就在短短几十年时间里，中国两代人之间发生了天壤之别，没有这样的差异，文化反哺就无从谈起，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接下来，我想从器物表现层面来具体谈一下“文化反哺”，分别以食品、手机和电脑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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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随着GDP的增长，中国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不断降低，花在食品上的钱占其收入的比重越来越小，但餐桌上的食物种类却越来越丰富；而且，在越来越多涌入中国家庭餐桌上的食品的选择中，不仅出现了原先没有的专供孩子们的那些食品，并且原先在食物选择上从来都没有发言权的孩子或年轻一代的话语权也越来越大。也就是说，“代际中心”出现了倾斜：过去在家里决定消费的是父亲或母亲，现在孩子开始成为家庭的中心尤其是家庭消费的中心。
物质生活的丰裕，以及子女决策权的提高，使得这些孩子们在家庭内部消费上开始掌握了前所未有的主动，也使得上世纪90年代前后进入中国的肯德基和麦当劳等快餐店，很快成为年轻一代尤其是孩子们的消费天堂。
我在广州有一次访谈的时候，碰到一户很有意思的人家，孩子只有小学五年级，爷爷奶奶带孩子来，爸爸妈妈在银行工作，爷爷奶奶退休以前都是四川农业大学的教授。他们说家里怎么吃、吃什么，经常是孩子说了算。
我就问，为什么是孩子说了算？他们说道理很简单，孩子看得多。
我又问，怎么看得多了？他们说，第一，看电视，我们大人看电视一到放广告的时候就是“尿点”，或者是洗碗，小孩子一看电视，满眼放光，尤其是吃的，一个一个仔细看；另外很重要的是，孩子在学校里交换着吃，一吃到好吃的就不吃了，包起来，回来后跟爷爷奶奶说，“爷爷奶奶，给你们吃一个东西”，爷爷奶奶一吃，说，“这个东西好吃，之前没吃过”，“好吃吧，你给我买哦！”
家庭结构的小型化，以及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使得孩子成了中国家庭的中心。这一变化不仅导致了各种专供儿童的食品大行其道，食品工业几乎成为儿童工业，而且导致了儿童或子女成为家庭消费的中心，饮食的决策权“从长辈转向晚辈”。
与此同时，在代际之间，食品知识像其他知识一样，传承的方向开始发生逆转：从晚辈转向长辈。这种转向的发生，是因为“父代、祖代对儿童食品的了解，特别是对消费主义支配下的食品的某种意义的认知，时常是从孩子那里获得的”。这样一来，通过尝试各种新食品尤其是西式食品，“使得晚辈们将他们的长辈拽入到地方社会和跨国主义交互作用的场景之中”，文化反哺甚至成为年长一代接触外来文化和现代性的常规途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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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二十年间，各种电子产品和耐用消费品在中国的瞬间涌现，大大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品质，也造就了一波又一波与这些器物本身及其所负载的文化的流行。
从代际关系的角度来看，上述家用电器或耐用消费品的出现和普及，在中国还直接缔造了现代社会这个电子世界的迥然相异的两极：一方面是与这个时代同生，因而能够极其自然娴熟地摆弄各种电器产品的年轻一代；另一方面是面临各式各样、层出不穷的电子产品时相对“笨拙”的父辈或祖辈。几乎每一种电子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和每一个家庭，都上演过各种不同版本的文化反哺的轻喜剧，这里我们只讨论现在最为普通的沟通工具——手机。
为什么讨论手机？一方面因为手机是除了计算机以外最能够表现代际差异的电子产品，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在手机的普及过程中实现的“去中心化”，充分体现了代际间沟通的主导权是如何从上一代“移动”到下一代手中的。
亲代在手机操作上的“笨拙”直接导致了他们对子女“控制”的失败。我们在研究中不止一次地听到父母们说：“给孩子买什么后悔什么”，电视如此，手机如此，电脑更是如此。
父母们的懊恼一方面来自于他们给孩子购买这些电子产品的初衷与后来的实际情况完全不同，另一方面来自于他们面对电子产品时的“笨拙”使得他们对孩子的“离经叛道”无可奈何。
不止一户家长告诉我，最初为孩子添置手机的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监控”孩子，知道你什么时候在干什么，也能够随时随地把你叫回来。孩子也是这样说的，说没有手机我没有办法和家里联系啊。但是，真正有了手机以后，情况完全两样。你真的想找他的时候，他关了手机，你问他，他说没电了。并且，因为有了手机，尤其是手机的短信、微信功能，孩子们建构起了一个有效的不受长辈干扰的私人空间。不少父母最初的时候由于不太清楚手机的短信、微信功能，加上孩子的防范意识和由此创造的内部沟通语言，导致他们很难“窥探”和介入孩子在手机中的秘密空间。
可以说，在中国，亲代对子代生活的过度“关心”，确实也促进了后者的拇指文化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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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电脑称作是父母的“滑铁卢”，换句话说像拿破仑一样在这一场战役中父母败得一塌糊涂。这句话是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里面说的，只要你能够做到心平气和，父母们对自己的失败都会心服口服，承认“人类掌握计算机的能力同年龄成反比”。
我在北京访谈的时候，认识了这样一家人，母亲当时在某医院当护士长。该医院当时普及电脑，用来挂号、诊断、开处方、取药、安排值班、预约就诊，她所在的病区共有一二十台计算机，因为人多手杂加上使用不当，计算机软硬件出故障是常有的事，要护士长来负责处理。
一开始是找外面电脑维修人员来修，但是来修的人往往听不懂她的叙事，后来她发现找儿子最靠谱。她的儿子20岁，是大学化学系二年级的学生，同时在中关村的电脑公司当销售经理，就是为客户组装电脑的员工。开始她儿子来修的时候，其他的护士都夸赞说她的儿子真聪明，就这一句儿子就很满足了。
但是，时间长了，边际效用递减，儿子不想来修电脑了。母亲没办法就哄着儿子，今天吃肯德基，明天吃披萨，后天是麦当劳……一直到有一天，妈妈走在路上心血来潮说要请儿子吃他喜欢的东西，儿子却一脸紧张地反问妈妈：“你们电脑又坏了？！”访谈儿子的时候，这个儿子对我说：
这个家庭的故事，一方面说明在计算机的使用过程中，在年轻一代和年长一代之间确实存在着美国国家远程通信和信息管理局（NTIA）所言的“数字鸿沟”；但另一方面也说明因为代际间的绵延性，亲子间的血缘纽带或其他社会关系常常能够促使沟通顺畅的两代人或数代人之间彼此借力，在理解对方的同时，凭借我们所说的“文化反哺”方式跨越数字鸿沟。
知识的来源和判断对错的标准从上一代转到下一代，即文化传承的方向发生了逆转或颠覆。从我们的研究来看，这种逆转或颠覆出现在包括价值观、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的方方面面，但尤以器物文明领域最为鲜明。
不过，在器物文明的使用和传承方面出现的这种“代际颠覆”现象，也许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于年长一代老眼昏花和年轻一代心灵手巧，它也和急速的社会变迁带来的家庭结构、沟通方式和知识来源的改变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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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际倾斜：孩子是怎样成为家庭中心的？
代际倾斜是普遍现象，孩子成了家庭生活的中心，而年轻一代也成了社会的中心。中国的城市化，带来流动人口的不断增加，“五普”的时候是1.3亿，“六普”的时候是2.6亿。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认为，地缘是血缘的投射，他认为血缘最重要，地缘是其次。但是我认为，实际上在中国可能地缘关系重于血缘关系，换句话说，中国人对血缘的重视是因为地缘的不流动造成的。现在人们可以流动了，人们对血缘的重视比以前要降低，这种流动极大地削弱了父辈对个体，尤其是年轻一代的控制能力。所以我在访问的时候，很多家长跟我讲，“做不了年轻人的主”。
中国家庭关系出现代际倾斜或重心下移，还与市场化以及市场化相关联的各种经济秩序和分配方式的改变有关，如房地产业市场化使得年轻一代获得住房从而脱离父母自己居住的可能性提高。
去中心化和沟通模式的变化
在讨论移动电话时，我们已经说明，这种点对点的沟通技术具有“去中心化”的特点，它为年轻一代向往和适应的平等沟通提供了条件。
其实，不仅是移动电话，自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各种新的电子器物之所以首先会在年轻人中流行开来，常常都是因为它们兼具了这种去中心化的特点。当上世纪八十年代三洋录音机进入中国，当年轻人能够通过购买廉价的磁带而选择自己喜欢的任何歌曲，对这些意图挣脱父母、家庭等“控制”的年轻一代来说无疑是一场令人兴奋的个人狂欢。
手机或移动技术在青年群体中的大行其道，除了年轻一代在器物的操弄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和兴趣以外，也与青年及其亚文化的基本特征有关。在解释手机为何会在发展中国家更为流行时，汉斯·盖瑟曾认为，手机或移动电话在两个方面颇具特色：
一方面，作为一种有效的技术，它将沟通的力量置于个人手中；另一方面，作为其移动性的一种结果，它将沟通在整个社会层面从固定和正式的制度化渠道转移到去中心化的、个人的网络之中。这种观点同样甚至更加适用于解释青年和青年文化。
在青年人的世界中，不仅不存在层层叠加的科层体系和正式的沟通渠道，而且他们习惯或向往自己做主，自己对来自他人和社会的要求作出自己的反应，而这一切都与手机的特性十分吻合。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同年长一代相比，年轻一代为何会对手机更为青睐，他们的“操弄”兴趣为何会如此之高。
在我看来，“数字鸿沟”说到底就是“代际鸿沟”，因为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无论是沿海还是内陆，无论是草根还是精英，在所有群体中，年轻一代使用计算机的水准就是高于年长一代，加之他们精力充沛、兴趣广泛，基本上垄断了对互联网络及其信息的“话语权力”。
进一步能够想象的是，这种信息获取上的代际鸿沟，将对两代人的价值观、生活态度、人生视野、参与能力甚至生存机会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至此，我们似乎能够肯定地说，正是这30年来的急速的社会变迁和技术进步，带来了中国社会代际关系的逆转或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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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反哺”是中国独有的经验吗？
我的研究发现，在其他国家，包括西方国家和东亚的新兴国家，也存在着年轻一代超越年长一代的现象，但是没有中国这么突出。原因在于，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经历了几十年的闭关自守，陡然改革开放，造成两代人之间这么大的差异。比如，1977年到2007年这30年间中国大学招生数量增长了20倍，这意味着有多少家庭现在会面临着儿女“满腹经纶”，而父母却“一窍不通”的尴尬局面？
同时生活在世的两代人或三代人的物质与精神生活的反差如此之大，决定了在中国，传统的亲子关系的“颠覆”比任何国家都来得彻底，此即谓“只此一地”。
当然，我承认，在任何时代，由于“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加之一个人的智商水平和努力程度不同，弟子强于老师的现象当然存在，父不如子也不鲜见；我同样承认，在那些大的历史转折时期，也确实常常出现年轻一代成为时代“弄潮儿”引领时代进步的现象。
但我所说的“文化反哺”则大规模地出现在今日中国的整个社会之中，一方面，它不取决于从业的早晚、领域的异同，甚至和智商、勤勉无涉，只与代际间的生存环境在近三十年中的巨大变迁相关；另一方面，这种亲代不如子代或长辈不如晚辈的现象也不限于对某类知识的“记问”和理解，以及对某个专门行业的精通与荒疏，不限于阶级立场或政治抉择，相反，它几乎涉及价值观、生活态度、行为模式和器物文明等日常生活的所有领域。我以为，只有意识到这一点，才能够真正理解“文化反哺”前所未有的历史意义。
在人类文化的传承历史上，“文化反哺”之所以具有独一无二的价值，不但因为此前未有，还因为此后也不会复现——“空前绝后”，此即谓“只此一次”。显然，“文化反哺”现象出现的必备的条件是：整个社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发生急剧的变迁，这种变迁使得同时生活在世的两代人或三代人之间出现巨大的落差。我承认，社会将继续在变迁之途上奔走；但类似这样的个案看多了，我也确信，因为这三十年的剧烈变迁而造成的如此巨大的代际差异将不会重现。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