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三北游击根据地

1941年10月，中共浙东军分会在三北成立，吕炳奎任书记，王仲良和蔡群帆任委员，统一领导分布在浙东各地的抗日武装。在中共浙东军分会的领导下，浙东抗日武装转战三北，取得了长溪岭、施公山、登州街等战斗的胜利，但是在七星桥、梅园丘两次遭遇战中，也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宗德三大”的大队长姜文光，大队附姚镜人，继任的大队长陆阳等45名指战员英勇牺牲。中共浙东军分会及时对工作进行了总结回顾，认为这几次战斗之所以失利，是因为敌伪建立了一整套保甲制度，织就了一张严密的情报网，使抗日武装的活动处处受制。而我浦东抗日武装初来咋到，人生地不熟，一时还难以得到当地的群众广泛支持。军分会通过总结教训确定了工作重点，一是镇压那些死心塌地的汉奸，摧毁敌伪的保甲制度；二是清除借口抗日鱼肉人民的土匪武装，争取人民群众的支持。

1942年正月初五，横河街上贴出了一张《浙东游击指挥部锄奸团一号布告》，上面白纸黑字写着：“查实余姚县浒山区龙南乡孙家境村伪保长孙荣潮，在民国30年10月21日晚，将我抗日武装在其村宿营之情报，密报驻姚城的日寇，致我抗日武装在横河街七星桥中伏，二十九名抗日志士惨遭毒手。伪保长孙荣潮认贼作父出卖同胞，根据中华民国战时惩敕汉奸条例，特将其缉拿归案，处以极刑”。布告上一道血红的大钩，狠狠打在孙荣潮的名字上。铁杠汉奸孙荣潮被抗日武装处以极刑的消息不胫而走，人民群众拍手叫好，而汉奸走狗都吓得胆战心惊。抗日武装抓住时机，用各种方式对伪、保长进行形势教育，要求他们明里当乡长保长，暗中要为抗日出力，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大多数伪职人员都吃起了“两口水”[1]，再也不敢死心塌地为日寇卖命了。

在余姚沦陷前，各个乡镇都有负责治安的保卫团，如大云乡有大牌头三村联合保卫团，配备有独粒毛瑟4支，五响一支，潭海乡有潭海乡保卫团，配备有独粒毛瑟和六寸抽板等枪支7支。这些保卫团的成员大都是社会上的帮会势力和地痞流氓，宁绍战役以后，三北地区的政治形势综错复杂，日本人和和平军占据了县城和庵东、周巷等大集镇。像大牌头、胜山头、段头湾等小集镇，因为日军的兵力有限，根本无法实际控制，加上国民党当局对社会黑恶势力实施了纵容、扶植、利用的错误政策，这批人就三个人一伙，五个人一帮拉起了自己的武装。这些武装白天打着国民党抗日自卫的旗号，向老百姓派款派粮，到了晚上就四处打家劫舍绑票勒索，黑夜里却干着打家劫舍的勾当，甚至老百姓白天刚刚收进的大豆小麦，夜里都会被洗劫一空。当时姚北有三个“头”，人们谈头色变，这三个头是二塘头的陆世钧、陆世贵兄弟，胜山头的王杏杏，大牌头的邵文灿。庵东盐场除了邵文灿以外，还有庵东的冯殿宝，沧田的霸洞阿哉，段头湾的陈阿二等人。老百姓对这批人恨之入骨，骂他们是“抢犯帮”和“拳头帮”，日夜盼望抗日武装能为地方除害。

军分会考虑到这批人打着抗日的旗号，如果直接进行整治，很容易被国民党顽固派找到借口发生摩擦，军分会在文件中强调：“对待地痞流氓土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须根据不同情形处理之。基本上在争取其抗战，提高他的国家民族观念，适当解决其生活，应用其能力，反对他的扰害治安、扰害人民，如其已经帮助敌伪荼毒鱼肉人民，不可感化者，用严格手段对待之，因为这些人不予以适当处理，敌伪要用来伪化我们地区。对于没有变为帮助敌伪的分子，应予中立争取之。”[2]根据军分会的指示，抗日武装采用各种合法手段严惩土匪恶霸。

一天晚上，邵文灿手下一个叫做赖阿狗的小头目，带着七八个小喽啰到朗霞一带进行抢劫，得手后让几个民夫挑着赃物，从七塘上向东走来。谁知道抗日武装根据群众举报，早已经在前面伏击，结果来了个人脏俱获。邵文灿眼见手下就要命丧黄泉，登时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乱转。正在邵文灿着急之时，手下有人说有一个人和抗日武装有来往，可以请他出面保人。邵文灿想找的保头人名叫俞济美，住在胡家路村，家里有一只潭船，开着一个叫俞公茂的商行。因为他家的潭船曾经多次运送浦东部队的人员和物资，所以认识了当时“五支四大”的教官蔡群帆。这天上午，俞济美头戴草帽，正在白地场上赤脚拖泥整漏，忽见几个空手人从大牌头方向飞奔而来，后头还有一顶轿子紧随其后。来人和轿子一路飞奔，径直来到了俞家舍头，停在俞济美门前。常言道夜猫子上门，无事不来，空手人进屋，好事甭想，俞济美不由得心头一惊。俞济美心中说道，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于是就停下了了手头的活计，赤脚往家中走去。来人见了俞济美，口称自己是大牌头邵文灿手下，奉先生之命，特意派轿子来接济美先生。俞济美是个有家有业老实本分之人，一听说邵文灿叫他，那里肯有半分怠慢，连忙进屋拿了双布鞋，夹在腋下就走。俞济美跟着来人赤脚飞奔，立时赶到了六根头邵文灿住地，邵文灿见了俞济美，好像捞到了一根救命稻草，放下架子求俞济美到蔡群帆驻地求情，饶了赖阿狗等人的性命。俞济美虽然对这帮抢犯恨之入骨，巴不得抗日武装杀一儆百，但是碍于邵文灿的情面，只得出面到西三的应家舍头来找蔡群帆求情。蔡群帆听到岗哨说大云乡的俞济美求见，马上放下手头的工作出门把俞济美接到屋里。蔡群帆听俞济美说明来意后，思考再三后对俞济美说：“根据当地人民的反映，邵文灿和丁云康手下的自卫队，明里打着抗日自卫的旗号，暗里却干着抢劫绑票的勾当，搅得盐场周围乌烟瘴气，我军本想一举端了邵文灿的老窝，消灭这股土匪，但是为了顾全大局，不给国民党留下口实，才在土匪抢劫时来个人赃俱获。如果把这几个祸害百姓的土匪就地正法，来个杀一儆百，量他邵文灿也无话可说。但是考虑到你曾经为抗日做过不少事，为了你的安全，也为了今后统战工作的需要，我就给你一个面子，饶了这几个家伙的性命。不过请你带话给邵文灿，抗日武装对两种人绝不手软，一是投靠日寇的汉奸，二是祸害老百姓的土匪，希望他好自为之。”说完后，蔡群帆就书写了一纸命令，让警卫员带着命令和俞济美一起去领人。

那几个小土匪五花大绑，被关押在附近的一个盐仓里，警卫员让俞济美在盐仓下等候，自己带着命令走进了盐仓。看守的战士不理解放土匪的原因，心中有气，就故意哗啦啦拉动枪栓，喝令几个小土匪站起来往外走，那几个小土匪以为末日来临，一个个吓得屁滚尿流面色苍白连腿也迈不动了。看守的战士押着几个小土匪来到了白地场上，把小土匪交给了俞济美。当俞济美给这几个家伙解开绑绳后，这些家伙才如梦初醒，知道小命是捡回来了。

1941年10月的一天夜里，紧邻盐场的长河垫桥路村的一座房屋内，灯火通明，里面正在办喜酒。一群人围坐在几张酒桌旁边，猜拳行令闹成一片，坐在房中的新娘却泪水涟涟愁眉不展。原来今夜成亲的新郎不是别人，正是庵东盐场义四乡段头湾的陈阿二，姚北沦陷以后，陈阿二就打着抗日的旗号，在段头湾自立山头，独霸一方，手下有三十余个人，配备有长短枪支。前几天，陈阿二到长河镇、垫桥乡一带敲诈勒索时，看中了一位姑娘，就要将姑娘纳为小老婆，普通的老百姓知道胳膊拗不过大腿，只好含着眼泪答应了这门婚事。就在陈阿二跨入洞房之际，外面传来了一声枪响，惊醒陈阿二的美梦，原来“暂三纵”已经在长河地下党员的带领下，接近了陈阿二的新房。陈阿二听到枪响，当即窜出新房向段头湾逃窜。第二天上午，“暂三纵”追击到段头湾时，陈阿二又逃到了西边的登州街。

“暂三纵”赶走了土匪陈阿二，长河人民拍手称快。部队抓住时机开展统战工作，召集周朝区十六个乡镇长和附近的保长，在长河草帽业小学的礼堂举行了会议。会上，“暂三纵”司令员朱人俊对大家说：“我们'暂三纵’是奉国民政府的命令到这里打游击的，打日本鬼子打和平军，打击骚扰百姓的土匪，希望周朝区的各位乡镇长同心协力，解决部队的后勤，共同为安定地方出力。”自从余姚沦陷后，姚北境内盗贼蜂起敌伪骚扰，整个社会乌烟瘴气民不聊生，乡镇长们早就盼望有一支部队来安定社会秩序，如今见“暂三纵”纪律严明抗日坚决，正好遂了大家的心愿，都表示愿意为部队提供后勤所需。为了便于联络，部队在长河章家路村设立了联络站，后来联络站改为“姚北长河办事处”，此后，姚北相继成立的有“临山办事处”、“逍林办事处”。

浙东抗日武装在地方党组织的配合下，通过严惩汉奸，打击土匪武装，开展统战工作，稳定了社会秩序，得到了人民群众的信任。经过将近一年的浴血奋战和艰苦工作，至1942年5月日军发动浙赣战役前后，在西起曹娥江，东至镇海南北宽约10余千米的三北大地站稳了脚跟，初步建立起了三北游击根据地，为南下四明山开辟浙东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1] 指暗地里伪抗日武装出力办事。

建立三北游击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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