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文 // 诗的道德——写在汶川地震之后
此文写于2008年5月汶川地震后。曾刊于黄礼孩所编当代诗人关于汶川地震的文集。今日做了些删改后重贴于此。
5·12汶川地震后，当代诗创作以井喷的方式呈现了貌似活跃的姿态。不少人因此情绪亢奋、激昂地认为这可能是一个契机，将带来已经被视为萎顿的诗歌创作的重新复活。如果情况真是这样，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但是，要是静下心来仔细考察，问题又不免会被提出：如此大量的诗歌作品中间，到底有多少具有真正的、甚至是有效的艺术价值？已经有人比较冷静地就此写出文章，用反思的笔调解析后得出结论：大多数诗并不具有艺术价值，就是其想要达到的鼓舞人心的作用亦不具备。那么，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到底要做出什么样的反应？是推捧、赞赏，还是批评；如果推捧、赞赏，我们将取用什么样的言辞，以什么样的立场和角度来说话；如果批评，又从那个角度，采取什么方法下手？很显然，这已经成为检验我们的诗歌观念、道德情怀、生命认识的一道坎。怎么才能迈过这道坎？的确考人智力。不过更加考人智力的是：当我们谈论这些由汶川地震引出的诗时，由于、政治正确、普遍人性已经作为一个标尺被树立在面前。对此，我们应该如何，以什么态度面对。
现在情况是，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人在谈论面对汶川地震写诗还是不写诗的问题时，已经祭起了人性的善恶与否，有没有基本的同情心这样的大旗。在他们的言论中，如果在这样的重大的人类灾难面前，一个诗人还不写诗的话，那么在人性的善恶观面前，他很可能已经站在了政治不正确，残酷冷血的立场上，成为了应该被谴责的人。在这些言论中，大多数的逻辑是这样的：一个有富有同情心，有基本的社会良知的诗人，不可能不被这样大规模的死亡震惊，不可能不表现出必须悲伤的同情心。如果没有这样的表现，其心灵的善可能就是不存在的。说实话，我对这样的判断尺度是有所怀疑，认为看待问题的逻辑存在问题的。其他的不说，仅仅是把诗人必须写诗才算表达了自己人性的善，不然的话就没有体现出善作为衡量的尺度。这一点，我觉得过于简单、粗暴了。在这个日益复杂的世界上，作为高级智能生物的人，要表达自己情感的方式其实有很多种方式。而诗人首先是人，难道他以别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同情就不行吗？譬如他没有写诗，而是直接捐款或深入灾区做志愿者。
有人肯定会说，既然是诗人，为什么不用诗表达？这样的问题的确有必要提出。但正是在这一点上，一个关键的问题被引了出来：当人们在要求诗参与到面对灾难表达情感的同时，难道不同时存在着对诗本身的艺术要求吗？如果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充分讨论，不建立起具有与诗相关的价值认识，尤其是不能建立起对诗作为人类艺术的长期价值的认识，很可能最终让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在强调了人性的道德感的同时，放弃了对诗的道德感的确认。要知道，从某种意义上讲，人性的道德的呈现方式有很多种，但诗的道德要求则只能回到诗本身加以确定。而且人们还应该明白的一点是：诗歌的道德要求从诗本身的角度来讲，更多地是一种话语方式，在它的内里隐含着技术意味的构成诗的基本要素和方法。也就是说，诗歌的道德应该建立在词语的审美合理性基础之上。这无论从什么要求出发都应该成为诗必须是诗的认识上来。
所以，可以确定地说的是：正是在这一点上，目前大多数的人的认识是简单的。在他们的意识中，对于诗的认识，实际上只能被看作是对于诗的功能的认识。他们的要求更多地不是对诗的存在做出要求，而是对诗必须表达什么的要求。虽然表达什么的确是诗的构成要素，我们也不否认这一要素对于诗的成立的重要性，但是作为当代诗人，我同时不敢轻视怎么表达才会使诗最终真正成为诗，不单今天在具体的现实情形下是诗，还在很多年过去了仍然能够被看作是诗。其实，关于怎么表达，如何表达也不是今天才作为问题被提出。从有诗以来，它一直人类艺术是对诗的基本要求。就像上一个世纪前半叶，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的人类历史上的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巨大灾难，而且是人为的灾难，置身其中的不同诗人便表现出了不同的处理诗的方式。但到了今天，我们已经看到还能够让人感到具有真正起了对时代灾难有所见证，又赢得了诗之尊严的作品却并不多。我能够反复阅读，并从中体会到诗作为一种人类艺术结晶的，只有像英国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中的《小吉丁》、波兰诗人米沃什的《梦痕集》、《世纪画像》等不多的诗篇。熟悉二十世纪诗的情况的人一定都会有印象，艾略特的《小吉丁》一诗并没有在诗中直接处理对战争的认识，也没有直接述说灾难，更没有表面的沉痛的抒情。但是却让人看到了由一场灾难引发出来的诗人对人类历史、命运，以及时间在人类生活中的意义等一系列问题的沉思。这些沉思是广阔、细致、深透的，并具有沉痛的打动人心的力量；它从对一场大火的描述入手，到了最后却并不是关于一场具体的灾难的描述，而是对人类命运的具有洞见，富有同情心的陈述。还有米沃什的《梦痕集》同样也是如此。这些诗的存在已经很明确地说明了问题：任何情况下，诗都永远不能把自己降低到不关心自身存在的语言方式的地位。它的存在所担负起的责任，与人类认识自己的智慧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发展到对精神认识的可能性有所发现相关的。这也是为什么当我看到不少关于汶川地震的诗时，一个最直接的感觉就是：虽然大量的作品让人看起来情感是真挚的，但却缺乏诗的价值，我最多是将它们看作一种对自己情感反应的原始记录，有些作品把它们说成是诗其实并不确切。
我知道，我的这样的看法肯定会遭遇不少人的诘难。在他们眼里，如果在灾难面前还要考虑诗之所以成为诗的种种理由，那么一个人也太冷酷、太没有同情心了。我当然不会认同这种诘难。在我看来，诗人对诗的态度与他对灾难的认识同样重要。如果不这样，也许他最后会发现自己虽然在情感表达上做到了政治正确，却在诗的完成上却无疑是失败了。他最后留下来的作品不过是对诗是什么的歪曲，根本与诗无关。不要以为这是强词夺理，历史上这种事情已出现过很多次。就像上一个世纪面对国家遭遇侵略，不少人写下了表达他们心迹的作品，但如今又有多少能够被认为有诗的价值，并被人记住，甚至体现了他们以为存在的见证的价值呢？而且，我更不喜欢有不少人拿杜甫作为自己的辩护盾牌。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杜甫的确面对具体的历史事件写出了不少诗，有些诗还很有即兴表达的味道。但任何人只要真正熟悉杜甫的作品就会发现，杜甫从来都没有僭越中国古典诗的语言规范，哪怕是他的那些最直接谈论具体事件的诗，亦符合当时人们对诗在形式与技艺上的要求，甚至是发展了这种要求，或者说革新了这种要求。这一点，不管是在杜甫的古体乐府诗还是五、七律中都是如此。直到今天，当我们阅读杜甫时，让我们真正确切地看到的，仍然是他深谙诗之为诗的奥妙，被最大可能的向人们呈现了这种奥妙。
的确，诗之为诗是有奥妙的。我相信哪怕最迟钝的诗人，今天也不会高嗓大口地宣称诗没有奥妙，是人人都可以驾驭的人类情感的表达形式。而问题是，诗真的是人人都可以驾驭的人类精神的表达形式吗？很显然事实并不是如此。只要人们仔细考察一番，就应该明白为什么会在诗的写作领域中出现三、六、九等的等级划分，为什么有人哪怕热爱诗热爱的发疯却写不出一句像样的诗？afpud这个问题上，道理很简单，原因就在于诗是对写作者有选择的。其他的不说，哪怕作为基本的历史事实：也从来没有任何人类的历史阶段，会在几天内冒出数不清的诗人，出现天文数字般的数不清的有价值的诗，这是不符合诗作为人类精神生活高级产品的存在逻辑的。仅此一点就让人有理由怀疑，那些对汶川地震后一下子涌现出的那么多诗给与无条件赞美的声音，是对诗的存在的真正负责任的言论。在对待人类精神产品时，我觉得任何情况人们都必须以理性的态度看待这个世界，看待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的由人类的特殊性带来的文化产品，不能在不符合文化存在的规律面前保持真正的判断力，将很悲哀。同时并不能真正赋予不具务价值的文化产品以价值。
所以，不是向目前一些人由汶川地震带出的诗创作的认识热情泼冷水。当看到那些认为它将会带来中国当代诗发展转机的言论时，我不能不感到它们是盲目而幼稚的。同时也感到一种让人心寒的东西的出现。因为这些言论的出现，说明近三十年来中国当代诗写作领域里的诸多人对诗的认识，并没有因为受到人类认识问题的能力的进步，以及诗歌写作上现代主义带来的诗歌建构方法的变革的洗礼而发生根本性改变，那种以为一场井喷式的写作就会带来人们对诗的意义，诗的存在理由、存在方式在认识上获得彻底改变的看法，实际上与发生在上一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对民歌体的推崇，宣扬全民写诗的鼓噪没有什么两样。我甚至从中看到了一种具有历史渊源的文化心理的存在，这种文化心理总是在以乌托邦的幻想勾画着一种能够带来大众狂欢色彩的诗的盛世。而这一盛世的背景蓝图是后世对唐代社会诗景象的想象，以及妄想着民族文化的大国地位会因为一次灾难激发出的表达热情而再一次出现。
同时，它还深刻地反映出存在于诗歌界众多当代写作者内心里的焦虑。这种焦虑的来源是什么呢？不是别的什么，是在一个以商业主义为特征的时代，对诗的边缘化带来的，它在社会上的地位的降低给予写作者冷落。虽然，对诗的边缘化大多数写诗的人已经承认是不得不接受的事实。但是，他们很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边缘化已经造成了自己心理的失衡，成为忧结在他们心中的痛苦的潜意识。为什么我们总是看到回到社会注意力中心的言论被不少诗人提出，并反复谈论？原因不是别的，就是因为边缘化带来的内心焦虑在做怪。而正是在这种焦虑的催动下，不少写作者对任何出现在眼前，可能带来改变的诗的处境机会，不遗余力地像救命稻草一样抓住不放，便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行为反应。虽然我不敢说面对汶川地震不少人的表现就存在这样的嫌疑，但剥开缠绕在地震为诗带来的那些可能复兴的种种冠冕堂皇的言辞表皮，难道我们不会看到以为利用这样的历史契机，诗将重新被大众注目的心理存在于不少写作者心中吗？不用忌言，事实是的确不少人这样认为着。
虽然作为一个诗人，如果出现了那种诗重新进入社会注意力的中心的现象我会感到十分高兴。但是，我并不认为它会借助于一场灾难而成为事实。何况我非常怀疑在人类的总体进程是朝着非诗化的方向前进的情况下，诗能够逆着这一潮流获得不少人想象的那种复兴。我甚至觉得，所有那些以为能够借助于灾难，要用面对灾难的态度来检验诗的想法，实际上是机会主义的。它说明的是有这种想法的人，很可能并没有在一种日常的状态下真正地对诗是什么想明白，反而需要来自外部事件的推力。这使我不得不一再设想：如果没有这样的外部推力，他们将何以为诗？恰恰在这一点上，我不得不认为像史蒂文斯、佩索阿、卡瓦菲斯这样的诗人是伟大的，因为他们所有对诗的洞见都来自于日常生活，来自于他们每时每刻都潜沉在对诗与人类文化关系的艰难思考中。他们的写作从来不是建立在特殊事件的触动之上，而是立基于对人类现实与历史的漫长思想中的。
当然，作为一种思考，我并不否认一场灾难可能会促进我们对诗的意义的思考。但是，这里必须有一个前提，即：这种思考应该是建立在一个诗人长期形成的对生命的认识基础之上，循着他认识的轨迹向前延伸的思考。我的确不太信任那种突兀的带有被外在事件导致的具有转向色彩的改变。我认为那样太轻易了。而如果有人还要拿这些转变的思考来指责别人，就不免让我感到轻率和滑稽。问题是当代不少诗的写作者的情况常常就是这样，总是有人在自己做了什么事情，尤其是他们认为的具有政治正确的事情后，就以为自己有了道德护身符，便开始大声武气地谴责没有像他们一样做的人。在这次面对汶川地震造成的灾难面前，不少人的表现就是如此。但他们这样的表现，恰好让我看到他们的行为中隐含的带有制度性思维，也就是我们针对现实而言说的集体主义思维特征的东西。此次汶川地震后出现的大量诗作，的确让我最明确的感受到了制度性思维的特征——口号式的表述。没有真正的诗的具体性，形式上的单调同一。我甚至感到了某种滥情、夸饰，甚至明显的矫情出现在不少诗中。而面对这样的现象，如果还有人将之看作它可能成为中国当代诗重建的基本出发点。那么，我对建立在这样的出发点上的所有关于诗的未来的设想并不看好。我坚信的是：任何时代的诗的经验，它的全部诗学认识，必定是建立在对一个时代，以及这一时代与其他时代的关系的全面认知之上的。它要求的必然是对时代复杂性不挂一漏万的认知，它必须表现出某种能被称之为“洞见”的特质。所以，哪怕有人振振有词地认为当代诗的复兴的曙光已经因为此次地震出现了，但我并不相信它是真实的。我觉得，只有在灾难造成的人们的情绪波动平静下来，在生活回到常态后，诗将会以什么样的面目继续存在，才肯定是更考验写作者心智的。如果在那样的时候，一个人还能写出认识深入、情感充沛的作品，才说明他是合格的诗人。因此我们可以想象的不是别的，是：如果一个人没有建立真正成熟的，有完备的诗学认识支撑的写作观念，他会在接下来的漫长而单调的生活中写出有价值的诗。虽然我们可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诗的出现依赖偶然性，但这种偶然性是以必然性作为前提条件的。所以，我感到有必要强调的一个基本事实是这样的：一个写诗的人，不应该企冀由偶然性事件成为自己写作的助推器，尤其不应该将自己的写作的道德感建立在对一场突然发生的，并非人类生活中经常面对的灾难之上，而是应该建立在由日常经验提供的，具体而细微的思考之上。如果我们不能具有发现意味地从更为平淡的生活中找到诗存在的意义不能从中获得对诗的价值的发现，那么诗的存在理由便不得不让人怀疑。这实际上是问题的症结所在。我相信，这一问题如果得到了解决，实际上也就解决了对写作方向的选择。
那么这样一来我想说的是：尽管有人认为5·12汶川地震为诗提供了重新认识它的契机。但是这一契机并不是建立在它作为一个具体的人类灾难之上的。我们必须意识到，就诗而言，当它作为人类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时，它的发展还需要我们从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引出对之的有效的理解。我们必须意识到在谈论诗的具体存在时，还必须谈论它的抽象的存在。而什么是抽象的存在呢？不是别的，是诗所依赖着的人类由漫长的历史经验给出的，关于诗是什么的审察标准；它不会简单地牵就任何事件，不会因为一次偶然的变化获得更改。退一步说，既便是因为具体的事件带来了一时的有所牵就，也会最终由时间给与矫正。说到这里，我甚至敢下这样的断言：不要看不少人目前很亢奋地谈论着地震为诗带来了什么，很可能要不了多久他们就会蔫下去，不再与诗有任何关系。而所谓的诗的重建与他们无关。更进一步，我甚至认为就是重建这种说法本身就是成问题的。因为在我看来，所谓“重建”是假设诗曾经遭到了破坏。就近三十年来当代诗的状况而言，这不是事实。尽管有人认为目前的确存在着整个社会对诗的价值观念的认识上的错误，但它不过是一时之言。事实上真实的情况应该是这样的：虽然一直存在着关于诗的意义的讨论。但这些讨论是作为诗的生成的一部分而存在的，在社会思想生活中的正常现象。任何只有稍微有一点历史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对诗应该以什么样的形态出现，从古至今一直是有不同看法的。中国历史上不断出现的关于诗是要“文以载道”，还是要“以文为文”的讨论，说穿了均是由对诗的不同认识带出的，对诗存在的意义的判定。我们的确不能说哪一种言论占了上风，就破坏了诗的存在本身。
好了。文章写到这里我觉得说得已经够多了。如果要总结一下的话，我想要最后强调的是：对于当代诗的建设而言，重要的是我们怎样在衡常的状态下找到进入诗的切入点，而非总是在人类重大的历史事件面前才发现原来此前我们对诗的一切理解都是有问题的。如果情况真是那样，不免让人悲哀。说明的不是别的，说明的是我们根本就没有对诗的成熟的认识。但是，对于一种需要细密的心智才可能真正获得对之有效把握的人类精神表达技艺来说，难道需要的不是长久而专注的探究吗？没有这种长久而专注的探究，我们怎么可能获得对它的奥秘的把握。因此，不管有多么道貌岸然地观点，不管这些观点如何把自己打扮成站在真理一边的守护神，我都不相信它会带来写作者对诗的奥秘的把握。而诗的道德实际上就是对诗的认识的道德。同时，诗的道德亦是写出真正具有进入历史，成为历史的一部分的诗的道德。做不到这一点，谈论得再多，都是对诗的存在的亵渎。
20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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