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美洲政治发展中的精英与民众
文献来源：
Timothy P. Wickham-Crowley, “Elites, Elite Settlements, and Revolutionary Movements in Latin America, 1950-1980,” Social Science History, Vol. 18, No. 4, 1994, pp. 543-574.
Kurt Weyland, “Clarifying a Contested Concept: Populism in the Study of Latin American Politics, ”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34, No. 1, 2001, pp. 1-22.
精英与民众的互动一直是政治变革的推动力，对拉丁美洲地区的政治发展而言也是如此。Wickham-Crowley(1994)和Weyland(2001)这两篇文章一篇澄清了拉丁美洲研究中的民粹主义概念，另一篇则聚焦于精英与民众之间最为激烈的互动形式——革命，并对精英和解理论进行了补充。具体如下：
Weyland这篇文章对拉丁美洲研究中的民粹主义（populism，或译为民众主义）这一概念进行了辨析，作者首先区分出了三种概念化的策略：（1）累积（cumulation），即对某一概念的定义结合了它在不同领域的属性，一个案例只有满足来自不同领域的所有属性时，才能成为这一概念的例证。与之相对的是第二种策略（2）增加(addition)，即一个案例只需要满足某一概念在某个领域的属性时，即可归为这一概念之下。（3）重新定义，即确定各个学者强调的不同领域中的主要领域。在此基础上，作者考察了学者采用何种类型的概念化来界定拉丁美洲研究中的民粹主义，认为对民粹主义的累积式和增加式定义在理论和实证方面都存在问题，尤其对社会经济结构主义理论的质疑以及在界定民粹主义的外延时的困难。对民粹主义的重新定义主要聚焦于它的政治维度，并将它定位在单一的领域中，这有助于界定民粹主义的外延。作者认为，民粹主义最好被定义为一种政治策略。政治策略的特征是统治者维持自身统治的能力。在民粹主义下，统治者是个人主义的领导者，不是团体或组织。当个人主义的领导者们将他们的统治建立在来自大量民众的、但大多是非制度化的支持上时，民粹主义就出现了。这一最低限度的定义既包括上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的经典民粹主义，也包括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新民粹主义。它强调民粹主义的根本原因：对政治权力的追求，但把民粹主义政治与具体的社会结构、经济环境和社会经济政策的联系留给实证研究。因此，这种政治上的重新定义承认了民粹主义领导人的灵活性和机会主义，其灵感主要来自对社会经济结构主义理论（现代化理论与依附论）的质疑和对政治的潜在自主性的重申。
Wickham-Crowley这篇文章认为，几乎所有对革命成功和失败的研究都曾关注以社会为中心的研究路径，但是很少有学者仍然坚持鲜明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即革命产生于国家层面的阶级冲突。然而对拉美地区革命的研究却将关注点放在了革命联盟的多阶级性质上，认为缺乏跨阶级的联盟是导致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此外，学者也越来越重视以国家或政权为中心的分析路径以期能解释拉美地区革命斗争的不同结果。Wickham-Crowley认为，上述两种路径对于理解1960-1980年代拉美地区革命的成功与失败都是必不可少的，除此之外，还有第三种研究路径：以精英为中心的分析，主要体现在Richard Lachmann(1989，1990)和Burton&Higley (1987)的著作中。Wickham-Crowley对Burton&Higley所提出“精英”和“精英和解“的两个概念进行了批判性分析。针对第一个关键概念“精英”，Lachmann对精英的定义强调他们对资源的占用，Burton & Higley则强调他们对下级的组织权威。结合二者的定义，Wickham-Crowley描绘了8个不同社会部门里的政治精英（文官政府、军队、政党、商界、工会、大众媒体、宗教、大学）以及他们凭借自身所拥有的政治资源所能制造的政治困境。Wickham-Crowley强调，这些组织中的精英所能控制或占用资源的程度是不一样的，他们的团结程度也有所不同，这通常与不同类型的政体有关。团结程度低的精英通常与不稳定的政体联系在一起；能达成共识的精英通常有助于产生稳定的代议制民主政体；拥有统一意识形态的精英则通常出现在经历革命后的极权政体中。第二个关键性概念是“精英和解”（elite settlement）指的是之前存在竞争的精英们同意遵守一套确定的游戏规则，从而有助于政治稳定。Wickham-Crowley重新考察了Burton&Higley对哥伦比亚和危地马拉两个案例中的精英和解进程的描述，认为他们主要关注的是政党精英，而忽略了其他社会组织中的精英，因此Wickham-Crowley对此进行了补充并发现在这两个案例里，当某些被排除在精英和解进程之外的精英能动员底层阶级的支持者对新成立的政府进行暴力抵抗时，反政府的联盟就出现了。这意味着精英和解理论不仅需要对那些排除在精英和解进程之外的精英予以更为系统的关注，也需要更加认真地对待以阶级为基础的分析路径。在此基础上，Wickham-Crowley认为1959年古巴革命和1979年桑地诺革命对精英和解理论的主要假定提出了更大的挑战。根据精英和解理论，革命更可能发生在那些精英分裂的社会中，然而，在古巴革命和尼加拉瓜革命爆发之前，两国的社会中都涌现出了在立宪主义、选举民主、驱逐独裁统治者等问题上能达成共识与和解的精英团体，这种精英和解与理论所预期的最主要不同在于权力移交的后果。在这两个案例中，革命之前出现的精英和解是十分有限的，各个精英团体为了推翻独裁政权而形成“消极联盟”（negative coalitions），一旦独裁政权被推翻，“消极联盟”中各个精英团体的意识形态分歧便立刻涌现，联盟随之瓦解。
其他参考文献：
Michael G. Burton and John Higley, 'Elite settlement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52, No.3, 1987, pp. 295-307.
Richard Lachmann, 'Elite conflict and state formation in 16th and 17th century England and Franc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54, No. 2, 1989, pp. 141-62.
Richard Lachmann, 'Class formation without class struggle: An elite conflict theory of the transition to capitalism, '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55, No. 3, 1990, pp. 398-414.
撰写：施榕 审校：杨端程 编辑：康张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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