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先生简介

字元白，又作元伯，满族，1912年7月26日生于北京。启功先生出身于皇族支系，但根据爵位累降制的规定，他家族逐渐没落。先生一周岁时，父亲即因病去世，他便随曾祖父和祖父生活。四岁时即入私塾读书。由于特殊的家庭环境，先生自幼即受到严格的启蒙教育和良好的道德熏陶。不幸的是，1922年先生十岁时，曾祖父和祖父先后去世，同年，家中还有多人故去，家业因偿还债务和办理丧事而破产，先生和寡母及未出嫁的姑姑，只得过起举步维艰的生活。

直到1924年，先生12岁时，曾祖父和祖父的几位门生非常同情他们“霜媳弱女，同抚孤孙”的遭遇，酬资仗义相助，先生才得以插班就读于汇文学校小学部，1926年升入中学，但高中未毕业便因经济困难而辍学。在此期间及之后，由于先生想找到一份喜爱并适宜的职业，曾先后随戴姜福(绥之)先生学习古典文学，随贾羲民(尔鲁)先生、吴镜汀先生学习中国绘画。其间，为维持生计，先生曾教过家馆。

1933年，经曾祖父的一位门生傅增湘先生介绍，先生得以结识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先生。陈校长对他的评价是“写、作俱佳”，这是他一生的转折点。他从此遇到了培育并影响他终生的恩师。陈校长先安排他到辅仁附中教国文，但不到两年，便被分管附中的某院长以他“中学未毕业就教中学不合制度”为由而辞退。1935年，陈垣先生又安排他到辅仁大学美术系任助教，美术系的领导仍是那位院长，一年多后，再次以“学历不够”为由将其辞退。当时正值北平沦陷时期，在日伪的统治下，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为了维持生活，先生只得不辞辛苦，教两处家馆，闲时便集中精力读书，研究书法绘画。这时他的绘画在社会上已名声雀起，间或可以出售，补贴家用。

陈垣先生坚信启功先生是一个有真才实学的青年，不应被埋没，便于1938年秋季开学时，请他回到辅仁大学任国文系讲师，教授大一普通国文。这是陈垣先生亲自掌教的一门课程，于是再也不会有人解聘他了。从此他再没有离开辅仁大学和教育岗位。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先生在辅仁大学晋升为副教授，先后教授过“国文”、“中国文学史”、“中国美术史”、“历代韵文选”、“历代散文选”等课程。由于他学识渊博，讲授得法，无论教什么课都得心应手，独具风格，深受学生爱戴，并被北京大学聘为兼职副教授，讲授“美术史”。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先生于1951年冬至1952年春参加了北京市组织的土改工作团，到湖南省澧县工作。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辅仁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合并，启功先生到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讲授“中国古典文学”。当时，中国画院正在筹办，先生应叶恭绰先生的邀请参与画院的筹办工作，曾到南方进行过调研。当时文化部文物局为培养考古及文物鉴定的专业人员，举办了考古训练班，先生被聘为该班的教师，给学员们讲授“中国书画史”及鉴赏知识。

同年，加入九三学社，被选为九三学社北京分社委员，并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委员，1956年任市政协常委。

1956年，启功先生晋升为教授，并以专家身份参加了教育部为贯彻“全面发展因材施教”的方针、加强科学研究及基础课教学和师资队伍建设、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而组建的“视导团”，到上海、广州、厦门、南昌、福州、梅州的大、中、小学视察。为新中国初期的师范教育和基础教育提供了改革的第一手材料。

正当启功先生满腔热情投身教学科研活动并积极参政议政、在各方面做出成绩的时候，1958年，在中国画院，他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划为右派，右派关系转到师大后，他的教授职称被取消，北京市政协常委和九三学社社员资格也被撤销，精神上受到了沉重打击。在这最困难的时候，是他的恩师陈垣先生给予了他亲切关怀，使他在逆境中坚持下来。右派分子不能上讲台，他就利用劳动改造的业余时间潜心学术研究，认真读书，撰写论文，努力在学术上做出贡献。1964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学术专著《古代字体论稿》，引起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后几经再版。

“文化大革命”期间，启功先生又被打为“准牛鬼蛇神”，被不断审查，并要接受集中学习和劳动，家中也被查封。但在这艰难岁月，他仍利用运动的间隙和休息时间，反复推敲和修改，酝酿了另一部学术著作《诗文声律论稿》，并在“文革”后付梓出版。

1971年，启功先生被借调到中华书局，接受点校《二十四史·清史稿》的任务。这是一项在周恩来总理直接关怀下，组织国内数十位一流文史专家参与的伟大工程，当时先生还是被挂起来的摘帽右派，在那种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他能有这样的机会把自己掌握的知识奉献给祖国，从内心感到高兴。自1971年到1980年，经整整十年的艰苦工作，终于完成了这项任务，又回到北京师范大学。

经落实政策，启先生被重新评为教授，再登讲坛，即满腔热情地投入到教学和科研中。1977年恢复本科考试，1978年恢复研究生考试后，他积极投入到教学第一线。不但教本科生的课、带研究生，还主动承担夜大学的课程，和广大青年一起，十分珍惜这迟到的春天。

1982年，他创立了北京师范大学古典文献学专业硕士点，1984年该专业又被国务院批准为博士点，先生被聘为该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直至逝世前，一直不顾年迈体弱，坚持工作。2000年又与已故著名学者钟敬文先生等创办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基地。20多年来培养了一批学有专长的硕士生、博士生，他们在工作岗位上都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很多人已成为教授、编审、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目前仍在读的博士生还有10之多名。

从1933年进入辅仁附中，1935年进入辅仁大学美术系，启先生已从事教育事业72年，从事高等教育70年，是辅仁和师大的两朝元老，也堪称我国资深的教育家。启先生有很多光辉的头衔，但他认为那些都是自己的副业，自己的主业只有一个，那就是教师。在长期的教学与科研实践中，他一贯注意教学与科研的紧密结合，从教学与科研实践中，总结经验，探索规律，再用这些经验，去丰富教学内容，提高教学水平。他对学生既严格要求，又和蔼可亲，对学生的点滴进步和成果，都给予热情的鼓励和肯定，随时关心他们的健康成长。由于在教育事业上成就卓著，1998年、1999年和2001年，他先后被评为“北京市师德标兵”和“北京市职业道德明星”，并获得教育部颁发的“高等学校教学成果二等奖”。

改革开放后，很多贫寒的学生考入北师大，生活相当困难，启先生得知后十分焦虑，决心用自己的力量帮助他们，便於1990年在香港举办书画义卖，筹集资金160余万元，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并坚持不以自己的名义而以先师陈垣先生“励耘书屋”中的“励耘”二字命名，设立了“励耘奖学助学基金”，目的既在感激恩师对自己的教诲与培养，亦在激励学生继承和发扬陈垣先生爱国主义思想及辛勤耕耘、严谨治学、奖掖后学的精神。这种高风亮节不仅使北师大师生深受教育，也在教育界引起广泛影响。

1997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建校95周年时，启先生受学校委托，拟定并亲自题写了“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校训。这一校训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深刻揭示了师范教育的本质，具有精辟的教育理念，不但深刻地教育了北师大的师生，也受到国家领导人和兄弟院校的好评。而这两句话也正是他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从教70多年的生动写照。

启功先生不仅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教育家，作为我国当代文化名人，他集诗、书、画和文物鉴赏、学术研究于一身，是享誉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国学大师。

启功先生是一位成名已久的画家。他从小受祖父的熏陶，酷爱绘画。最初拜贾羲民先生为师学画，贾老师不但画得一手典型的文人画，而且对书画鉴赏也极有素养，使启先生在绘画和鉴赏两方面都受到很好的教育。后来贾老师又主动把启先生介绍给著名的“内行画”画家吴镜汀先生。启先生随吴老师学画，也不全囿于老师的成路，最终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构图严谨，手法生动，色彩鲜明，韵味悠长，尤擅长山水竹石，极富传统文人画的意趣。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的作品已在画坛崭露头角，他也曾作画卖钱，以贴补生活，以至不少佳作流入社会，而于五十年代达到艺术高峰。专家评论他的画最突出的特点是：“以画内之境求画外之情，画境新奇，境界开阔，不矫揉造作，取法自然，耐人寻味”。近几年来，每年的书画拍卖，都能见到启功先生早期的绘画作品，并被爱好者出高价收藏，足见其珍贵。但在“反右”运动中，他因在画院被打成右派，严重挫伤了他对这项事业的热情，再加之当时提倡要巩固专业思想，于是只得封笔，而把全部精力放到教学上。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文艺春天的到来，启先生才重执画笔，但鉴于书名太高，“书债”太多，所以绘画作品并不太多，因而尤显可贵。在中南海、全国政协、中央文史馆、钓鱼台国宾馆等处都收藏有启先生的书画佳作。先生还为国家领导人出访及文化事业的国际交流绘制了不少作品，他常风趣地说：“我这里是礼品制造公司”。而他为第一届教师节绘制的大幅松石图，已成为北师大的镇校之宝。

启功先生是当代名扬海内外的书法家。1981年中国书法家协会成立，先生被选为副主席，1984年任主席，后任名誉主席。先生高度的书法成就既来自他的才分，更来自他的勤奋。他临习了大量碑帖，尤以临习赵孟頫、董其昌、柳公权、欧阳詢、智永等最勤，积淀了深厚的功力，并结合自己的审美情趣，最终独树一帜，成为大家。他的书法作品，无论条幅、册页、屏联，都能表现出优美的韵律和深远的意境，内紧外放的结体，遒劲俊雅的笔画，布局严谨的章法，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高超水准，形成一家之风，被人们奉为“启体”。书法界评论他的书法作品为：“不仅是书家之书，更是学者之书，诗人之书，它渊雅而具古韵，饶有书卷气息；它隽永而兼洒脱，使观赏者觉得余味无穷，因为这是从学问中来，从诗境中来的结果”。人们常说“书如其人”，启先生的书法，正如他人品学问一样，秀丽、博雅、才气横溢、风流洒脱。自80年代起，已有多种版本的启功书法集陆续出版。

启功先生对书法理论也有精辟而独到的研究，他对大量著名的碑帖进行过广泛而深入的考辨，写下了大量的专业论文，对书法史和碑帖史的研究作出巨大贡献。而他所著的《论书绝句一百首》， 以一百篇一诗一文的形式，系统总结了自己几十年来研究书法的心得体会，在书法界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他认为：书法是我国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之一，既有文化交流的实用价值；又是一门独放异彩、具有欣赏价值的民族艺术和文字艺术。

启功先生对书法艺术本身也有很多创见。如赵孟頫说：“书法以运笔为上，而结字亦须用功”。他通过几十年的实践则认为：“从书法艺术上讲，用笔与结字是辨证的关系。但从学习书法的深浅阶段讲，则应以结字为上。”与赵氏所说，恰恰相反。又如他认为临碑与临帖亦是辨证的关系，而帖能更真实地保有原作点画使转的面貌，故应更多加临习；而临碑则应“透过刀锋看笔锋”，才能得其真髓，并自称“半生师笔不师刀”。他又经过多年的探索，发现字的重心聚集处并不是在传统的米字格的中心点，而是在距离中心不远的四角处。并推算出它们之间的比例关系正符合所谓的“黄金分割率”。这些具体的理论都对学习书法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为表彰启功先生在书画方面的成就，2000年文化部为他颁发了“兰亭终身成就奖”；2002年又颁发了“造型表演艺术创作研究成就奖”。

启功先生是一位独具风格的当代旧体诗人。他在童年时代即对诗词有浓厚的兴趣，并背诵下大量的作品。青年时代经常参加同族长辈主持的笔会，与师友谈诗论词，酬唱应和，打下坚实的创作功底。执教以后，在治学、授业、书画创作之余，常就生活中遇到的人物、事件、器物、风景、书画作品等抒发情感，进行评论，创作了大量优秀的诗词作品。1989年，他的第一本诗集《启功韵语》出版，他在自序中说：“这些'诗’是许多岁月中偶然留下的部分语言的记录”，是“一些心声友声的痕迹。”1994年和1999年，第二、三本诗集《启功絮语》、《启功赘语》又陆续出版。之后这三种诗集又合订为《启功丛稿·诗词卷》及《启功韵语集》。先生的诗很好地体现了继承与创新的辨证创作观：格律严谨工整，语言典雅丰赡，意境深远含蓄，学力深厚坚实，深具古典风韵；同时又能坚持“我手写我口”的原则，不为古人所宥，写出自己的真情实感，密切贴近现实生活，参用当下词汇，深具现代气息。特别是一些诙谐幽默的诗，很好地体现了他的人生态度，形成了鲜明的个性特征，为古典诗词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启功先生的书法作品，很多是书写自作诗词的，而他的画作，均有自己诗词佳句的题跋。诗、书、画在同一幅作品中展现，达到了和谐统一，观其画，赏其书，吟其诗，使人神舒意畅，回味无穷，再次领略到“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境界。古人称这类作品为“三绝”，而启先生堪称是当代“三绝”之冠。启先生的诗集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专家们评论他的诗词“功力深厚，风格鲜明，完美地运用了古典诗词的固有形式，巧妙地运用了现代新语词、新典故以及俚语、俗语，形成了他诗词的独特风格，充分体现了新时代的特点，为诗词创作如何继承与创新树立了良好的典范”。

启功先生是独具慧眼的文物鉴定家。先生尝自云：平生用功最勤、成就最显著的就是文物鉴定，尤其对古代的书画、碑帖，见识卓异，造诣精深。早在青少年时代，他就积累掌握了很多鉴定的经验和知识。贾羲民老师经常带他到故宫博物院参观故宫珍藏的书画作品，并结合展品为他讲解鉴定知识。先生还经常到琉璃厂等地的古董字画店向民间的行家里手请教，他们看到先生如此敏而好学，也都乐意指点他，使他获得了很多宝贵的实践经验。1947年先生即受聘为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在古物馆负责鉴定书画，在文献馆负责审阅文献档案，整理清代史料。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成立文物局，负责对流散在社会上的文物进行收购鉴定工作，每遇疑难问题，必约请先生参加。1983年，国家文物局聘请国内顶级专家组成7人小组，对国内各大博物馆收藏的珍品进行甄别鉴定。先生即是7位专家之一。1985年被国家文物局聘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1986年任主任委员，其间所经眼的书画文物当数以万计。除书画外，还对出土文物及古代书籍进行鉴定。如王安石书《楞严经要旨》、 宋代龙舒本《王文公集》等。 近两年还参与了震惊文物界的《出师颂》、《淳化阁帖》的收购与鉴定工作。启功先生几十年来，为保护我国珍贵的文化遗产作出了卓越贡献，文物界的人都称他是不可多得的国宝级人才。

在鉴定方面，他有很多高明之处：一是知识面广，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深入广博的研究，熟悉与书画相关的各种知识，掌握更多的可利用的信息。二是他擅长文献考据，懂得驾驭文献信息的方法，一旦发现相关问题，能用科学的方法进行考辨，可以将艺术研究与学术研究结合起来。三是又有多年书法绘画的实践本领，深谙其中的艺术规律及具体技法，深谙各家各派的风格特点，见多识广，从而能够达到“观千剑而后识器”的境界。总之他属于学者型和艺术家型相结合的鉴定家，能透过现象，深入本质，从多方面考察，发现别人发现不了的问题。例如，他对旧题为唐“张旭草书古诗帖”真实年代的考辨；对陆机《平复帖》的全文通释与考定，都是最好的例证。

启功先生是一位成就卓著的学者。先生自幼聪颖过人，才华出众，记忆力惊人，涉猎的书籍非常广泛，且过目不忘，直到老年还能准确说出某事出自某书某章。戴姜福老师是一位博学之人，深通古典文学和传统小学，在他的教授下，启先生打下坚实的国学基础。后来先生又受教于陈垣先生，深得考辨之学的要领及严谨的“竭泽而渔”的治学精神，走上了专业规范的治学道路。陈校长又教诲启先生搞学术研究应发挥自己的特长，于是启先生从研究书画艺术入手走上了学术研究的道路。最初几篇学术论文，如《急就篇研究》、《董其昌书画代笔人考》，都是在陈校长亲自指导下完成的。而随着多年的教学实践，先生对古典文学、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历史学、文献学、版本目录学、宗教学，也都有广泛的涉猎与研究。而在所有的研究中，启先生仍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他能在扎实严谨的论证中，处处显示出自己独辟蹊径的聪明才智，常能发别人所未发，道别人所未道。如诗词格律讲解起来十分烦琐，而先生的“竹竿”理论能举重若轻地将此问题化繁为简。他学问广博，可谓诸子百家无所不知，三教九流无所不晓。先生常自戏为“杂货铺”，实则是博学多闻，而且能打通各学科的界限，成为一名通学博儒。如他晚年所开设的“古籍整理基础”课，就属于这类性质，而先生则戏称为“猪跑学”。

启先生的主要著作有五十年代的《读红楼梦札记》和程乙本《红楼梦注释》，至今是红学研究的必读书目。六十年代的《古代字体论稿》，此书将文字研究和书法研究结合在一起，是文字学的重要论著。六十年代的《诗文声律论稿》，此书以简驭繁，是研究诗文声律的独诣之作。八十年代的《汉语现象论丛》，此书对中国古典语言，特别是诗词语言，提出了种种令人深思的问题。八十年代的《说八股》，对八股文的特点和功过做了实事求是的评价。而2004年出版的《启功讲学录》，虽是学生的整理稿，但典型体现了他博雅通学的学术特点。而累时多年的《启功丛稿》，更是其学术之大成，其中有关碑帖、艺术的考辨文章，更不是一般学者所能道其万一。先生之学问真可谓博大精深。

启功先生还是一位在国内外享有广泛影响的社会活动家。他以卓越不凡的才能、崇高的思想品德和对国家的无私奉献，赢得各方面的敬重和爱戴。

1980年，当选为“九三学社”中央常委，兼宣传部副部长，曾任“九三”中央参议委员会副主任、现任顾问。

1982年，恢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委员资格，1986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以后连任第六、七、八、九、十届常委，并兼任政协书画室主任。

1983年秋，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各民主党派组织一批专家支援西部地区的文化建设，启先生时已年过七十，仍不辞辛苦，报名参加，先后到内蒙古、宁夏、甘肃、青海、新疆等地讲学，为西部地区的教育事业献出一片爱心。

1992年被国务院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1999年任馆长。为文史馆的建设和文史资料的整理出版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2002年，任西泠印社社长。

先生还兼任中国佛教协会顾问、故宫博物院顾问、国家博物馆顾问、北京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等职务。他以饱满的热情、认真负责的态度，参政议政，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和中外友好合作，奔走往来于友邻国家和港澳地区。

先生曾多次应邀赴日本、新加坡、韩国参观访问，举办书画展和进行学术交流，多次去香港讲学，参加文物鉴定。还应美国大都会博物馆邀请，出席学术会议和鉴定古书画，赴英国、法国考察博物馆，为传播中华传统文化做出了突出贡献。

而启先生在艺术和学术上所取得的高度成就，究其根源和他高尚的人格分不开。

先生对国家和民族抱有一颗热诚的赤子之心。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自幼有宗教经历、又身为民主党派重要负责人的公民，他极力维护民族团结，爱国爱教，投身于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和祖国的统一大业之中。他坚决拥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立的改革开放政策，热情讴歌香港和澳门的回归。在政协积极献言建策，在各种外交场合维护国家的利益与尊严，宣传介绍祖国悠久的传统文化，为祖国争得了荣誉。他还以一颗博爱之心、忧世之心，密切关怀着国家的发展建设。每遇到自然灾害，即踊跃捐献善款，他无时不真诚地祈祷人民能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进而由衷地祈祷世界的和平。每当谈及国家和世界尚有贫穷和苦难、丑陋和暴力时，其同情焦虑之心溢于言表，仁爱之心令人感动。

先生是一位性情中人。他为人善良、诚恳、注重情谊。他对妻子至爱，对母亲至孝，对师长至敬。他能接受他们的爱，深知没有他们的爱，就没有自己的一切；更能爱他们，深知这是对他们的最好报答。他书画艺术的成就和诗词创作的感人力量都与此相关。他知恩图报，谈及自己的成绩，总口必称陈老校长的恩德，对凡是帮助过他的人以及他们的后代，都尽其所能地予以回报。他对朋友至诚，能向他们敞开心扉，不存蒂芥，不管自己地位多高，都与他们保持纯洁童贞的友情。他对晚辈、学生关爱至切，和蔼可亲，悉心教诲。他常说自己就是在别人的关切和师长的耳提面命中成长起来的。先生的诚挚之心，深厚之情，深深感动着每一个和他交往过的人。

先生操守纯粹，道德高尚，为人方正，举止得体，对事业锲而不舍地追求，对工作孜孜不倦地努力。他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讲究礼貌，平易近人。他从不摆名人架子，尊重一切人，包括普通劳动者和晚辈学生。“直如矢，道所履，平如砥，心所企”，这首砚铭正是他做人的原则。“一拳之石取其坚，一勺之水取其净”，这是他另一方藏砚的铭文，先生取其“坚净”二字当作自己书斋的名称，而这二字也正是他道德操守的生动写照。

先生性格洒脱，心胸超旷。他从不斤斤计较个人利益，更不计较钱财，对这些身外之物总抱着“难得糊涂”的态度。每遇人生坎坷总能以乐观的精神、旷达的心胸加以化解，即使在“反右”和“文革”中遭受极不公正的况遇，也能积极向前看，而从不怨天尤人。“宠辱无惊希正鹄”，“何必牢骚常满腹”，这样的诗句在他的诗中经常出现，心胸之宽广令人感佩。他言谈风趣，应对机敏，出语幽默，喜开玩笑，凡与他谈话的人无不感到是一种享受，无不为他的人格魅力所倾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