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口通商始末：广州没落与上海崛起
今天的中国人想起上海就会想起那座名为“魔都”的一线城市。有着复古情怀的文艺青年，会回想起几十年前的十里洋场与民国大师们的文艺范。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这座城市真正崛起于清末，并飞速“ko”了原本的“冠军”广州，成为东亚大陆的第一外贸之城。
“一口通商”时代的矛盾
在不少人心中，鸦片战争前的清朝十分封闭，不允许外国商人来华通商。可这并非历史的真相，实际上清朝只是限制的通商的地点和规模，并没有真正做到禁止一切外贸行为。相比明朝的“隆庆开关”，满清的开放度更高，共有四个口岸用作外贸。它们分别是主营业务西洋的粤海关，地址位于广州；主营南洋业务的闽海关，地址位于厦门；主营东洋贸易的浙海关，地址位于宁波；主营国内沿江贸易的江海关，地址位于松江。
【对于许多西洋人而言，广东代表着整个中国】
此时，满清的外贸对象主要是英国人，而英国的商人83%都在广州做生意，所以这个时间段被称为“一口通商”。
以近古的中国王朝标准而言，满清或许能算得上开放，可对英国人来说，管制措施十分窒息。英国人不但被限制贸易地点，连自由接触中国人都做不到。在一口通商时代，广州的对外贸易是由广州十三行负责的。这十三行，可不是如字面意义上的十三家，而是清政府委托的私商统称。因为满清实在不擅长对外打交道，又害怕外来的力量冲击传统的儒家社会，所以就招募了当地那些有实力的商人和洋人做生意。
【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停泊在广东】
拿中国的茶叶来说，这是工业革命后。中国少有的拳头产品，但是其贸易的环节堪称繁琐至极。首先由茶商从茶农处购买茶叶，然后再由茶商转运至广州给十三行，最后由十三行在指定地点和洋人贸易。过程多了好多本不必要的程序，极大地迟滞了整个系统的效率不说，也让收购成本大增。又恰逢英国本土于1821年颁布了新的贵金属供给标准，导致远东的白银供给量减少，削弱了英国商人的购买力。
这一切的结果自然是让洋商怨声载道，吃朝廷饭的十三行赚的盆满钵满。而满清也如愿以偿地隔绝了自己的人民和西方资本的联系，将其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充分满足了其控制欲。
【茶叶与瓷器是中国最后的两个拳头产品】
十三行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和政策优势大肆打压英国商人，导致英国严重入超。据统计，十三行利用壁垒优势前后从欧洲获得2800万公斤白银。但是，欧洲人也不是圣母，一场风暴即将袭来。
解禁后的竞争
最终，英国商人无法忍耐这种限制，悍然要求本国政府借鸦片被扣的契机出兵，用武力改变规则。（鸦片本身能否贸易对英国人不重要，重要的是英国资本家要以此作为借口）若在平时，大英帝国也不会徒生事端与远东另一个大帝国开战，可事有凑巧，当时在位的外交大臣是亨利.约翰.德普尔——一个以铁血出名的人。战争终于还是不可避免地爆发了，英军以绝对优势摧毁了天朝上国的迷梦，送去“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英军打清军难度不会高于拳王打小孩】
根据《江宁条约》，清朝需要彻底开放五个口岸，并保证再也没有十三行这样的中间机构干涉。同时，清朝无权再干涉英国人的人身自由，他们可以移居到中国人的城市里，购房、贸易、定居，当地政府不得阻碍。犯法的英国人也享受治外法权，清政府无权审判英国人。
这些条约束缚了清政府的行动，使得他们无法再干预境内的洋人。一时间，大量英国商人、传教士、水手纷纷前往广州定居，过去人为的种族隔离被彻底废除。可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会钻规则漏洞也不配在天朝为官。既然无法用官府的力量阻止洋人，那么民间的力量就该出动了。
【清军的战败，让官僚意识到对洋人无法用武力】
朝廷通过与广州宗族的联系，让他们袭击落单的洋人，并雇佣居民打砸洋人的店铺、住宅。受到鼓动的广州居民纷纷起来袭击落单的英国人。双方在街头巷尾打了无数次巷战，有时候洋人恰好带着手枪，袭击他的中国人会被反杀；有时候，洋人没有带枪，中国人就会利用地形、人数优势将其拿下，砍下头颅去找官府、宗族的人领赏。最后，当地人还总结出经验，：1.看洋人的腰间是否配有枪套，尽量不要去招惹配枪的洋人；2.行动需要迅速，不要给洋人逃跑或者呼救的机会；3.尽量集体行动，确保20个中国人打一两个洋人，彻底消除洋人的体格优势。
一来二去英国人受不了了，出门在外处处被人袭击，回家后店铺被人砸了。原本给予厚望的广东市场迅速萎靡，英国人开始带着自己的货物北上，去其他港口寻找新的市场。很快他们就选中了新的目标——上海。
【19世纪的上海码头】
相比珠三角，长三角的劣势很明显：1.离欧洲更远，货物转运需要更多的时间与成本；2.相比已经在一口通商时代，积累部分翻译人才的广州，当时的上海并没有几个会说英语的人。英国商人很难直接与当地人沟通。
不过，长三角的优势完全能够弥补上述劣势：1.相比动辄以“鬼佬”“番”称呼英国人的广东人，长三角地区对洋人的排斥比较低，至少没几出袭击事件；2.长三角的人口更多，有着珠三角难以匹敌的市场潜力；3.长三角的茶叶贸易更发达，更容易聚集资本；
【最初的上海工部局】
综合考虑下，大量英国商人开始从广州撤退，将自己的商店开在上海。
值得一提的是，在初期，洋人并没有租界的想法。但是，清朝官员十分害怕洋人和当地居民接触，害怕双方一旦爆发冲突，自己也会被连累丢掉乌纱帽。于是，当地官员请求洋人在某处单独居住，尽可能地与当地中国人隔离。这就是最早的租界，而在英语里不存在中文含义的“租界”一词，英国人对上海也没有“租借来的地方”这一概念。“租界”的直译应该是“居留地”，后来负责管理事宜的“工部局”直译则是“纳税人委员会”。可惜，当时的人们并不能理解“纳税人”和“居留地”以及“社区”概念，这才有了今天我们常见的翻译。
战乱的加速
不过，此时的上海依旧有着巨大的劣势——它周围的老牌城市太多。当时的上海人口很少，县城人口只有几万，根本没有办法和苏杭相提并论，甚至连宁波都要强于它。时人称呼上海为“小苏州”，当时上海的地位可想而知。相比之下，广州在珠三角的地位就要高得多，乃是当之无愧的地区老大。
不过，这一切都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而改变。由于上海有着洋人的居留地，太平军无法攻克有着洋枪队的上海。长三角的富户纷纷带着家眷与动产逃亡上海，地方官原先计划的种族隔离因此宣告失败。
【今天一些江浙老人骂人都是“一脸长毛相”】
这些富人进入租界后，开始按照洋人的生活方式与社会制度经营自己的财产。他们很快发现，英国人的自由贸易体系，在资本积累上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于是，在太平天国运动后，他们拒绝回到自己的故乡，转而在上海扎根。数以千万计的白银极大地刺激了上海的经济发展，百万人口的入主给上海提供了充裕的劳动力。在短短数年间，上海就从“小苏州”成长为长三角的龙头城市，并将这个地位保持到今天。
借助着这股东风，上海一鼓作气超越了广州，并将差距越拉越大。到了1900年上海的进出口贸易额达到了惊人的一亿六千万两之多，约为同时期广州的5倍。
当然，打开大门固然让广州失去了龙头地位，但是其居民的生活质量与官府的税收也远胜从前。据统计，在粤海关一家独大的时候，广州的关税只有140万/年，不到清末的一个零头。如果将城市拟人化，广州或许会在凤尾与鸡头之间痛苦地抉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