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电影开始消费社会热点时会发生什么？
曾经，电影是一个“造梦场”，人们可以躲进电影院暂时忘却现实生活中自己的艰辛，去感受别人的悲喜。去跳出自己的生活范围做一场梦曾是电影的一大价值。而在这个万物互联，讯息铺天盖地的时代，“别人”似乎更容易变成遥相呼应的自己，一条微博，一个话题，“千夫所指”一次次横冲进我们的生活变成“我也如此”，作为大众娱乐的电影是不是也悄悄发生了一些变化？
与更寻求生活共鸣的电视剧相比，近两年院线电影也越来越多的出现了有强烈意识去寻求联结“观众现实中情绪”的作品，捆绑社会热点，在类型片的“底料”下添加越来越多的热点因素成为了院线电影一个日趋明显的现象。
似乎从前几年的《我不是药神》开始，“爆款电影”这个词就渐渐频繁出现，制作者好像找到了引爆“口碑”与“票房”的双重秘诀。
《我不是药神》其实是一部很好的与社会热点相互成全的电影，它引起轰动后直接带动了进口药政策的变化，影片中提到的药物从上万块直降到几百块，虽然在电影热潮后并没有得到群众的广泛关注，但它可以说是电影推动改变社会现实的经典案例。
不过，引起这样现实层面改变的基础是在电影层面首先做得扎实，能真正挖掘出相关事件的人群中的真情实感并引起共鸣。而一味捆绑热点进行营销只会反噬影片的口碑，透支观众对这类影片的信任。
在前几年，“校园霸凌”话题成为一个广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而此时《少年的你》横冲出世，凭借营销上的“抓重点”和还算过硬的影片质量，在该时期的票房榜上一骑绝尘。
虽然在我看来这本质上仍是个爱情片，但故事背景和人物关系立得住，即使焦点偏离了“校园霸凌”这个广泛话题，但无疑通过一组令人印象深刻的关系使这个话题的讨论度大大加码。电影“出圈”了，就会让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影院以加入这场讨论。
而同样是以“关注校园霸凌”作为宣传点的《悲伤逆流成河》虽然显得火力更猛，似乎想把那阵子敏感的社会议题都一并倒进去，但并没有考虑会煮出什么味道，因为它依然是国产青春片的底料，各种调料一起加入的后果反而是所有味道都被掩盖了。它对于把观众拉进影院是一个刺激，但让观众走出影院时依旧保持对这些议题的思考并没有负起责任。
在这部电影上映以后，观众显然并没有对校园霸凌的问题展开探讨，而更多的是吐槽里面的人物，以及不切实际的狗血青春。它用一个“校园霸凌”的壳，装了一个俗套矫情的爱情故事。它显然不能代表大多数人经历的校园霸凌，只会让旁观者猎奇，产生一种不切实际的同情，这其实背离了“关注社会议题”的初衷，对真正的受害者也是残忍的。
其实在现实问题上，电影不仅可以顺应社会热点，还可以推动社会热点，但这种比较高级的操作需要创作者更加用心的观察。比如前两年的《嘉年华》就还算做的不错，它并没有过多的类型片企图，只是将影片的切口对准女性在社会中受到的隐形的伤害，但让这个故事完整地承载了这个议题，受到伤害的人是被创作者聚焦的，从而也引发了社会广泛地讨论。当然，也有如韩国的《杀人回忆》这种将类型片元素与社会议题充分交织并给出了一个出口的影片，但这需要一种长期社会积压的情绪所产生的创作动力，这种环境在中国是不具有的。我们更多的是一种对社会痛点的“冲刺式消费”，来也汹汹，去也匆匆。体现在电影里也是如此。
真正能由电影掀起的有价值的讨论热潮都是小范围的，不论是《嘉年华》还是《送你上青云》，似乎电影过后收到的声音很大，但都是一小部分人发出的，因为其实并没有多少人走进电影院看了这些电影。
“捆绑热点”只是吸引观众走进影院的途径，而让观众带着“哭”或者“笑”或者“亦哭亦笑”的高强度情绪走出影院才是现在一部院线电影的底牌。所以其实，“给观众做一场梦”仍是影院亘古不变的真理，只不过“社会热点”如今成了一种新的卖点。
前段时间的电影《我的姐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很显然，“重男轻女”在中国早已是一个隐秘而持久的话题，而“二胎”也已经让很多中国家庭产生了新的问题。受害者要倾诉，给他们施加迫害的系统要批判，但制作者显然知道情绪的“最大公约数”不在他们身上，所以最后还是要打“血溶于水”的感情牌。这是为他们创作的电影，也不是为他们创作的电影。满足观众嘴上索要的正义，心里索要的情感，可谓新时代电影创作者的兼容之道。
除此之外，《如果声音不记得》也炒了一波“抑郁症”的热点，明明是一部爱情片，还要往抑郁症群体那里拐一下，在创作逻辑上丝毫不见得是从这个病症群体的主体视角出发，奇幻设定做的很深，如果把抑郁症主角换成一个随便什么名字的病症也丝毫不影响剧情发展。这种赤裸裸的对热点话题的“强吃”似乎成为一种潮流。
《明天会好的》讲的是北漂群体，其实很大程度上也代表了当今在大都市飘着的年轻人，这个话题其实应该有很广泛的共鸣基础，但不知是不是编剧在创作时完成了一次又一次自我感动，对这个“社会热点”的包装完全没有起到感动观众的作用，这部影片将一些似乎代表这个群体的符号化的东西一并放了进去，好像要引起共鸣却流于皮毛，组成了一篇生活流水账。这部影片在“自我”的抒发和对“他者”的想象之间，完全失去了沟通的桥梁，造成的效果就是观众可能一边看着银幕里女青年的文艺自嗨，一边想起了自己西晒房里没晾干的裤子。
当然，能达成这种效果也是一种境界，势必造成观众的谋反，而大多数电影是在“为观众情绪服务”与“不太顾及脸面上的瑕疵”之间徘徊。近年来的主旋律“扫黑”类电影从《“大”人物》开始就逐渐找到了踩着观众爽点一路起飞的路径。
在这类电影里，代表资本的黑恶势力一定先干出一些恨得人牙根痒痒又在智商层面带些瑕疵的事情，然后代表公权力的一方呕心沥血为民除害，在此期间公权力一方一定会因为一些原因处于一筹莫展的境地，但随着黑恶势力的智商漏洞越来越大而终获转机，大获全胜。
当然，这些故事无论在剧本的跌宕起伏还是视觉层面都还是好看的，但这些虚构出来的“坏人”显然满足的是人民群众对坏人的想象。如果在高潮段落到来前观众产生“弄死他”的欲望越强烈，则说明剧本越成功，编剧的发条上紧了。
观众在“类型片”中围观社会热点，正义感得到了极大满足，也更加确信了在下一次的社会热点里对“类型片”的寻找——要找到真相，来满足一下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实践的正义感。
围绕观众所想要看的题材去做一部片子其实没有问题，但如果加入社会热点只是为了让一部电影“卖相好看”，而没有扎实地将故事讲好，在这个信息通畅的时代只会让口碑迅速滑坡，最终反噬自己。而如果讲好了故事，也未必不会变成一次对社会热点的消费，但起码让电影成为了通向现实的一种手段。
捆绑社会热点做类型片也不仅仅是中国影院出现的现象，像顺“me too”运动之势而成的《前程似锦的女孩》就在今年的奥斯卡中获得了很高呼声，而由“光州惨案”引发而成的《出租车司机》、《华丽的假期》，甚至源源不断出现的韩国带着恐惧气息的类型片都成了他们国民电影的一部分。在韩国，《素媛》《熔炉》这些电影都在不同领域推动了社会的进步。社会热点滚滚而过，而类型片生生不息。
中国有着深刻的现实主义传统，而在“大胆造梦”的语境里，我们能否给出一个“改变现实”的回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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