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战：商鞅变法（4）为什么只有商鞅成功了？
近些年来，许多国家发现一个选拔领导人的定律。
就是尽量要选择中产或中产以上的家庭培养出来的孩子去从政。
因为这种孩子往往吃过见过，而且性格不容易极端，做事会较公允。
相反，一些贫困家庭的孩子则在有了权势之后出现了报复式的贪污或残暴。
并非对上述群体有所歧视，而是大量的事实以及心理学案例证实了这个比例。
底层往上层爬，需要有太多关要过，每一关的突破都需要你去和之前的你说再见，后面我们在讲刘邦同志时会详细阐释，他刘老三后来之所以得了江山，并非仅仅是靠运气的。
人家不仅仅是个流氓，而是一个完成了阶层突破的流氓。
公孙鞅就是这样一个底层人。
一朝得权后，他变成了一个狠角色，一个不会拐弯的偏执狂。
太子犯法了，他割掉太子老师的鼻子，任何敢给他提意见甚至和他辩论的人都统统被他干掉。有一次，他在渭河边论法，一口气就砍了七百多人。
史书称他们这种人叫“霸道”，其实本质上，就是底层极端自私主义者。
公孙鞅的种种作为，也为他本人的悲惨结局埋下了伏笔。
不过无论公孙鞅这人怎样，有一个事实是，秦国强了，而且不是小强，是大强。
看一下战果吧。
秦孝公四年，败韩军于西山（山西商南县以北）。
秦孝公八年，占领魏国少梁（陕西韩城西南），打韩国占领安陵、山氏，插入魏韩交界地带。
秦孝公十年，围魏旧都安邑。
秦孝公十一年，占领魏国西北国境最重要的战略据点，固阳（陕西米脂），同年，修建武关（关中四塞之一），秦楚间必经咽喉。
秦孝公十九年，周王国四十一任周显王封秦孝公为“西部封国盟约长”，一扫当年被斥不得会盟之耻。
公孙鞅不光下马能管民，上马还可以管军，曾多次带队伍上前线征伐，像孝公十年围安邑，十一年的西拔固阳的精彩战例，就是出自他之手。
总体来说，公孙鞅这人是个全才，但有才无德一直是他一生的注脚与背书。
无论是他对待百姓，还是对待同仁，还是对待敌人，极端的结果主义导致他为了达到目的对待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无所不用其极。
他人生中的最后一场大胜，则更加体现出了他的卑劣之处。
秦孝公二十二年，公孙鞅伐魏。
前一年，魏国刚刚经历马陵大败，公孙鞅建议孝公，趁他病，要他命，打劫要趁早。
孝公觉得很对，遂同意发兵，公孙鞅是总司令。
魏国派出的将领，是魏公子卬。
公孙鞅和公子卬是好朋友，两人在魏国时曾经在老宰相那里共过事。
公孙鞅觉得曾经的这份同仁之情可以利用，派人送了一封信过去。
大意是：从前在魏国时，我们是好朋友啊！如今我们却成了敌对的两军统帅，虽然我奉的是国君的严令，但我的内心却极不愿意打这场战争，希望你我能进行谈判，用和平的手段解决两国的问题，然后举杯痛饮，各自班师，你说这多好。
魏国公子卬如果仔细的想想这几年他们家西边的领土都是谁挑头抢走的，就知道公孙鞅这小子没有什么好心眼，而且大兵都开出来了，不打出点成绩，砍点脑袋回家，秦国的将士们也是不干滴。
不过这位魏公子还是决定去。
因为战国时期，虽然已经礼崩乐坏了，但整个社会对于信义的重视程度和今天对财产的重视程度是一样的。
一个人的信义是等同于生命的，一个大人物说过的话是不用立字据的，一个吐沫一个钉，谁也没有拿这个开玩笑的。
虽然兵不厌诈，但却从没有人拿自己名誉当儿戏的。
不过公孙鞅无所谓，什么东西都可以是儿戏的，这是个没有底线的家伙，在他眼里什么都可以利用。
魏公子卬去了以后两人把臂言欢，指天互誓为兄弟之国，在酒会上，公孙鞅伏兵突起，控制住了魏公子。
然后秦国的特种兵混入了回行的魏公子队伍，再让大军掩后。
魏国守将看到自家人回来，没有防备，随后秦国特种兵开始大砍脑袋，魏军大乱，秦大军随即冲杀，魏军大败。
魏惠公得到消息后，肝胆俱裂，尽隔河西七百里土地求和，并悔恨自己当初不听老宰相之言。
谁知道这王八蛋的破坏力这么大啊！
可惜没有如果。
谁让这王八蛋当年你没用呢！
自此黄河天险，秦魏两国共享，公孙鞅因战功，受封于商地，又号商君，公孙鞅变成了商鞅。
说一下改名字这事，最早，改姓这事并不算是什么大事，往往为了显示自己的封地或者官位，就把名字改了。
比如公孙鞅改名为商鞅，马家的姓是赵奢的赵姓改过去的。
后来，姓就变得不能动了，祖宗给的哪能说改就改！
人再改姓基本上就是避难躲仇了。
姓不能动了，于是一些混出来的人物就开始在姓后面加上老家，表示他代表了自己的家乡。
比如说张居正叫张江陵，李鸿章叫李合肥。
但这种叫法是无法沿用到今天的，因为今天名人比较多，而且细分严重。比如李嘉诚叫李潮汕，赵本山叫赵铁岭，别人还咋叫？潮汕的牛肉火锅就第一个不答应！广大当地群众更是不能答应的！
有句话叫做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商鞅这个大地主并没高兴几年，他的大限到了。
因为他失去了他存在的意义。
他之所以能满世界得罪人，能干掉任何与他意见不合的人，在于他身后的秦孝公。
这个人是他存在的真正意义。
秦孝公二十四年，孝公逝世，秦惠王上台，他的老师们被商鞅割掉过鼻子，全秦国的贵族旧势力们全都被商鞅得罪过，几乎是同仇敌忾般的想要弄死他。
新领导刚刚上位，就布置了全国通缉。
商鞅开始逃亡。
他最开始逃亡到魏国。
他阴了人家的太子，侵占了人家上千里的土地，他居然好意思去，魏惠王恨死了他，不给签证盖章，拒绝他进入国境。
他逃亡的路途中无法进旅店，因为他当年自己设置的法律规定，没有文件不得住店。
他的亡命天涯之路处处被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打脸。
最终万般无奈下，他逃往自己的封地商地，然后被干掉。
他太招恨，结果尸体仍然被五马分尸。
一个有才华的，有主张的，有执行力的，小人，结束了他的剧本。
为什么商鞅变法会成功？
商鞅的变法，在秦国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但我们也要更深层次的看，为什么商鞅的变法会成功？
或者说，商鞅的变法为什么会在秦国获得成功？
之前我们提过李悝的变法，在魏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帮助魏国成为了战国初期大牛。
不过后来吴起在逃离魏国后（被宫廷政治陷害），在楚国也依样画葫芦的搞了变法，但都仅仅是短时间内使国力得到了有限的提高，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变法的效果也越来越有限。
只有商鞅的变法却像嚼了炫迈一样，根本就停不下来。
有人说商鞅的变法坚决，李俚的变法不坚决。
有人说商鞅的变法敢于得罪人，李俚的变法不敢得罪人，一直在既得利益周围绕圈子。
比如说商鞅和李俚都说了废除世袭制度，但却只有商鞅坚定的执行了军爵制度。
比如说两种变法都强调了土地可以私有，允许买卖，但实际上只有秦国真的做到了耕者有其田。
比如说两个人都在军事改革上下了大力气，但魏国仅仅短期内培养出了魏武卒，但后期还渐渐成为了税收乏力的大难题，而商鞅却成功的将统治者自己欲望的杀伐兼并变成了一场人民战争。
是两人在执行力上有差距吗？
对，这是个很重要的原因。
但执行力却很常见，从春秋，至战国，好几百年间，如此多的名相为什么都没有做到过如此成功的变革呢？
要知道，自商鞅起，直到新中国的成立，才再次出现了如此翻天覆地的从上层到中层再到底层的全社会性质的体制与法律的改变，剩下的大多要么胎死腹中，要么过早夭折，比如王莽，比如王安石。
成功的变法往往也仅仅是微调，比如张居正，大基本面是无人敢动的。
敢动的都死了。
改天换地改革，只有商鞅和社会主义中国做到了。
如此的成功率，几乎可以约等于零。
细分析下，只能说这是在诸多凑巧中的一系列因缘际会。
比如说当时的商鞅，赶上了想出息的秦孝公，这点很重要。
每一次改革都有一个最重要的前提，领导人欲求变，而且不是三天热度而是发自内心的，这点就往往是几十年乃至上百年才能碰上的机会。
比如说秦孝公遇到了商鞅，如此的政务型天才，既有与当时情况相适应的纲领，又有执行力，这种大才往往也是几十年出一个。
不过更重要的在于，当时的秦国很落后，这恰恰是变法能够成功关键的关键。
为什么落后者反而能成功呢？
因为阻力少。
由于中原各国发展较早，国家内部经过数百年的耕耘早已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即便经过了艰难的合并与整合，领导人往往还是难以将资源统一的集中起来。
你变的每一条法，动的都是别人的利益，你挡人家的财路，人家就该断你的生路了。
用现在的话讲，当时的中原各国，是一个大红海。
但秦国因为起步晚，而且一直被当做蛮夷，经济文化各方面发展都比较落后，所以国内的利益关系更为简单，没有什么根深蒂固的利益集团，这也是商鞅的铁腕可以铁到底的原因。
商鞅之所以能铁腕，在于秦孝公在后面能站得住台，而秦孝公能站得住台，本身也在于能够威胁到他的利益群体不多，他可以镇得住，也可以说，秦国在变法前，就具有成为专制国家的基本条件。
比如说实行军爵制，之前的贵族世袭说不算数就不算数了。
比如说西边移民，说移就移了。
因为说到底，还是因为地能够分出去，中央之所以能够大批量的派官员下郡县去当官，是因为原本那个地方就没有被分封出去。
说到底，秦国一切成功的根源，在于它原本的落后。
“先胖不算胖”似乎是个永恒的历史命题，最后在乱世中最后出手清盘的人往往都是哪个开始时并不起眼的人，比如刘邦，比如司马懿，比如朱元璋，比如多尔衮。
秦国因为这独特的历史机遇，开启了兼并六国的开关。
在孝公一朝，秦国兼并河西之地，与魏国共享黄河天线，占据崤涵之地，筑函谷关，武关，自此控天下之咽喉。
东出楚魏可进中原，守则据关河之险足以自固。
秦统一中国之基，就此奠定。
后来奋六世（孝公，惠王，武王，昭襄王，庄襄王，始皇）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执敲扑而鞭笞天下。
功业种种，始于商君变法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