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之浴火重生

1941年1月4日,皖南新四军军部直属部队等9千余人,在叶挺、项英率领下开始北移。1月6日,当部队到达皖南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7个师约8万人的突然袭击。新四军英勇抗击,激战7昼夜,终因众寡悬殊, 弹尽粮绝,除傅秋涛率2000余人分散突围外,少数被俘,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遇难,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八十年前的皖南事变,九千余名新四军指战员,除二千人突围外,大部牺牲于敌人的枪弹之下。这二千余名突围人员中,除开国上将傅秋涛率领一支队千名指战员,成建制分散突围外,大多则是从安徽繁昌、铜陵一带偷渡到江北,其中尤以繁昌为最。
他们偷渡过江后,成为组建中的新四军七师的骨干力量。他们之中脱颖而出了新中国的开国将军:黄火星中将,张銍秀、何志远、张闯初、梁金华、刘世湘、杨汉林、陈仁洪、谢忠良少将和李务本、彭嘉珠大校,还有省市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马长炎、胡金魁、杨采衡等。
东流山
1941年1月6日黄昏,皖南新四军按计划向星潭、榔桥方向前进。国民党一四四师、一0八紧紧尾随,一场处心积虑的反共战争已是箭在弦上。这一夜,天上下着雨,山陡路滑,疏疏密密的枪声一阵接一阵,前卫部队已与国民党部队接上了火,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7日下午,五团二营营长陈仁洪跑步来到云岭脚下的百户坑的军部接受任务。
他们的任务是,待军分会下达命令,强渡徽水河,为全军打开前进的通路。他们来到指定的位置,陈仁洪勘察了地形,准备从星潭以北檀皮庄附近偷渡。全营轻装上阵,连棉被、棉裤里的棉花都被掏了出来,能不带的东西全部扔掉。天渐渐的黑了下来,指战员们在瑟瑟寒风中静静待命。
部队没有过徽水河而是按照项英的决定,由原路返回里潭仓,向泾县方向突围。叶挺给五团重新布置了任务,那就是连夜原路返回,走里潭仓去抢占高岭,阻挡由太平方向来的敌人,掩护军部和大部队向泾县方向突围。陈仁洪率二营于8日拂晓赶到高岭,乘敌猝不及防,一鼓作气冲向山峰,顺利地拿下高岭。
从8日到10日,五团凭险扼守,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迟滞了太平方北进的敌人。完成阻击任务后,本打算西出小河口,分散转移到青阳、铜陵一带,待机北渡过江。可后来又改变主意,决定放弃高岭,重返里潭仓,追赶军部。
赶到石井坑时,四周听到的都是敌人的枪声,山坡、路旁都是退下来的已不成建制的部队。叶挺也在石井坑,他立即给陈仁洪交待了任务,让二营立即赶到东流山的长龙山高地。叶挺说着指了指不远处的指挥所说:“我叶挺就在这里,跟同志们同生死,共存亡!”部队的士气顿时大振,大家不约而同地喊起口号:“坚决打退敌人的进攻!”
他们交手的是支装备精良的部队。12日上午,二营打退了敌人的十几次进攻。下午,敌人仗着装备精良,人多势众,成营、成团的向山上发起攻击。第二天上午,敌人集中了所有的迫击炮,同时向东流山阵地轰击。炮击过后,敌人成群成群地向阵地扑来。寡不敌众,伤亡已经过半。陈仁洪胸部被子弹击中,大片大片的血浆从左胸上部涌出。副营长马长炎的左胳膊负了伤,因失血过多,一直处于昏迷状态。
阵地是守不住了,叶挺的命令他们于黄昏后撤出阵地,准备突围。团部准备安排十几个小伙子,轮换着抬陈仁洪和马长炎,一同突围。陈仁洪和马长炎坚决推辞,表示只要给他们一名卫生员和一个侦察班,就可以隐蔽养伤,待机过江。他们携带了一些药品、粮食、食盐和一竹筒熟猪油,于当夜悄然离开阵地。
青弋江

一团担任突围的前卫任务,二连经过六天的激战,全连一百二十人已减至五六十人了。夜色之中,他们悄然通过封锁线时,又遭到敌人密集的机枪扫射,许多人在枪声中倒下,指导员谢长华左手负了伤。冲出包围圈后,全连只剩下九个人。

七天一夜的突围,又饥又渴又疲劳,他们再也走不动了。敲开一户人家的门,从里面走出一对老夫妇。老人见是新四军,十分热情,立即让进屋里,烧水做饭。饭后,老人把他们带到山沟的一个废弃的炭窑前,让他们在炭窑里度过了安全的一夜。

次日晚,他们赶到繁昌境边的沙滩角附近,这里离长江边已经很近了。他们继续赶路,刚走不远就发现前方有个草棚子,里面住着两个进山烧炭的年青人。在知道他们是突围的新四军时,非常热情,立即安排伙食。黄昏时,他们领来了当地的一位姓何的党支部书记。次日晚,何书记派人把他们安全的送到了湖阳冲,由专人把他们秘密地送到了江北。
国民党一四四师和七十九师,沿着茂林的大路疯狂地向军部进攻,离军部所在地只有几里之近,情况万分危急。军部教导总队在与敌人争夺东流山高地时,伤亡惨重,不得不退守主峰而退到了二峰。13日下午,二队副指导员董南才奉命率部配合五团抢占东流山主峰。
五团拼杀到晚上,全团只剩下几十个人。夜半,他们不得不退了下来,跟着队伍向南山撤离。到了山脊,抬眼望去,四周已被敌人团团围住。“哒、哒、哒”的机枪声呼啸着,从他们耳旁掠过。山上目标明显最不安全,他们疏散开来下了山。
他们嫌跑的速度慢,一个个把松树枝垫在屁股底下,快速地向山下滑去。滑到山谷——大坑王时,后边的枪声才渐渐远去,这时候才感到肚饥口渴。大家倒出米袋中仅剩的一点米,一边喝山沟里的水,一边吃生米,暂且填一填肚子。
董南才看看身旁,一同从东流山突围出来的同志,只剩下他、乐左洪和负伤的曾坤芳。在一户农民的帮助下,他们换上了便装,又向前奔跑。三天三夜没有合上眼,精神一直处于高度的紧张之中。就是这样他们又坚持走了十多里,来到一个村庄。叫开一家农民的门,这个农民是农抗会员,儿子也在新四军。看到他们三人,尤感亲切。安排晚饭后,让他们上阁楼休息。一落枕,三人就酣然入睡。
老人用家中的所有款待了他们,然后把他们送到了丁家渡。渡过了青弋江,他们总算突出了重围。在快到繁昌县城的一个山上,他们遇到了二支队三团团长黄火星和军部特务团团长刘别生。军情紧急,已无暇各叙别后景况。黄、刘让他们在这里隐蔽下来,收容突围出来的同志。
油坊嘴
陈仁洪、马长炎他们和部队告别后,就从东流山上撤了下来,向着枪声稀疏的方向转移。走着走着,来到一个林木茂盛的山谷。山下敌人搜山的嘈杂喊叫声,一时也没有停息。山上不能生火做饭,只好用盐、猪油和生米拌着嚼。时下正是数九寒天,一行人还只穿着夹裤,一个个冻得脸色铁青,牙齿上下不停地打颤。
雨不停的下着,他们只能以几块小油布遮挡。睡在铺有树枝的地上,雨水就从身子底下流过。雨停了,北风又裹着鹅毛大雪,向破陋的窝棚袭来。浸在雨水里的脚已让厚厚的雪埋上了。脚冻僵了,脸和耳朵就像针扎一样的痛。
敌人天天来搜山,由于他们隐蔽的山坡陡峭难攀,每每搜到这里,士兵多是敷衍了事,可这一天却偏偏碰到一个“顶真”的排长,硬是带着士兵攀爬山坡搜查。敌人搜到他们触手可及的地方,那惊心动魄的一幕,至今仍在他们的记忆里,陈仁洪将军晚年回忆:
“大家沉住气等着这最后的时刻。突然,'鸣’的一声,就在我们潜伏的下面十多米处窜出一头大野猪,擦着敌排长的身边哔哩叭啦地钻进乱树林子跑走了。敌人吓得不轻,他们神经质地朝野猪逃跑的方向放了几枪,气得敌连长在山下骂了起来:'三排长,你这个笨蛋!有野猪的地方还能有人吗?快给我下来!’敌排长受了一场惊,挨了一顿骂,垂头丧气地带着部队下去了。”
他们不敢轻易下山,生米早已吃完,就在山上挖野菜、摘野果、刨无毒的植物根茎充饥度命。2月底的一天,他们无意间发现这蛮荒山腰间飘出一缕炊烟,隐隐的还听见狗吠声。当晚,他们找到了这户人家,主人叫冯志旺,是个木匠。冯木匠很热情,把自家的木炭窑腾出来,让他们住进去。冯木匠给他们送吃送喝,生活大大改善,陈仁洪、马长炎的伤也好了,身体也得到了恢复。
到了3月,敌人也麻痹了,乘此机会,他们收容了不少事变中失散的人员,队伍一天天扩大,由十几个人变成三十多个人。转眼就要到清明了,江南已是“千里莺啼绿映红”了。他们计划着偷渡过江,寻找自己的部队。
一支队一团一营副指导员李务本一行八人,由石井坑突围出来,来到铜陵与繁昌交界的狮子山。国民党繁昌县长不知怎么知道了,让人送来了劝降信。李务本将计就计,佯称可以下山,但必须按他的要求,先给他们送来给养补充。
当日下午,县政府果然派人送来了一百多斤大米和半只猪,还有两千多元交通银行的法币。他们美美的吃了一顿后,乘着夜幕,带上剩下的米和猪肉,悄然打开庙门,迎着扑面的寒风,转移到戴冲的山里隐蔽了起来。在这里虽有老乡的的帮助,过上了战时难得的安逸生活,可他们时时惦念江北,归心似箭。
他们两次从戴冲出发,准备去江边油坊嘴偷渡过江,可都与日军遭遇了,势单力薄的他们不得不又退回戴冲。后来,他们辗转找到了繁昌县委军事部长金涛。金涛告诉他们,因为晚上偷渡是常态,所以,日军在夜晚查的格外严。敌人怎么也想不到光天化日之下,新四军会在他们眼皮底下过江。
第二天,东方刚刚透出鱼肚色,金涛把他们带到油坊嘴,安排他们上了木船。江风拂面,朝霞已把江水映得一片殷红。扬起风帆,他们站在船上挥手向金涛向繁昌人民告别,安全地到达江北。
联络站
皖南事变发生后,繁昌县委在沿江保兴和江坝一带,建立了收容护送联络站,联络站负责人束延海回忆:
“皖南事变发生,我受组织安排,在鸭棚嘴沿江一带,建立收容突围新四军的联络站,由金涛同志领导,收容工作持续有八个月时间,收容并护送过江的新四军共有好几百人。
联络站设立在一块玉的胡建明家,他家开了个猪肉案子,门前树立一根肉望杆子。肉望杆子是告诉人们有否肉卖的标志。此时,杆子竖立着表示没有敌情,可以来人联络;否则就不能来。具体工作由支书方亮东负责。皖南事变不久,腊月二十八日,新四军三团三营副营长彭嘉珠来我处,他说有四、五名突围人员已到了湖阳冲,准备过江。我立即派了民兵,挑了赶做的几担玉米面粑粑送去。当夜,我带了几名侦察队员到白象迎接,后安置在谢边、姚边、鸭棚嘴一带几户基本群众家里。其中一部分同志负了不同程度的伤。
……这一批突围人员是在春节后初三、初四两天夜里安全过的江。”
军部与江北游击纵队和四支队的人员往来、交通联系,以及南北物资运输的交通线一般是:云岭——北贡——烟墩铺(或三里店)——戴家汇(或峨岭)——中分村(或赤沙)——红花山——马家坝——泥埠桥——油坊嘴。这条交通线中的每个交接点都有交通站,行程便捷安全。
这条交通线既可避开沿途日伪军的封锁线,也无需经过国民党的防区。过了中分村,由铁门闩向北进入红花山敌后,交通员分布在各个交通站,召之即来,各司其职,就像接力赛一样的传递,直至送过江,十分安全。
皖南事变突围的新四军大多由这条交通线过江,交通员在其中功不可没,历史应该铭记他们:红花山刘永升、刘永芝、杨尧友等,马家坝王安胜等,油坊嘴徐孝乐、张元首等,窑头渡口鲍明贵、翟兆春、王后发、刘其作等。
新四军突围到繁昌后,多数情况下是不能随到随送,及时过江,只得分散的隐蔽在江边群众的家里,等待时机过江。江边群众几乎家家都有秘密的藏身之所,不是挖地洞就是做夹墙,尽管敌人常常来搜查,可往往是扑空而去。就现在所掌握的资料,从繁昌成建制偷渡过江的有:
1月19日,黄火星、刘别生、张云龙带领一百多人,从繁昌油坊嘴偷渡过江到对岸无为白茆洲;1月25日,巫希权、鄢庆凌、张玉辉带领三个连和一个短枪队三百多人,在狮子山休整十天后,从繁昌油坊嘴偷渡到无为泥汊。
这是人数最多的一批;1月26日,袁大鹏带领八十多人在江边隐蔽六天后,从繁昌油坊嘴偷渡过江;2月上旬,张福标、沙林带领二、三十人,从繁昌江边偷渡过江;2月20日,张闯初、杨采衡带领百余人,从繁昌偷渡过江;4月底,李志高、谢忠良及陈仁洪、马长炎等六、七十人,从繁昌泥埠桥偷渡过江。
除了这些成建制的偷渡过江外,零星分散偷渡过江的,几乎每天都有,时间持续有四个月。这些偷渡过江的新四军指战员,是在经历了生死之劫后保留的革命种子,他们是新四军七师组建的有生力量,是中国革命的砥柱中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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