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4日，皖南新四军军部直属部队等9千余人，在叶挺、项英率领下开始北移。1月6日，当部队到达皖南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7个师约8万人的突然袭击。新四军英勇抗击，激战7昼夜，终因众寡悬殊, 弹尽粮绝，除傅秋涛率2000余人分散突围外，少数被俘，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遇难，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八十年前的皖南事变，九千余名新四军指战员，除二千人突围外，大部牺牲于敌人的枪弹之下。这二千余名突围人员中，除开国上将傅秋涛率领一支队千名指战员，成建制分散突围外，大多则是从安徽繁昌、铜陵一带偷渡到江北，其中尤以繁昌为最。他们偷渡过江后，成为组建中的新四军七师的骨干力量。他们之中脱颖而出了新中国的开国将军：黄火星中将，张銍秀、何志远、张闯初、梁金华、刘世湘、杨汉林、陈仁洪、谢忠良少将和李务本、彭嘉珠大校，还有省市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马长炎、胡金魁、杨采衡等。1941年1月6日黄昏，皖南新四军按计划向星潭、榔桥方向前进。国民党一四四师、一0八紧紧尾随，一场处心积虑的反共战争已是箭在弦上。这一夜，天上下着雨，山陡路滑，疏疏密密的枪声一阵接一阵，前卫部队已与国民党部队接上了火，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7日下午，五团二营营长陈仁洪跑步来到云岭脚下的百户坑的军部接受任务。他们的任务是，待军分会下达命令，强渡徽水河，为全军打开前进的通路。他们来到指定的位置，陈仁洪勘察了地形，准备从星潭以北檀皮庄附近偷渡。全营轻装上阵，连棉被、棉裤里的棉花都被掏了出来，能不带的东西全部扔掉。天渐渐的黑了下来，指战员们在瑟瑟寒风中静静待命。部队没有过徽水河而是按照项英的决定，由原路返回里潭仓，向泾县方向突围。叶挺给五团重新布置了任务，那就是连夜原路返回，走里潭仓去抢占高岭，阻挡由太平方向来的敌人，掩护军部和大部队向泾县方向突围。陈仁洪率二营于8日拂晓赶到高岭，乘敌猝不及防，一鼓作气冲向山峰，顺利地拿下高岭。从8日到10日，五团凭险扼守，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迟滞了太平方北进的敌人。完成阻击任务后，本打算西出小河口，分散转移到青阳、铜陵一带，待机北渡过江。可后来又改变主意，决定放弃高岭，重返里潭仓，追赶军部。赶到石井坑时，四周听到的都是敌人的枪声，山坡、路旁都是退下来的已不成建制的部队。叶挺也在石井坑，他立即给陈仁洪交待了任务，让二营立即赶到东流山的长龙山高地。叶挺说着指了指不远处的指挥所说：“我叶挺就在这里，跟同志们同生死，共存亡！”部队的士气顿时大振，大家不约而同地喊起口号：“坚决打退敌人的进攻！”他们交手的是支装备精良的部队。12日上午，二营打退了敌人的十几次进攻。下午，敌人仗着装备精良，人多势众，成营、成团的向山上发起攻击。第二天上午，敌人集中了所有的迫击炮，同时向东流山阵地轰击。炮击过后，敌人成群成群地向阵地扑来。寡不敌众，伤亡已经过半。陈仁洪胸部被子弹击中，大片大片的血浆从左胸上部涌出。副营长马长炎的左胳膊负了伤，因失血过多，一直处于昏迷状态。阵地是守不住了，叶挺的命令他们于黄昏后撤出阵地，准备突围。团部准备安排十几个小伙子，轮换着抬陈仁洪和马长炎，一同突围。陈仁洪和马长炎坚决推辞，表示只要给他们一名卫生员和一个侦察班，就可以隐蔽养伤，待机过江。他们携带了一些药品、粮食、食盐和一竹筒熟猪油，于当夜悄然离开阵地。一团担任突围的前卫任务，二连经过六天的激战，全连一百二十人已减至五六十人了。夜色之中，他们悄然通过封锁线时，又遭到敌人密集的机枪扫射，许多人在枪声中倒下，指导员谢长华左手负了伤。冲出包围圈后，全连只剩下九个人。
七天一夜的突围，又饥又渴又疲劳，他们再也走不动了。敲开一户人家的门，从里面走出一对老夫妇。老人见是新四军，十分热情，立即让进屋里，烧水做饭。饭后，老人把他们带到山沟的一个废弃的炭窑前，让他们在炭窑里度过了安全的一夜。
次日晚，他们赶到繁昌境边的沙滩角附近，这里离长江边已经很近了。他们继续赶路，刚走不远就发现前方有个草棚子，里面住着两个进山烧炭的年青人。在知道他们是突围的新四军时，非常热情，立即安排伙食。黄昏时，他们领来了当地的一位姓何的党支部书记。次日晚，何书记派人把他们安全的送到了湖阳冲，由专人把他们秘密地送到了江北。国民党一四四师和七十九师，沿着茂林的大路疯狂地向军部进攻，离军部所在地只有几里之近，情况万分危急。军部教导总队在与敌人争夺东流山高地时，伤亡惨重，不得不退守主峰而退到了二峰。13日下午，二队副指导员董南才奉命率部配合五团抢占东流山主峰。五团拼杀到晚上，全团只剩下几十个人。夜半，他们不得不退了下来，跟着队伍向南山撤离。到了山脊，抬眼望去，四周已被敌人团团围住。“哒、哒、哒”的机枪声呼啸着，从他们耳旁掠过。山上目标明显最不安全，他们疏散开来下了山。他们嫌跑的速度慢，一个个把松树枝垫在屁股底下，快速地向山下滑去。滑到山谷——大坑王时，后边的枪声才渐渐远去，这时候才感到肚饥口渴。大家倒出米袋中仅剩的一点米，一边喝山沟里的水，一边吃生米，暂且填一填肚子。董南才看看身旁，一同从东流山突围出来的同志，只剩下他、乐左洪和负伤的曾坤芳。在一户农民的帮助下，他们换上了便装，又向前奔跑。三天三夜没有合上眼，精神一直处于高度的紧张之中。就是这样他们又坚持走了十多里，来到一个村庄。叫开一家农民的门，这个农民是农抗会员，儿子也在新四军。看到他们三人，尤感亲切。安排晚饭后，让他们上阁楼休息。一落枕，三人就酣然入睡。老人用家中的所有款待了他们，然后把他们送到了丁家渡。渡过了青弋江，他们总算突出了重围。在快到繁昌县城的一个山上，他们遇到了二支队三团团长黄火星和军部特务团团长刘别生。军情紧急，已无暇各叙别后景况。黄、刘让他们在这里隐蔽下来，收容突围出来的同志。陈仁洪、马长炎他们和部队告别后，就从东流山上撤了下来，向着枪声稀疏的方向转移。走着走着，来到一个林木茂盛的山谷。山下敌人搜山的嘈杂喊叫声，一时也没有停息。山上不能生火做饭，只好用盐、猪油和生米拌着嚼。时下正是数九寒天，一行人还只穿着夹裤，一个个冻得脸色铁青，牙齿上下不停地打颤。雨不停的下着，他们只能以几块小油布遮挡。睡在铺有树枝的地上，雨水就从身子底下流过。雨停了，北风又裹着鹅毛大雪，向破陋的窝棚袭来。浸在雨水里的脚已让厚厚的雪埋上了。脚冻僵了，脸和耳朵就像针扎一样的痛。敌人天天来搜山，由于他们隐蔽的山坡陡峭难攀，每每搜到这里，士兵多是敷衍了事，可这一天却偏偏碰到一个“顶真”的排长，硬是带着士兵攀爬山坡搜查。敌人搜到他们触手可及的地方，那惊心动魄的一幕，至今仍在他们的记忆里，陈仁洪将军晚年回忆：“大家沉住气等着这最后的时刻。突然，'鸣’的一声，就在我们潜伏的下面十多米处窜出一头大野猪，擦着敌排长的身边哔哩叭啦地钻进乱树林子跑走了。敌人吓得不轻，他们神经质地朝野猪逃跑的方向放了几枪，气得敌连长在山下骂了起来：'三排长，你这个笨蛋！有野猪的地方还能有人吗？快给我下来！’敌排长受了一场惊，挨了一顿骂，垂头丧气地带着部队下去了。”他们不敢轻易下山，生米早已吃完，就在山上挖野菜、摘野果、刨无毒的植物根茎充饥度命。2月底的一天，他们无意间发现这蛮荒山腰间飘出一缕炊烟，隐隐的还听见狗吠声。当晚，他们找到了这户人家，主人叫冯志旺，是个木匠。冯木匠很热情，把自家的木炭窑腾出来，让他们住进去。冯木匠给他们送吃送喝，生活大大改善，陈仁洪、马长炎的伤也好了，身体也得到了恢复。到了3月，敌人也麻痹了，乘此机会，他们收容了不少事变中失散的人员，队伍一天天扩大，由十几个人变成三十多个人。转眼就要到清明了，江南已是“千里莺啼绿映红”了。他们计划着偷渡过江，寻找自己的部队。一支队一团一营副指导员李务本一行八人，由石井坑突围出来，来到铜陵与繁昌交界的狮子山。国民党繁昌县长不知怎么知道了，让人送来了劝降信。李务本将计就计，佯称可以下山，但必须按他的要求，先给他们送来给养补充。当日下午，县政府果然派人送来了一百多斤大米和半只猪，还有两千多元交通银行的法币。他们美美的吃了一顿后，乘着夜幕，带上剩下的米和猪肉，悄然打开庙门，迎着扑面的寒风，转移到戴冲的山里隐蔽了起来。在这里虽有老乡的的帮助，过上了战时难得的安逸生活，可他们时时惦念江北，归心似箭。他们两次从戴冲出发，准备去江边油坊嘴偷渡过江，可都与日军遭遇了，势单力薄的他们不得不又退回戴冲。后来，他们辗转找到了繁昌县委军事部长金涛。金涛告诉他们，因为晚上偷渡是常态，所以，日军在夜晚查的格外严。敌人怎么也想不到光天化日之下，新四军会在他们眼皮底下过江。第二天，东方刚刚透出鱼肚色，金涛把他们带到油坊嘴，安排他们上了木船。江风拂面，朝霞已把江水映得一片殷红。扬起风帆，他们站在船上挥手向金涛向繁昌人民告别，安全地到达江北。皖南事变发生后，繁昌县委在沿江保兴和江坝一带，建立了收容护送联络站，联络站负责人束延海回忆：“皖南事变发生，我受组织安排，在鸭棚嘴沿江一带，建立收容突围新四军的联络站，由金涛同志领导，收容工作持续有八个月时间，收容并护送过江的新四军共有好几百人。联络站设立在一块玉的胡建明家，他家开了个猪肉案子，门前树立一根肉望杆子。肉望杆子是告诉人们有否肉卖的标志。此时，杆子竖立着表示没有敌情，可以来人联络；否则就不能来。具体工作由支书方亮东负责。皖南事变不久，腊月二十八日，新四军三团三营副营长彭嘉珠来我处，他说有四、五名突围人员已到了湖阳冲，准备过江。我立即派了民兵，挑了赶做的几担玉米面粑粑送去。当夜，我带了几名侦察队员到白象迎接，后安置在谢边、姚边、鸭棚嘴一带几户基本群众家里。其中一部分同志负了不同程度的伤。……这一批突围人员是在春节后初三、初四两天夜里安全过的江。”军部与江北游击纵队和四支队的人员往来、交通联系，以及南北物资运输的交通线一般是：云岭——北贡——烟墩铺（或三里店）——戴家汇(或峨岭)——中分村（或赤沙）——红花山——马家坝——泥埠桥——油坊嘴。这条交通线中的每个交接点都有交通站，行程便捷安全。这条交通线既可避开沿途日伪军的封锁线，也无需经过国民党的防区。过了中分村，由铁门闩向北进入红花山敌后，交通员分布在各个交通站，召之即来，各司其职，就像接力赛一样的传递，直至送过江，十分安全。皖南事变突围的新四军大多由这条交通线过江，交通员在其中功不可没，历史应该铭记他们：红花山刘永升、刘永芝、杨尧友等，马家坝王安胜等，油坊嘴徐孝乐、张元首等，窑头渡口鲍明贵、翟兆春、王后发、刘其作等。新四军突围到繁昌后，多数情况下是不能随到随送，及时过江，只得分散的隐蔽在江边群众的家里，等待时机过江。江边群众几乎家家都有秘密的藏身之所，不是挖地洞就是做夹墙，尽管敌人常常来搜查，可往往是扑空而去。就现在所掌握的资料，从繁昌成建制偷渡过江的有：1月19日，黄火星、刘别生、张云龙带领一百多人，从繁昌油坊嘴偷渡过江到对岸无为白茆洲；1月25日，巫希权、鄢庆凌、张玉辉带领三个连和一个短枪队三百多人，在狮子山休整十天后，从繁昌油坊嘴偷渡到无为泥汊。这是人数最多的一批；1月26日，袁大鹏带领八十多人在江边隐蔽六天后，从繁昌油坊嘴偷渡过江；2月上旬，张福标、沙林带领二、三十人，从繁昌江边偷渡过江；2月20日，张闯初、杨采衡带领百余人，从繁昌偷渡过江；4月底，李志高、谢忠良及陈仁洪、马长炎等六、七十人，从繁昌泥埠桥偷渡过江。除了这些成建制的偷渡过江外，零星分散偷渡过江的，几乎每天都有，时间持续有四个月。这些偷渡过江的新四军指战员，是在经历了生死之劫后保留的革命种子，他们是新四军七师组建的有生力量，是中国革命的砥柱中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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