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南：我与钱锺书先生的书信交往

年少钦佩钱锺书先生

　　早在一九四八年，我在江西遂川县中教高中国文和初中历史。同事中有一位叫王先荣的，是遂川本地人，曾在浙江大学学化学，爱写新诗，笔名王田，他和朋友们办了一个诗刊。那时我们刚二十出头，因为都爱文学，经常在一起闲聊。一天，王君转述闻诸国师旧友的轶事：国师有一对父子教授，父亲叫钱基博，儿子叫钱锺书。这位钱锺书先生少年英俊，非常高傲，有一次在课堂上居然对学生们说：“家父读的书太少。”有的学生不以为然，把这话转告钱老先生，老先生却说：“他说得对，我是没有他读的书多。首先，他懂得好几种外文，我却只能看林琴南译的《茶花女遗事》；其次，就是中国的古书，他也比我读得多。”我当时正在以钱穆、王云五为榜样，努力自学，学习古人的刚日读经、柔日读史。听到钱先生的故事，十分钦佩，不胜向往。王先荣是当作奇闻逸事讲的，还说，一般人都认为钱先生太狂了。这是很自然的，凡是学识高明的人，总不能被一般俗人所了解，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没有共同语言，俗人自然以他们为狂了。建国初期，我看到钱锺书出的开明版的《谈艺录》，大喜过望。少年时起，我就酷嗜龚自珍诗，进而爱看“诗界革命派”和“南社”的诗。再后来，可能出于逆反心理，又喜欢看同光体的诗。但看不到什么评论清诗的论文，更谈不上专著。现在得到《谈艺录》，绝大部分是论清诗的，自然如获至宝。反复看了多遍，扩大了也加深了对清诗的认识。这对我下定决心写一部《清诗流派史》起了启蒙作用。后来，钱锺书的《宋诗选注》出版了，我忙买了一本。仔细研读，发现它完全不像一般注本仅仅解释一下题意、注明词语和典故，最引人注意的是作者介绍部分，给读者一种新颖的深刻的文学史概念和文学批评的丰富知识，注释部分则指出某些词语的来源以及作者怎样脱胎点化。每一玩读，我总不免赞叹：真是大手笔，深人无浅语啊！尽管我对钱先生这样心仪、私淑，却从来不敢写信给他，直接请益。

收到先生的第一封信

　　十年文革，很多大作家、大学者都受到迫害，我想钱锺书一定在劫难逃。那时，我被下放在江西新建县的铁河，在场办中学教书。一九七七年国庆节后几天，从人民日报上看到国庆观礼代表名单，“钱锺书”三个字赫然在目。我不禁狂喜，还怕没看清，再仔细辨认，不错，是钱先生，他并没有死。谢天谢地，总算给我们中国留下一颗读书的种子。

　　为了向他表达自己这份强烈的庆慰心情，我向他寄出了第一封信，还附寄一篇论文《谈古文的标点、注释和翻译》，纠正上海古籍出版社以及另外几家出版社一些注本的错误，并分析其致误原因。信中还谈到真正读书的种子太少，名家也不免弄错，并进行说明。最后，我在信中表示希望能到他的身边做助手、当学生。

　　钱先生很快就给我回了信，照录如下：

世南先生教席：忽奉惠函，心爽眼明。弟衰病杜门，而知与不知以书札颁潜夫者，旬必数四。望七之年，景光吝惜，每学嵇康之懒。尝戏改梅村句云：“不好诣人憎客过，太忙作答畏书来。”而于君则不得不破例矣。　　大文如破竹摧枯，有匡谬正俗之大功。然文武之道，张后稍弛，方市骏及骨，而戒拔茅连茹。报刊未必以为合时，故已挂号迳寄上海出版社，嘱其认真对待，直接向君请益。倘有异议，即将原件寄还弟处。区区用意，亦如红娘所谓“管教那人来探你一遭儿”，欲野无遗贤耳。　　周君乃弟之畏友，精思劬学，虚怀乐善，非侯君庸妄之伦，致书未报，或有他故，晤面时当一叩之。小言十七则，比于屑玉碎金。　　鸿都道士知者，道士得之于玉环之魂，是凡人仍不能知，非承教于鬼神不可。亦犹《西游记》中，猪八戒自信编造停当，回去哄那弼马温，而行者化小虫，在耳后听得明白。神通妖术，在词章无妨借作波折，说理时只堪过而存之矣。　　承降志相师，自是君子之谦谦，弟则谨以柳子厚答韦中立者相酬而已。贱齿六十七。近著一编已付中华书局。排印前先将稿本复制，以当副墨而代抄胥。兹以序文呈教，聊当佳什，亦投桃而报李也。即祝。

　　尊侯安隐不一一 钱锺书上 十八日

　　这封信既深刻，又幽默，表现出钱先生一贯的行文风格。而其怜才之意，溢于言表，尤其使我感动。

推荐后学者不遗余力

　　但最使我感动的是，他得到我的第一封信，知道我想拜他为师、当他的助手，一方面表示不同意，另一方面却主动向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推荐我。这是第二封回信谈到的：

世南先生著席：惠书及两稿均奉到勿误。弟去岁得大札后，即向敝所有司、中华及上海出版社说项，似皆无下文，则以衰病杜门，地偏心远，不足为贤者增重也。兹当再尽绵薄。定庵诗注，拟向中华推荐；论定庵文，拟向《文学评论》推荐。成败利钝，匪所逆睹耳。百废待举，需才孔亟，而在位者任人唯亲，阻塞贤路；手无斧柯，浩叹而已。生平撰述，不敢倩人臂助，况才学如君，开径独行，岂为人助者乎？如魏武之为捉刀人傍立，将使主者失色夺气矣！草复不尽，即颂。

　　近祉 钱锺书上 十七日

　　钱先生这样推荐我，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自然万分感激。

　　一九七九年十月，我调到江西师院(后改为江西师大)中文系任教，写信告诉钱先生。他寄来一本新出的《旧文四篇》，扉页附信笺一张：

世南我兄教席：得书，知出谷迁乔，极为喜慰。从此教学相长，著述有资，名世之期，吾不妄叹也。……小集一种寄呈存正。匆匆即问。

　　近佳 钱锺书上 十一月三日夜

　　他把书中误排的汉字与外文，一一用蓝色圆珠笔亲自改正，共有五十九处之多，具见大学者治学的谨严。这一方面固然表现他对自己的著作如护头目，另一方面更表示他对后学的我十分关注和爱惜。这真是一份珍贵的礼物！

先生去世，悲伤至极

　　在钱先生的鼓励下，我充分利用江西师大(原中正大学)校图书馆丰富的藏书，埋头搜集《清诗流派史》的资料，分类制作卡片，加上他谈王士祯那封信中已有“人事冗杂，读书鲜暇”之语，我也不愿轻易再打扰他，后来只是偶尔还通过几回信。但我向学术殿堂的攀登，却因为他的鼓励与支持，而勇气倍增，信心更足。

　　一九八零年起，我应约出版了《译注古文观止》(与唐满先合作)、《黄遵宪诗选注》、《榖梁直解》、《元明清诗与民俗》。但是这些出版物，我一直认为是小儿科，没有多少创见，表现不出自己的学识，所以从未回赠钱先生一本书。后来，我的《清诗流派史》终于在台湾文津出版了。这是我从一九七九年到一九九四年才写成的一部书(有的章节曾发表于《文学评论》等刊物)，也是在钱先生的影响下写成的学术著作。我将把这本书首先献给钱先生，报答他对我的鼓励。

　　钱先生对我的影响，除了发愤读书，就是淡泊名利、宠辱不惊。我看过好几种钱先生的评传，都突出他极力摆脱名利的束缚。就在和我的十几次的通信中，也特别表现出这一点。有些人不理解，以为钱先生矫情。其实，他正像后汉逸民法真那样：“名可得闻，身难得而见，逃名而名我随，避名而名我追。可谓百世之师者矣！”

　　1998年12月19日7点38分，钱先生北京逝世。《南方周末》报同年12月25日头版头条用大黑体字发布这一消息。我见讯不胜哲人顿萎之悲。这张报纸我一直珍藏。但此前已从广播中听到这一噩耗，因此，23夜，枕上默成挽诗一首：

古人交游气谊敦，《广师》我独首钱君。淹贯中西孰敢到？老师最称兰陵荀。《管锥编》与《谈艺录》，有一于此可称尊。公乃浑函汇万有，馀事犹堪扫千军。地灵公遂为人杰，气与太湖相吐吞。古之道术在于是，治学宏峻如昆仑。我以袜材承青眼，拂试不置如及门。绍述无能徒愧恧，恸哭惟向北山云！

　　人生得一知己实难，以素未谋面之人，仅凭一次通信，就向中国社科院文研所和中华书局推荐我，事虽未成，而钱先生于我可谓义薄云天了。“士为知己者死”，“我以国士报之”，固其所也。行文至此，双涙承睫，不能自制。心丧之情，当与白首同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