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第一富豪”范蠡命运品鉴

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往东北行走数十公里,有一个叫崔庄的小村落。小村落看上去毫不起眼,村落里藏有一巨型大墓,让人大开眼界,此墓呈椭圆形,占地面积700平方米。封土南北长70米,东西宽100米,最高处2米。

气势磅礴,风度硕然。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这是哪位隐士藏龙于此?墓碑上书七个大字解开了人们心头之谜——“陶朱公范蠡之墓”。

“陶朱公范蠡”何许人也?司马迁在《史记》中是这样描述的,“范蠡辅越灭吴后,弃官经商,先到齐国,后定居于陶,自称陶朱公,曾三致千金。死后葬于此。”

如此算来,那位“陶朱公范蠡”距今也有差不多三千年历史了。如今,墓地周围还可拣到春秋战国时期的陶器残片。

历史有记载以来,他应该算得上中华历史上第一个富豪。我们不禁好奇,在中华文明历史长河中,大多“轻商重文”,这样一个富豪是如何诞生的?

范蠡画像

范蠡,字少伯。楚国宛城三户(今河南南阳)人。一生活了八十八年(前536-前448年)。可以说,八十八年人生履历是颇为传奇、曲折而令人击掌的,堪称旷世奇才。司马迁赞之“范蠡三迁皆有荣名”。李斯更是誉为“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

越国相国、上将军、政治家、军事家……这些荣誉加身,对于任何一个人而言,足可以荣耀祖宗、泽被后世了。可范蠡居安思危,一生都有一颗清醒的头脑。

都道江湖险恶,岂知政坛是更险恶的江湖,很多时候都是高空走钢丝,命悬一线间。范蠡因而悟出“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这样的传世绝句,并非偶然。

史载,范蠡出身贫寒,但聪敏睿智、胸藏韬略,少年有志,时人未知。《越绝书》里说他“一痴一醒,时人尽以为狂。然独有圣贤之明。人莫可与语”“被发佯狂不与于世”。《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称他“佯狂倜傥负俗”——假装疯癫,与一般人行为迥异。

时任宛县县令名叫文种,此人有政治抱负,认为“狂夫多贤士,众贼有君子”,于是想找范蠡共同干一番事业。经“两顾茅庐”,终得范蠡认可,两人“抵掌而谈”、“终日而语”、“疾陈霸王之道”、“志合意同,胡越相从”。

公元前511年,二十五岁的范蠡和文种离开楚国进入越国,越王勾践慧眼识珠,将他们吸入麾下。范蠡官至相国,文种拜为大夫。

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攻打越国时,在檇李(浙江嘉兴)之战中大败,因伤势过重,不久死去。吴王阖闾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越王勾践即位的第三年,即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日夜筹备攻越,以报杀父之仇。勾践意欲先发制人,抢先伐吴。范蠡权衡利弊,力谏不可。但勾践一意孤行,导致灭顶之灾,伐吴的结果是仅剩残兵五千,在会稽被吴军包围得铁桶一般。勾践后悔莫及,一筹莫展,最后是范蠡审时度势,答应吴国的所有条件以求保全性命。

按照吴越双方议和的条件,勾践夫妇等到吴国为人质,昔日的国王、王后、上大夫尽执贱役。危难之际,范蠡主动随勾践同往,留下文种在国内发挥重要作用,说:“四封之内,百姓之事……蠡不如种也。四封之外,敌国之制,立断之事……种亦不如蠡也。”危急时刻,范蠡舍身而取义,既保护了自己,更保存了越国。

夫差欣赏范蠡的文武兼备,让他弃越归吴。一边是享锦衣玉食,一边是伴亡国之君,范蠡却十分坦然:“亡国之臣,不敢语政,败军之将,不敢语勇。”说得有理有节,“臣在越国不能辅佐越王为善,以致得罪大王,不被诛灭,已是万幸。”

夫差曾在远处高台上眺望范蠡与勾践夫妇,虽乱头粗服,身处马圈,做笨重肮脏之活,但恪守君臣之礼,处困厄艰险而不失规矩秩序,夫差禁不住赞叹歆羡。这样处心积虑背后,由范蠡导演、勾践出演了一出出荒诞好剧,以迷惑夫差。一次在夫差病时,范蠡还指使勾践尝夫差之粪便,夫差不禁对勾践动了恻隐之心,三年后,他们被释放回国。

勾践回国,卧薪尝胆。范蠡力谏勾践劝农桑,务积谷,不乱民功,不逆天时。先抓经济,继而亲民,稳定社会。施民所善,去民所恶。内亲群臣,下义百姓……短短数年,百废待举,百姓安定。

元气恢复,范蠡重建国都城,一座小城,一座大城。小城是建给吴国看的,大城建得残缺不全,面对吴国的方向,不筑城墙,以迷惑夫差。

自会稽之败后,范蠡的见识卓绝让他深孚勾践的信任,勾践对他言听计从。报仇雪恨的过程中,范蠡是运筹帷幄的灵魂人物。史载,勾践常问范蠡:“我们现在攻伐吴国可以了吗?”范蠡每次都说:“不行。”有一次勾践又问他:“可以了吗?”范蠡终于说:“可以了。”

十年磨一剑。公元前476年,范蠡建议勾践兴兵伐吴。公元前473年,吴军全线崩溃,勾践看到了二十年前的自己。吴王夫差派出使者向勾践乞和,允许保留吴国社稷,而自己也会像当年的勾践一样倒过来为之服役。

勾践动摇了,这时范蠡站出来,陈述利弊,平复了勾践动摇的心态。夫差悔恨万分,此刻方想起当初未采信大臣伍子胥“今不灭越,后必悔之”的进言,遂蒙面自杀。

范蠡还是一个出色的商业家。

范蠡因此向勾践辞职,在遭拒之后便收拾细软悄然逃走,乘舟浮海前往齐国领地,同时更改姓名,自称“鸱夷子皮”(夷,指一种皮革制成的袋子),带领儿子和门徒在海边结庐而居,“耕于海畔,苦身戮力”。

懂得进退出处的分寸和君臣关系的微妙,这是范蠡的智慧。二十年足可以看清一个人的秉性与韬略。其时,范蠡早已将勾践看穿。《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载,范蠡认为勾践的为人,可以共患难,不可共安乐。因而他放弃任何幻想,进退有序,张弛有度,审时度势,当机立断,激流勇退,避开了政治旋涡,机智地弃官从商。

范蠡选择地处胶东半岛沿海地带的齐国,并非偶然为之,齐国当时便是社会经济相当发达的诸侯国。没过几年,就积贮了数十万银两。

已经富起来的范蠡并未摆脱从政的“阴影”,因他仗义疏财,施善乡梓,齐王把他请进国都临淄,拜为主持政务的相国。

乱世中已经看淡了政治的范蠡,仅仅“从”了三年便又一次急流勇退,拒绝齐国人的高官厚禄,散尽家财,随身携带少量珍稀宝物,悠闲自在地离去。

一身布衣,两袖清风。范蠡第三次迁徙至一个叫作“陶”(今山东定陶)的地方定居下来,自号“陶朱公”,过上了闲云野鹤的生活。看似率性,其实他是看中了这个东邻齐、鲁,西接秦、郑,北通晋、燕,南连楚、越的“天下之中”,认为是最佳经商之地。因而,没出几年,又成巨富。

政治跟商业可谓殊途同归,本质上源于同一道理。其实,陶朱公的致富之谜也并不神秘,与他的治国之道可谓同一经脉。他将其“计然之策”(根据时节、气候、民情、风俗等,人弃我取、人取我予,顺其自然、待机而动)灵活运用于商业实践。具体说来,大致有五——

其一,市场行情,如阴阳五行,轮回循环,变动不居;大地时旱时涝,谷物时丰时歉。旱时造舟船,涝时修车马,以备后乏,这是万物之理。

其次,“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知道战争要爆发,就要积极做好战备;了解各类货物为人需求的时令,才能把握市场行情的变化。

再次,商品价格,瞬息万变,物价贵到极点,必然下跌,贱到极点,必定攀升。当商品昂贵之时,就应毫不犹豫迅速抛出,视之如粪土而不惜;当商品低廉之际,又要毅然乘时买入,视同珠玉而倍加珍惜。

其四,积贮货物,务求完好,以防日后滞销。易腐易蚀的货物,即使价格再高,也不要长期存留,不能轻易囤积居奇。

其五,水纳百川,奔流不息,方能汇成大江大河。货币也一样,如果让资金积滞不用,就会成为一堆死钱。只有使它周转不息,才能变成与日俱增的利润。

一言以蔽之,范蠡的经商诀窍,在于运用市场价格变化来掌握供求关系,采取“贵抛贱收”经营对策。据时而动,得失均衡。正如他的名言:“贵上极则反贱,下贱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

范蠡所处的春秋战国时代,与其说是乱世,不如说是自由时代,人们拥有流动的自由、从商的自由、思考的自由。自由流通是商业繁荣之“根”。某种程度上讲,正是有了这自由的环境,范蠡的生意才会风生水起,如鱼得水。

范蠡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商思想和较为完整的经商理论,无论是对他的同代人,还是后代人,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受范蠡经商思想、理论影响之最深者,当数越王勾践本人。越王深知范之道能振兴国家,完成报仇雪耻之重任,所以励精图治,“治牧江南,七年而擒吴”,建立霸业,全仗“商贾”兴国。

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从春秋到汉武帝时代,排列出众多豪民巨富,“太史公富豪榜”上最早出现的两位,除范蠡之外,第二个便是子贡,孔夫子的高足。

从历史的高度看,范蠡和子贡的成功不仅因为他们有智谋、善于捕捉商机,更为重要的,是得益于他们都从事过政治活动,以此开阔了眼界,聚集了人脉……这些资源,受用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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