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梓说《诗》与《儒林外史》之互证
一
《儒林外史》里的人物既属儒林，自然喜欢谈他们的学问。其中给人印象最深的大约是关于八股文方面的高论，例如彻头彻尾科举正途出身的翰林院编修鲁老爷说：“八股文章若做得好，随你做甚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甚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外道！”又如资深八股文选家卫体善先生说：“文章是代圣贤立言，有个一定的规矩，比不得那些杂览，可以随手乱做的。”“主考中出一榜人来，也有合法的，也有侥幸的，必定要经我们选家批了出来，这篇就是传文了。若是这一科无可入选，只叫做没有文章！”这些见解在那个时代，在科举应试的圈子里都是至理名言，讲得如此生动透彻，是许多一般地重视八股文并注意研究选本的人说不出来的，鲁、卫之流实为当时的高士达人。
书中最有光辉的正面形象杜少卿在中了秀才以后不再参加任何科举考试，过潇洒自由的生活，“做自己的事情”，在学问方面是研究《诗经》。《诗经》虽是儒家经典，由于同八股文关系较远，并非应试必读，所以读《诗经》其实也是“杂览”。此即吴敬梓在《尚书私学序》中说过的，许多儒家经典“俗学于经生制举业外未尝寓目，独好窃虚谈性命之言，以自便其固陋”。杜少卿写他的《诗说》，曾经各送过一份给他所仰慕的名士迟衡山和庄绍光。一次几位朋友在他家的河房里聚会，谈起这个题目来，杜少卿侃侃而谈：
朱文公解经自立一说，也是要后人与诸儒参看。而今丢了诸儒，只依朱注，这也是后人固陋，与朱子不相干。小弟遍览诸儒之说，也有一二私见请教。即如《凯风》一篇，说七子之母想再嫁，我心里不安。古人二十而嫁，养到第七个儿子，又长大了，那母亲也该有五十多，那有想嫁之理！所谓“不安其室”者，不过因为衣服饮食不称心，在家吵闹，七子所以自认不是。这话前人不曾说过。
……《女曰鸡鸣》一篇……但凡士君子横了一个做官的念头在心里，便先要骄傲妻子。妻子想做夫人想不到手，便事事不遂心，吵闹起来。你看这夫妇两个绝无一点心想到功名富贵上去，弹琴饮酒，知命乐天。这便是三代以上修身齐家之君子。这个前人也不曾说过。
……据小弟看来，《溱洧》之诗，也只是夫妇同游，并非淫乱。
这杜少卿的主要原型乃是作者本人，而吴敬梓也恰恰是著过一部《文木山房诗说》的，好几份关于他的传记都提到此事，而其书失传。可是到二十世纪末，这书的零星抄本（四十余则，一万多字）忽然被专家从上海图书馆的藏品中挖掘出来，近年来已被收入《<吴敬梓集>系年校注》，列为第六卷让读者大开了眼界。
小说里谈起的《邶风·凯风》和《郑风·女曰鸡鸣》正好均已列入传世的《文木山房诗说》，可惜在这里看不到关于《郑风·溱洧》的条目。
二
《文木山房诗说》中《七子之母》条云：
“卫之淫风流行，虽有七子之母，犹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尽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作《凯风》之诗。”《孟子》曰：“《凯风》，亲之过小者也。”如因淫风流行，背其死夫，弃其生子，而思再嫁，谓之“过小”，可乎？窃意“不安其室”云者，或因饮食兴居稍不快意，年老妇人未免嚣凌诟谇。七子故痛自刻责不能善其孝养，以慰母耳，未必因思再嫁也。古者，女子二十而嫁，已生七子，三年乳哺，至第七子成立之时，母年殆将五十，岂有作半百老媪，而欲执箕帚为新妇者哉！读孝子之诗而诬孝子之母，予心有不忍焉。故立此说以俟后之君子。
按《邶风·凯风》诗云：“凯风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劳。凯风自南，吹彼棘薪。母氏圣善，我无令人。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劳苦。■睆黄鸟，载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这分明是一首歌颂母亲的诗，说她子女甚多，十分辛苦;称颂她品质“圣善”，而子女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于是责备自己。这里完全没有提到《小序》里说的什么“不能安其室”，也没有“美七子能尽孝道，以慰其母”的意思。可是毛《传》势力很大，后来朱文公朱熹的《诗集传》也跟着这么说，更加牢不可破。吴敬梓思想相当解放，他认为“章句之学非圣人意”，所以勇于摒弃汉、宋诸儒的曲说，直接根据诗的原文来加以说明，并批评历来的误读。他就治经的思路大发议论道：“夫圣人之经，犹天有日月也。日月照临之下，四时往来，万物化育，各随其形所附，光华发越，莫不日新月异。学者心思紬绎，义理无穷，经学亦日为阐明。若兢兢乎取先儒之成说而坚守之，失之懦;必力战而胜之，亦失之躁也。”他赞成扬州学者江昱的治学路径：既“冥搜博采”转益多师，又“参以己见”自出“神悟”，重点在于“不在宋儒下盘旋，亦非汉晋诸贤所能笼络”，超越汉、宋门户壁垒，自成一家之言。他的态度不仅是正确的，且大有超前之意。
三
《文木山房诗说》中《（女曰）鸡鸣》条云：
朱子读《女曰鸡鸣》之诗，曰：“此诗意思甚好，读之有不知使人手舞足蹈者。”诸儒所解亦甚多，究未得此诗之妙在何处。窃意此士乃乐天知命而能化及闺房者也。人惟功名富贵之念热于中则夙兴夜寐，忽然而慷慨自许，忽焉而潦倒自伤。凡琴瑟尊罍，衣裳、弓缴，无一而非导欲增悲之具。妻子化之，五花诰、七香车时时结想于梦魂中，蒿簪綦缟，亦复自顾而伤怀矣。故王章牛衣之泣，泣其贫也，所以终不免于刑戮。即伯鸾之妻制隐者之服，犹欲立隐者之名也。此士与女，岂惟忘其贫，亦未尝有意于隐。遇凫雁则弋，有酒则饮，御琴瑟则乐，有朋友则相赠。士绝无他日显扬之语以骄其妻，女亦无他日富贵之想以责其夫。优游暇日，乐有余闲。此惟三代太和宇宙時，民间或不乏此。而郑当淫靡贪乱之世，乃有此修身齐家之君子，故诗人述其夫妇之私言，佩诸管弦，便可使威风翱翔而游鱼出听也。比户尽如此士女，倘所谓风动时雍者矣。其所关于人心政治者，岂细故哉！
这里有许多借题发挥的意思。按《郑风·女曰鸡鸣》诗云：“女曰鸡鸣，士曰昧旦。子兴视夜，明星有烂。将翱将翔，弋凫与雁。弋言加之，与子宜之。宜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知子之顺之，杂佩以问之。知子之好之，杂佩以报之。”诗里的“女”与“士”当是一对夫妻，天刚亮准备起床时有这么一段对话：丈夫说今天要出去打猎。妻子说，打到凫（野鸭）与雁我就来做一顿美味，同你一起弹琴喝酒，我们就这样一起过到老;丈夫则说我还要送你许多装饰品（杂佩）呢……这小两口相亲相爱，在普通人的家常生活中享受快乐。
吴敬梓就此发挥道，诗中的夫妇好就好在乐天知命，很愉快地过自己的日子;如果去想什么扬名显亲、富贵荣华，那么精神上就会有压力，多悲哀。他还特别指出，像这样真能修身齐家的君子往往就在民间，而儒林和官场里则是“功名富贵之念热于中”大为流行，人心不古，怪事迭出，问题很多。
吴敬梓说诗不限于解释诗，这里就重在阐述《郑风·女曰鸡鸣》一诗的当下意义，借诗的“妙处”来针砭时弊。而他写《儒林外史》也正是要反对“功名富贵之念热于中”，提倡修身齐家乐天知命。这部小说始终贯穿着这样一条主线，而在三大节点上更十分鲜明而强烈地落实这条主线：
首先，开头第一回《说楔子敷陈大义，借名流隐括全文》以一首词开篇，其中有句云：“功名富贵无凭据，费尽心情，总把流光误。”这正是全书的点题之笔。这一回讲王冕的故事：他七岁丧父，替人家放牛，靠自学成才，通过艰苦努力终于成为知识渊博且擅长画没骨花卉的一方名人。他在家孝敬寡母，全无功名富贵的妄念。后来朝廷征他出来当咨议参军的官，他逃入山中不出，即终老于此。
当王冕听说朝廷定下规矩以八股文取士时，认为将“一代文人有厄”，“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利禄之途既开，必多费心之辈，儒林的风气从此就可虑得紧了。由这句话引出后面许多故事，首先是周进、范进这两位科举迷的悲喜剧，然后更有许多“费尽心情”可怜可笑的故事。这第一回具有“隐括全文”的意义，而全书批评的要害或曰纲领正在这“功名富贵”四个大字。
该书的思想制高点在一批“真儒”兴建泰伯祠并隆重地进行祭祀大典。迟衡山对杜少卿说：“我们这南京，古今第一个贤人是吴泰伯，却并不曾有个专祠。那文昌殿、关帝庙到处都有。小弟意思要约些朋友，各捐几何，盖一所泰伯祠，春秋两仲，用古礼古乐致祭。借此大家学习礼乐，成就出些人才，也可以助一助政教。”于是群起响应。为什么如此看好泰伯呢？无非因为其人原是周太王的长子，却主动放弃继承权，让给三弟季历——季历的儿子就是后来的周文王姬昌，自己跑到落后的南方去开发新区，作出了重大贡献。司马迁在《史记·吴太伯世家》之末写道：“孔子言：'太伯可谓至德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连天下都可以让，哪里还有什么功名富贵的念头！祭泰伯祠而助政教，就是鼓吹高尚的道德，抵制当下一味追求功名富贵的颓风。
《儒林外史》的高潮在第三十六回《常熟县真儒降生，泰伯祠名贤主祭》的后半和下一回《祭先圣南京修礼，送孝子西蜀寻亲》的前半，整个祭祀过程写得非常郑重而详细，而现在读起来相当沉闷无味。这样的大典其实也没有起到什么了不起的作用;到该书之末，且写到当年费了很大财力物力修起来的祠堂已经完全荒废了：
……从冈子上踱到雨花台左首，望见泰伯祠的大殿，屋山头倒了半边。来到门前，五六个小孩子在那里踢球，两扇大门倒了一扇，睡在地下。两个人走进去，三四个乡间的老妇人在那丹墀里挑荠菜，大殿上槅子都没有了。又到后面，五间楼直桶桶的，楼板都没有一片。两个人前后走了一交，盖宽叹息道：“这样名胜的所在，而今破败至此，就没有一个人来修理。多少有钱的，拿着整千的银子去起盖僧房道院，那一个肯来修理圣贤的祠宇！”邻居老爹道：“当年迟先生买了多少家伙，都是古老样范的，收在这楼底下几张大柜里，而今连柜也不见了！”盖宽道：“这些古事，想起来令人伤感，我们不如回去罢！”两人慢慢走了出来。
这一段见于第五十五回《添四客述往思来，弹一曲高山流水》。不久以前，这里还是辉煌的建筑，隆重的祭典，成群的真儒，固一时之盛也，而今又安在哉！理想主義者吴敬梓曾经用酣畅的笔墨描写他心目中意义重大的以古礼古乐致祭先贤;到这里，现实主义者吴敬梓又用这等无情的画面流露出他的痛惜和无奈。这里巨大的张力表明吴敬梓既力图改造当下的社会风气，有着很高的热情，而同时又深感此路不通——他知道自己找不到真正的出路。
《儒林外史》的结局相当凄凉而颇含深意。全书的最后一回即第五十六回《神宗帝下诏旌贤，刘尚书奉旨承祭》出于后人的捏造，原本《儒林外史》只有五十五回，到《添四客述往思来，弹一曲高山流水》即告结束。这一回书写了四位民间达人：在庙里挂单的季遐年、卖火纸筒子的王太、开小茶馆的盖宽和裁缝荆元。他们都是城市贫民，但各有特别的才能：季遐年是书法家，王太是围棋高手，盖宽能诗善画，荆元业余写字作诗并擅长古琴。有人问荆元：“你既要做雅人，为甚么还要做你这贵行？何不同些学校里人相与相与？”这话意思里不大看得起他做裁缝，最好要高攀到儒林里去。荆元底气十足地回答说：
我也不是要做雅人，也只为性情相近，故此时常学学。至于我们这个贱行，是祖父遗留下来的，难道读书识字，做了裁缝就玷污了不成？况且那些学校中的朋友，他们另有一番见识，怎肯和我们相与？而今每人寻得六七分银子，吃饱了饭，要弹琴，要写字，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颜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不快活？
这样的境界，比起那些在名利场中费尽心机出尽洋相的儒林诸公，不知高到哪里去了。这样的心态可以说是真正艺术家的。看来吴敬梓已经完全失望于儒林，转而看好草根中的高人。市民阶层中固多庸俗不堪之辈，《儒林外史》里就无情地讽刺过势利鬼胡屠户、马屁精成老爹之类，但他看出了这里仍自有精英，“礼失而求诸野”，在这些人身上，他看到了一线光明。
但是要靠这样的草根精英来改造世界、建立新风也是很渺茫的。小说的最后一个情节写荆元为他的朋友、菜农于老者演奏古琴——
荆元慢慢地和了弦，弹起来，铿铿锵锵，声振林木，那些鸟雀闻之，都栖息枝间窃听。弹了一回，忽作变徴之声，凄清宛转，于老者听到深微之处，不觉凄然泪下。自此，他们两人常常往来。当下也就别过了。
于老者实为荆元的知音。他不单会种菜，也很懂音乐。民间多有高人，他们很懂那个时代，虽在所谓康（熙）乾（隆）盛世，而仍然不无令人凄然泪下之处。
看来吴敬梓已经预感到，士风如此，莫非这盛世也许已是落日的辉煌？
四
关于《溱洧》一诗，现存本《文木山房诗说》中没有相关的条目，可能是亡佚了，更可能原来就没有。这是因为，杜少卿说《溱洧》之诗写夫妇同游，当是小说中的涉笔成趣，或者说吴敬梓的一时兴到之笔，不可呆看。
按《郑风·溱洧》诗云：
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蕑兮。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
溱与洧浏其清矣，士与女殷其盈矣。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訏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
从他们对话的内容看去，这一男一女显然不是夫妇，而是在“春社”狂欢大会上偶然碰上的新朋友。他们萍水相逢，一见如故，甚至已经有点一往情深，女主人公尤为热情主动。他们一起过河，互相开着玩笑（“伊其相谑”），以手中的香草作为纪念品送给对方。在春季祭典的气氛中，青年男女两情相悦是很容易发生的。可是《小序》却说：“《溱洧》，刺乱也。兵革不息，男女相弃，淫风大盛，莫之能救焉。”朱熹《诗集传》则说：“此淫奔者自叙之词。”都完全莫名其妙，这里根本沒有什么“淫风”，诗中的两位主人公也绝非“淫奔者”，而是偶然相逢的游伴，充其量是一对天真纯朴的情人。
吴敬梓不赞成将《溱洧》视为“淫奔之词”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合于他一向以通达的态度说《诗经》的基本风格。但他不大可能确认此诗写的“只是夫妇同游”，因为这与诗意完全不合。从《文木山房诗说》的全局看去，他虽然多有新见解，但总是尊重原诗之具体字句，绝无信口开河。至于安排小说中人物的闲谈，那就不必拘束了。
吴敬梓在小说里之所以让杜少卿这么说，无非因为不久前杜少卿同他的夫人一起游清凉山姚园，带着酒意，“竟携着娘子的手，出了园门，一手拿着金杯，大笑着，在清凉山冈子上走了一里多路”。夫妇出游时手拉着手，现在很普通，而这种亲热和开放在当时却引得守旧的游人“目眩神摇，不敢仰视”。所以当杜少卿讲《溱洧》话还没有说完，在座的季苇萧马上打趣道：“怪道前日老哥同老嫂在姚园大乐！这就是你弹琴饮酒，采兰赠芍的风流了！”于是——
众人一齐大笑。迟衡山道：“少卿妙论，令我闻之如饮醍醐。”余和声道：“那边醍醐来了！”众人看时，只见小厮捧出酒来。当下摆齐酒肴，八位坐下小饮。
由此正可悟得所谓《溱洧》乃夫妇同游云云，乃是因小说情节发展的需要而刻意安排的，并不代表吴敬梓本人对《郑风·溱洧》一诗的学术见解。小说既是文学创作，不免有些虚虚实实、真真假假的生花妙笔，这是不能死于句下的。
把《文木山房诗说》同《儒林外史》加在一起来读，足以互证，大有兴味，这里不过是一点抛砖引玉的楔子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