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酒瓶历史的简要叙述

去代销店买酒，叫打酒。其实我们家乡既不说“打”，也不说“买”，而是说“舀”。父母总是这样指使我：“去小店舀一斤老酒来。”继续解释，老酒即黄酒，烧酒即白酒，而白酒是米酒。米酒用不着舀，老百姓自酿，自给自足，所以舀的酒不是黄酒便是白酒。“舀”这个词，定是从“舀水”移用过来的。这个词用得好！我用心琢磨过，其中隐含着用碗喝酒的习惯与风俗。老百姓过的是苦日子，喝的是土酒，下酒是土菜，连酒碗也是那只茶碗，那只茶碗洗净了便是酒碗，酒喝完了又成为饭碗，真是一碗多用，所以“舀”这个词，透露出百姓过日子的简单和贫穷。

替父母舀酒，竟成为我成长过程中的另一条线索，从童年贯穿到青年，从酒瓶发展到酒壶，从步行进步到骑车。这样叙述，一定令你费解，但翻开童年的记忆，那舀酒的生活片段便晃晃悠悠飘到我的眼前。

舀酒不像舀水那么简单，先前去小店舀酒，除了要付酒钱，还得付酒票，那时候买饼要粮票，称肉要肉票，扯布要布票，买煤油要煤油票。社会主义真好，按人头给全国人民发票，节约光荣，浪费可耻，按劳分配，譬如酒票的发明，它从根本上管住了人的口，杜绝了酒鬼的产生。我父母当年分得几张酒票与我无关，反正他们酒量倍增是酒票失传后的事。跟我有关的是跑腿。每次去小店舀酒，我一只手捏着几角几分酒钱，几角几分酒钱里裹着酒票，一只手拎个在脖子上系了绳子的酒瓶，绳子在手指头上打圈，酒瓶就像屁虫似的在空中欢快地滚筋斗。到了小店，叮呤咣啷把几角几分连同酒票放在柜台上，再将那个一路没休息的酒瓶递过去，然后死死盯住店员舀酒的动作，唯恐他趁机做手脚，这是父母告诉我的。舀酒用酒吊，一吊半斤，一斤两吊。酒吊从酒坛里提起，倒进屁股插进瓶嘴的漏斗里，只需两酒吊，瓶子里就涨满了酒。看酒瓶上的刻度，稍许有些超出，便满心的欢喜，因为回家能得到父母的口头表扬，他们能多喝一口酒呢。我那时研究透了，店员提酒吊的动作越快，打的酒便越多，窍门在于，提得越快，那拖泥带水带出来的酒，全都盛进漏斗里了。

必须说说那只酒瓶，那只给父母带来陶醉、带来幸福的酒瓶。酒瓶不是专门的酒瓶，酒瓶其实是葡萄糖空瓶，我们叫盐水瓶。那时候老百姓住院挂瓶是很稀奇的事，一般有个头痛发热的，多是向赤脚医生弄几颗药吃吃就打发了，这样，凡吊完的葡萄糖瓶便比酒更稀罕。那时家家户户的灶台上都有这种瓶，它们是主人向赤脚医生讨要来的，它或盛酱油，或盛香油，或盛茶水，或盛老酒。一户人家，若是灶台上有三四个这样的瓶子，简直是了不得的事，想必是吃的油穿的绸了。老百姓的酒瓶，竟有这样的前世今生。哪像现在，喝完一瓶酒，必须白白扔掉一只瓶子，真是挥霍得无理。这些昂贵的酒瓶，要是让那时的百姓使用，定能激发他们在农业学大寨中流淌出更多的汗水，沸腾起更多的热血。

还要说那个瓶子，因为那个瓶子主宰生活多年。直到我能骑自行车。我跌跌撞撞耍杂技似的骑着自行车去小店打酒的年代，那个瓶子依然扮演着酒瓶的重要角色。酒票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但父母的酒量还来不及开放，所以舀酒依然用那个玻璃瓶，不同的是，次数与日俱增，先是三天一舀，再是隔天一舀，最后终于发展到每餐必舀，生活大概是从这时开始有滋有味起来的。那时，骑在自行车上的除了我，还有车后架上的一个酒瓶。自行车后架好像叫作书包架，扳起来可夹包裹，于是，那只酒瓶被想象力推动，被歪斜地夹在车屁股后面。我毕竟出身于劳苦大众，夹着酒瓶骑车，就像夹着尾巴做人，不得不小心翼翼，不敢将车胎打得过饱，气太饱，车越震，一震，酒瓶说不定就要逃出来摔死在地上。所以，我后来骑车学会了单放手，因为总要抽出一只手来，去照顾屁股后的酒瓶，瞎子摸象似的，有时抚它一下，有时摸它一下，让心里有个着落。

酒瓶后来终于被酒量淘汰出局。改革开放了嘛，人的酒量放开了。于是，用酒瓶舀酒显得小家子气。五斤装的塑料壶便趁机脱颖而出。塑料壶的最初用途绝不是用来盛酒的。塑料壶本用于装茶水，五荒六月，一壶茶拎到田畈，能管一个人汗流浃背半天。但老百姓把茶水倒净，茶壶就变成了酒壶。用酒壶舀酒，让我充分体味到生活开花的气息。小店里的那个酒吊，在酒坛里提上提下，不再扣人心弦。每舀一次，小店老板总是念念有词，原来是在细数吊数呢。我就是这样，一手提着酒壶，一手把着方向，风驰电掣地骑到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