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沈从文:只有七块六毛钱，如何在北京实现梦想
“从文表叔十八岁的时候也是从前门车站下的车，他说他走出车站看见高耸的大前门时几乎吓坏了。”这便是沈从文来到北京城时的第一反应。他的表侄黄永玉如是说。
他胸怀着神圣而伟大的理想，胆子却并不是很大。
他满怀理想要靠文字来养活自己、服务民众，但他自己连标点符号的运用都搞不清楚。
他打算先读书，如果能到国立大学里面读书就更好了，如果能国立大学毕业就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可是，这都是他美好的想法，因为读书的前提是先解决最基本的生存问题。
他先在西河沿一家小客栈住下，然后就去找当时正住在北京的姐姐沈岳鑫和姐夫田真逸。由此有了一段精彩的对话：
刚从大学毕业、无事可做的田真逸问：“你来北京，做什么？”
沈从文勇敢而天真地回答：“我来找理想，读点书。”
田真逸苦笑着：“你来读书？读书有什么用？读什么书？你不如说是来北京城打老虎！你真是个天字第一号理想家！我在这里读了整十年书，从第一等中学读到第一流大学，现在毕了业，还不知从哪里去找个小差事做。想多留到学校一年半载，等等机会，可作不到！”（沈从文：《我怎么就写起小说来》）
田真逸说得很激动，也很真诚：“北京城现在就有一万大学生，毕业后无事可做。大学教授薪水十折一，只三十六块钱一月，还是打躬作揖联合罢教软硬并用争来的。大小书呆子不是读死书就是读书死。哪有你在乡下作老总有出息！”
沈从文丝毫不为所动，慷慨激昂地说：“可是我怎么作下去？六年中我眼看在脚边杀了上万无辜平民，除对被杀的和杀人的留下个愚蠢残忍印象，什么都学不到！做官的有不少聪明人，人越聪明也就越纵容愚蠢气质抬头，而自己俨然高高在上，以万物为刍狗。被杀的临死时的沉默，恰像是一种抗议：'你杀了我肉体，我就腐烂你灵魂。’灵魂是个看不见的东西，可是它存在，它将从另外许多方面能证明存在。这种腐烂是有传染性的，于是军官就相互传染下去，越来越堕落，越变越坏。你可想得到，一个机关三百职员有一百五十支烟枪，是个什么光景？我实在呆不下去了，才跑出来！……我想来读点书，半工半读，读好书救救国家。这个国家这么下去实在要不得！”（沈从文：《从现实学习》）
沈从文满腔热情，一股脑儿向姐夫诉说自己的理想，总而言之，他认为，虽然自己还不会标点符号，应当从这个学起，但只要肯勤学，总有办法的。
田真逸见自己说服不了沈从文，充满善意地笑了，说：“好，好，你来得好。人家带了弓箭药弩入山中猎取虎豹，你倒赤手空拳带了一脑子不切实际幻想入北京城作这分买卖。你这个古怪乡下人，胆气真好！凭你这点胆气，就有资格来北京城住下，学习一切经验一切了。可是我得告你，既为信仰而来，千万不要把信仰失去！因为除了它，你什么也没有！”（沈从文：《从现实学习》）
沈从文就这样义无反顾地留在了北京城。
这个时候，他身上只剩下七块六毛钱。
他有几个亲戚在北京，却解决不了他的生活问题。他姐夫所做的，是介绍沈从文认识了他的老同学——当时在燕京大学读书的董秋斯。此后，又通过董秋斯，与夏云、顾千里、张采真、刘廷蔚、焦菊隐等燕京大学的学生交上朋友。在艰难的日子里，这些穷朋友帮了沈从文不少忙。许多次吃不上饭的时候，沈从文到董秋斯那儿解决了肚子问题。
沈从文的另外一个亲戚是表弟黄村生，时为北京农业大学学生。他所做的，是帮忙找关系，使沈从文搬进不需要付房租的位于前门外杨梅竹斜街的酉西会馆。几个月后，又帮助沈从文搬到北京大学附近的庆华公寓。沈从文住公寓里由贮煤间改成的一间仅可容膝的小房子，他自己起个名字叫“窄而霉小斋”。他又结识了北大的一些学生，成为朋友，于是免不了做过这些人的“不速而来的食客”。
沈从文本以为能“半工半读”，但现实非常残酷。他上不了或上不起大学，于是彻底打消升学的想法。他曾到处找工作，都没有结果，任何职业的大门，都像是对他关得紧紧的。
沈从文把精力全部放在自学上。他先是每天到京师图书馆分馆看书自学，什么书都看。后来一边到北大当旁听生，一边学习写作，不断地将自己的习作投往报社。他说：
我当时的语体文程度，标点符号的运用还弄不清楚。古文底子倒是有一点，能看各种旧书，可是离开家乡原是对旧生活一种反叛，所以即或生活毫无出路，手边除了一部《史记》，还是下决心不读其他旧书，不打量走回头路。我深深相信，新文学可以作为武器，用来动摇旧社会的基础，新文学作品必然将代替旧有的一切诗词歌赋和礼拜六的各种玩意儿。一定得坚持下去。到北大旁听也是这个态度。创作知识的来源，除了生活底子外，不外上海和北京几种杂志和报刊上文章，和商务、中华一些翻译小说。新俄小说和欧洲几个小国家小说，正起始由鲁迅先生等介绍给读者，部分是王鲁彦等从世界语译的。凡是能到手的，我总看个够。影响较大还是旧俄十九世纪一些作家和法国作家的作品。其中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和契诃夫的短篇，都德和福洛贝尔的小说，对我影响显然都比较大。国内作家则鲁迅先生写的乡村回忆故事正流行，我明白，由于生活实践，从这方面发展，我必然容易得到进展，我可写的事还多。因此现实生活虽过得十分狼狈，一脑子幻想，却支持了我，总以为只要能活下去，努力下去，明天会有个转机。并深深相信得战胜面临一切困难，包括生活上和知识上的困难。我估计到的是，解决生活还比较容易，因为有一口饭吃就够了；解决知识上的困难，却还得通过艰巨的和长时期的努力。因为底子太差而理想却远大。当时流行的孙俍工的《小说作法》一类书籍，我看来实在毫无意义。总想突破前人纪录取得崭新成就，必须通过自己摸索出一条途径走个二三十年看看，是否能够真正有所突破。初初发表的习作，只是一些零碎小品文，没有什么方向，也说不上思想性。只近于编者偶然填篇幅用上的。第一回在《晨报周刊》发表的小文，共得七毛多钱，约合五毛钱一千字，却使我十分兴奋，因为证明这方面有了生活出路。事实上是白日做梦，大部分投稿还是如石沉大海。因此好些回在前门大街或打磨厂、天桥一带，我都跟过一个不知名的什么部队招兵委员拿着那面小小白旗后边走了一阵，心中旋起一种十分悲痛复杂的感情，又终于下决心离开了。没有被诱骗成为直、奉军阀的炮灰，只是始终不忘记来到北京的原因，是受五四运动文学革命影响离开军队的。
在生活上经常空着肚子情形下，对自己进行的思想斗争，心情是相当沉重的。但是再困难也并没有把我难倒，我还是坚持下来。（沈从文：《我到北京怎么生活怎么学习》）
这两段文字中，沈从文没有提到《圣经》，也许是由于此文正是“文革”初期所写的检查交代材料。其实，沈从文当时受《圣经》影响很大。他并不迷信宗教，但喜欢那个接近口语的译文和部分充满抒情诗的篇章。对《史记》与《圣经》的反复阅读中，沈从文得到了很多有益的启发，“学会了叙事抒情的基本知识”（《〈沈从文小说题记〉题后》。在1943年沈从文给学生易梦虹的信中，教授创作方法时仍提到《圣经》的重要性，说：“要使写作文字亲切而贴近'语言’，真正可永远师法的一本书是《圣经》。”（见《沈从文年谱》）
为了找到自己的出路，沈从文异常执著地投稿。《晨报副刊》主编孙伏园有点不耐烦了。一次编辑会上，孙伏园把一大摞沈从文寄来的未用稿件摊开，说：“这是大作家沈某某的作品。”说完，把稿件揉成一团，扔进了废纸篓。
沈从文不断经受失败的痛苦，身心承受度已接近极点。他不得不四处求助，甚至向素未谋面的北大老师郁达夫写信，述说自己的悲苦。
1924 年11 月中旬，郁达夫冒着风沙去沈从文的住处。天气非常冷，而沈从文在冰冷的屋子里，却只穿着单衣。郁达夫心中不忍，把自己身上的羊毛大围巾解下来，给沈从文围上。谈了一会儿后，郁达夫请沈从文到西单牌楼四如春吃饭，结账后又把找回的三元二毛几分钱给了沈从文。沈从文的悲苦样子深深地刺激着郁达夫，当天晚上，郁达夫即写了《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发表在11 月16日的《晨报副刊》，公开为沈从文鸣不平，公开劝沈从文不要再这样读书再这样幻想了。他说：
像你这样一个白脸长身，一无依靠的文学青年，即使将面包和泪吃，勤勤恳恳的在大学窗下住它五六年，难道你拿毕业文凭的那一天，天上就忽而会下起珍珠白米的雨来的么？
现在不要说中国全国，就是在北京的一区里头，你且去站在十字街头，看见穿长袍黑马褂或哔叽旧洋服的人，你且试对他们行一个礼，问他们一个人要一个名片来看看，我恐怕你不上半天，就可以积起一大堆的什么学士，什么博士来，你若再行一个礼，问一问他们的职业，我恐怕他们都要红红脸说，“兄弟是在这里找事情的。”他们是什么？他们都是大学毕业生吓，你能和他们一样的有钱读书么？你能和他们一样的有钱买长袍黑马褂哔叽洋服么？即使你也和他们一样的有了读书买衣服的钱，你能保得住你毕业的时候，事情会来找你么？
不过，即便如此劝说，郁达夫还是把沈从文介绍给《晨报副刊》新任主编刘勉己和瞿世英。这正是一个好机会，孙伏园辞去《晨报副刊》主编，而新主编正想办出一种新风格。他们答应给沈从文的习作发表的机会。从1925年年初到1926年6月，沈从文共在该刊发表各种体裁的作品100余篇，而且很快受到了众多读者的喜爱。
北大教授林宰平看到沈从文在1925年3月9日发表的散文《遥夜——五》之后，主动约沈从文见面，给予鼓励和帮助。在林宰平的帮助下，沈从文曾在香山慈幼院担任图书管理员，解决了生存问题。他仍旧写作，在林宰平的介绍下，他还参加了新月社诵诗会，认识了徐志摩等知交，作品不断发表，最后竟成为中国最早的“职业作家”。
（我写沈从文，沈从文的事迹中便有了我的影子。我比他好一些，刚到北京时，除了在圆明园的租房钱之外，身上还有一百多块钱呢！——张建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