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弇山堂别集》新校点本评述
秉承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信念，《史记》成为中国最负盛名的纪传体通史。其文史交融之特点—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亦为众人所熟知。而《弇山堂别集》便是其影响下形成的璀璨明珠。《弇山堂别集》是“后七子”之首王世贞追忆古贤、效仿《史记》而作，亦是一部用生命谱写的不朽史作。然而，如此史学巨著，无论是王世贞本人，亦或是《四库全书总目》所记载的评价都不甚高。“是书行，异日有裨于国史者，十不能二；耆儒掌故取以考证，十不能三；宾幙酒次以资谈谑，参之十或可得四。其用如是而已。”若此可视为王世贞自谦之词，《四库全书》则评点得更为辛辣。“又所为各表，多不依旁行斜上之体，所失正与雷礼相同。其《盛事》、《奇事》诸述，颇涉诙谐，亦非史体。”
然而，正如王世贞在《四部稿》中所言：“愚故欲法司马氏，而窃意其变化于帝纪孔氏之文……自羲皇而下追于今为一家之言，以藏之名山大川，愚且愿为之执鞭，而终其身也。”又在与友人书信中谈到自己的书史之志—“仆生平不自量，妄意欲整齐一代史事，以窃附于古作者之后。”因此，“王世贞修史作文都是以司马迁为榜样”也不足为怪了。明人陈文烛在《弇山堂别集· 序》中进行了具体说明：“我以其才，为所欲为，纵横自放，于史例之外别立一体，其于子长，以意师之，不可称龙门之大宗乎！”认为王世贞以“意”师法司马迁，所以其行文“颇涉诙谐”，或有夹叙夹议亦是难免。
孙卫国在陈文烛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弇山堂别集》不仅仅在“意”，而且在“形”上亦效仿《史记》。这种效仿中，既有形式上的继承，更有形式上的创新。《弇山堂别集》主要分“述”、“考”、“表”三大体例。“表”这一体例自不必去说，就谈谈“述”与“考”。孙卫国认为“述”的部分在功能上“陈述了纪传体‘纪’的用意”，反映了对“史记”的继承。而在“考”的部分，则是其对《史记》创新的一大佐证。据《中官考》等相关内容，发现“考”不仅有“志”（记载制度条纹）的功能，还兼备“传”、“编年”诸体之特色，成为纪传体的一种变体。这亦恰恰是其创新价值所在。
除了以“意”师法司马迁，王世贞更是看到了明代记史制度的弊病，此皆让其致力于将《弇山堂别集》书写为一部“‘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之作”。王世贞《艺苑卮言》道：“天地间无非史而已，三皇之世，若泯若灭，五帝之史，若存若亡，噫，史岂可以已耶！”换言之，其不仅继承“不虚美、不隐恶”的史学批评精神，而且秉承以天地为史的宽泛史学观念，如此方成就了“明一代之实录”的美誉。从其书写精神，自然可从两方面来探讨其价值。
“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是王世贞对当时“明代官史弱、野史盛的混乱”局面进行极力补正。沈德符在《焚通记》中直接点明官史《实录》的不足之处，“仅记邸报所列，至大臣小传，仅书平生官爵，即有褒贬，往往失实”。如此，《实录》难据。而王世贞自身更是在《史乘考误》的开篇，便批评道：“国史之失职，未有甚于我朝者也”，认为国史记录之失职在于记录者的“不敢书”和“不欲书”。王世贞自觉要突破这种“仅记邸报所列”而导致的失实，其以丰富的藏书为基础资料，通过重考据，以求实的治学方法，创国史、家史、野史三类兼用之结构框架，“国以草创之，野以讨论之，家以润色之”，来成就其“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实录之作。在《史乘考误》中考据《近峰略闻》这样一则小故事，整个故事围绕着“星者刘日新”推命之术来展开，通过为太宗推命、预言自己的死亡、预言蓝玉平之死，渲染其神通，整个故事叙事充满了历史巫术化色彩。而王世贞通过故事中的人名地名的考据，找出其故事的叙事漏洞，来论证其事的真伪，最后判言之：“推此，则刘日新之妄可知矣。”如此缜密的思路来讨论野史，破其神通，求真求实，如此精神可谓散落于其行文各处。
另一方面，“明一代”则鲜明地反映出其广泛的史学观。王世贞先生秉持着这样的著书精神，也就暗示着其所著之作，多为鸿篇巨制。果不其然，《弇山堂别集》内容不可不谓之详实。其内容包括奇事异典、诏疏文册、宗亲世系、职官履历、亲征巡幸、赏赉、科考、谥法等诸多方面，广罗地“包含大量正史体例无法包容的细大不捐的各类史事”。《弇山堂别集》可谓是明代史料的巨大渊薮，作为备用储材可以较好地满足现代学术各种不同层面研究的需求。
因此，《弇山堂别集》的重新整理和进一步修正，可谓是极大地方便了研究者的阅读和使用，对王世贞研究、明代史实乃至相关领域的研究都有不言而喻的重大意义！
然而，《弇山堂别集》整理难度相当大，简述以下三难：
“其他有所闻见，偶书之赫蹄，以数甓贮藏”。“在那‘数甓’之中，有着不同时期通过不同渠道得来的史料，这些史料本身也需要不断更新，涉及的人物、官职也存在变量”。此其一。其二是，由于王世贞宽泛的史学观念，让这部史书所记录的材料极为广泛，内容包括奇事异典、诏疏文册、宗亲世系、职官履历、亲征巡幸、赏赉、科考、谥法等诸多方面。加之以“国史、家史、野史三类兼用之结构”，其史料来源驳杂，难以考镜源流。其三则是，《弇山堂别集》文献系统复杂，版本较多，校勘难度大。
因此，若整理者稍有不慎，极易致误。整理者在做好充分的学术准备和构建适当的校点体例的基础上，以认真求实的态度，历经6年的艰辛：世界范围内穷尽性地收集资料，熟读诸书，再进行繁琐而细致的校对。最终完成了这部颇受学界认可的新校点本。国家图书馆原馆长詹福瑞更是给予高度评价，他说：“《弇山堂别集》比之30年前的旧版无论版本多样、参考书的丰富和校点的精细都有进步，为读者提供了水平更上乘的优秀读本，也让学界对《王世贞全集》的出版有了更高期待。”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弇山堂别集》新校本的学术成就条陈如下：
一、 版本系统梳理到位，底本选择恰当
《弇山堂别集》版本较多，加上各种单行本，其源流关系相对复杂。校点《弇山堂别集》的前提是其底本的选择，为了穷尽性地收集其版本，专家组除了访问全国各大图书馆，还远赴美国、日本、韩国、英国、比利时等海外图书馆收集资料。经过专家组认定，《弇山堂别集》现存版本分别为：翁良瑜雨金堂刊本、雨金堂本加陈序印本、雨金堂本挖改本、重刻本、四库全书本、广雅书局本、中华书局本。其中前四个版本皆为明万历刻本，四库全书本与广雅书局本为清刻本，中华书局本则是魏连科完成的现代点校本。
在版本系统梳理方面，吕浩《〈弇山堂别集〉成书与版本考》一文中进行了缜密的论证，最终认定翁良瑜雨金堂刊本为初刊本，概要如下：
专家组通过各个图书馆版本的对比发现，国家图书馆藏书与南京图书馆馆藏书在版式、文字字形及边栏断线等细节都别无二致，只是国图藏书仅《小序》一篇，而南图藏书多了一篇陈文烛序，为双序本。据《别集》内容，其刊刻时间下限大致为万历十八年上半年。陈序则大致完成于万历十八年岁末，所以陈序系后增入。除南京图书馆藏书（雨金堂本加陈序印本）外，国图中还藏有一个残本，与初刊本相比，其小序中的一些明确信息被模糊化，如初刊本中“梓人翁生见而异之”，被模糊为“乃好事者见而异之”。
在初刊本的确定过程中，蔡朝光刻本也颇具迷惑性。因其末尾牌记曰：“大明万历庚寅孟冬穀旦金陵镌行。”万历庚寅就是万历十八年。经专家细致考据发现，这两个版本具有明显的修改与传承关系，蔡本的镌刻字形风格与局部内容与雨金堂刊本颇为不同，但是在整体内容、分卷以及避讳、空字等形式上颇为相同。《〈弇山堂别集〉成书与版本考》进行了极为细致的举例，充分说明雨金堂挖改本与蔡本的传承关系，从而得出其牌记系伪托的结论，进一步确定雨金堂刊本为初刊本。
因此，通过如此细致严密的考证，最终才确定了翁良瑜雨金堂刊本为初刊本。以此为底本进行整理，无疑是恰当的，因为初刊本具有“诸本皆误而此本不误的优势”。所以说，上海古籍整理本的底本选择不可谓不慎重！
二、 校勘存原求真，多种校法并用
《别集》新校点本以翁良瑜雨金堂初刊本为底本，以万历庚寅本、广雅书局本等为校本，以《凤洲笔记》、《弇州史料》、《嘉靖以来首辅传》、《古今万姓统谱》以及《四部稿》、《续稿》中的相关篇目为参校本。以初刊本为底本，尽可能地保存原貌。但哪怕是初刊本，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着校刻不精的问题，鱼豕衍脱之误亦难以避免。因此新校点本在校勘过程中，充分利用大数据时代的信息优势，实现穷尽式的资料收集，以提高校勘的准确率。所以，与1985年中华书局本相比，仅注释条目便增加了近两千条。且如此多的校记仍以存原求真、校列异同、条目精练、文字规范为原则，在尊重底本的基础上，严格把握校改和存按的分寸，最终实现了校勘记简明扼要，绝无疏略失校的忽漏。
新校点本校勘的处置，首先“确定凡改动明本文字者，除体例规定可以径改者外，一律出校勘记给予交待”。
其次，综合运用对校、本校、他校和理校等方法。即通过多种校法并用，在尽可能保存原貌的同时，实现校正。新校点本实现了更深入细致的校勘，如对《别集》卷十九的校勘即其例。王世贞：“古今奇姓，余尝于《宛委余编》略载之，而不能详，今于凌氏所记，拾本朝之可知者，更志一二，以俟增订”。此已言明了该部分资料之来源，其点校必定离不开凌迪知《古今万姓统谱》。新校点本依据《古今万姓统谱》等文献，仅卷十九就出校记173处条，充分保障了新校点本的文本可靠性。例如：“弓：江浦人御史元同，长安人博士恕。清：交阯人邵武令蠡。”该句引自中华书局本，乍眼一看，亦能读通，但是研究者一旦进行深入研究，便发现其人难以寻觅。在与《古今万姓统谱》比对便发现，此句不仅句读失校，而且在“长安人博士恕、清处，疑有脱讹”。“据《古今万姓统谱》卷一，元有同恕，奉元人，拜集贤学士。明有同清，长安人，永乐中举人，授翰林五经博士”。所以，其句读也应断为：“弓：江涌人御更元，同：长安人博王恕、清，交阯人邵武令蠡。”由此，亦可说明句读之关键，稍有不同，其表意则大相径庭。而正确的句读，更有利于研究者的研究与使用。
同时，新校点本系统地运用内校，实现多处匡谬正误。“《别集》内容多有前后重复者，如《赏赉考》、《谥法考》等往往与前些卷的内容相重，这给内校提供了便利”。例如，中华书局本中“虞怀王雄煐”，新校点本校记为：“‘雄煐’，本书卷七十《谥例议· 一字谥》作‘雄英’，《明史》卷一百十八《诸王传三》同，当据改。”此例位于《别集》三十三卷《亲王》表之首，而在《别集》卷七十记载此亲王之谥号。对比发现，两者记载有所出入，存在异文，再通过其他参校资料，最终校正讹失。因此，内校的使用，亦进一步提高了新校点本校勘精细化的程度。
三、 体例明确，校记得当
新校点本遵循一定的整理规范，其校勘不局限于几种常用的参校资料，而是追求更为精细化校勘。同时，为了尽可能的实现“存原”，新校点本做到“可改可不改者，不改；无确证、力证者，不改。”但又要“在作者没有特别用意的情况下，异体字与俗体字都可按《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的规定，径改为通行的正体字，不须出校。”这看似矛盾的做法，体现了专家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务实态度与学术灵活。例如，“内官监奏，内教场房屋及南城西海子殿宇，亭轩损坏，乞加脩理”。中华书局本对于“脩”字予以保留。然而，尽管“修”与“脩”二字为异体字，但是两者在使用上，还是各有偏重。《说文解字》中对“修”的解释为：“修，饰也，从彡，攸声。”对“脩”的释义则是：“脩，脯也。从肉，攸声。”所以，就“修理、修缮”等义项而言，比之于“脩”字，使用“修”字会更加准确。因此，涉及到这部分，新校点本的“脩”皆改为“修”，以更好地表词达意。当然，并非盲目全改，对于表“干肉”、“束脩”等义项时，依旧使用“脩”。同时，新校点本在牵涉到具体的人名、地名等问题上，为免导致误解，则保持原样。换言之，当“脩”出现在人名、地名等情况下，仍保持原样。
但是对于那些在意义上多重合的异体字而言，可改可不改，专家组倾向于不进行改动，尽可能保留古书原貌。例如，《诸王公主初定岁禄》中记载到：“茶一千斤，马疋草料月支五十匹。”文中的“疋”、“匹”互为异体字，皆为数量词。新校点本不对其进行改动，实现更好的“存原”。
除了异体字多不出校记外，“显著的版刻错字，如‘己’、‘已’、‘巳’等，直接更正，不须出校”。这些都是属于古籍整理中形近字误而可以径改的范围，不会引起太多歧义。还有，针对“底本不误而他本有误者”，亦不须出校。这些举措，都大大减少了学术价值不高的校记数量，确保校记的高质量。
其校对严谨缜密，从新校点本的校勘记中，可以窥见。校勘记不仅标明版本间字句的差异，而且有详细考证。如新校点本卷十九中，对“泰安训导谦，献”该句给出校记：“此处疑有脱讹，据《古今万姓统谱》卷十七，明有台谦、台献，前者永乐中诸城县贡士，任训导，后者泰安人，成化中直隶清河县训导”。溯源原本文献，其依据较有说服力，而“疑”字则凸显专家们审慎的治学态度。如此简明扼要的校记在新校点本中可谓是比比皆是。恰恰是凭借如此精益求精的学术态度，专家们实现了校记的精细化处理，完成了这个精校本。
四、 句读准确，标点规范
作为明代文坛领袖，王世贞不仅著作宏富，且语言奇古，整理难度大，也正是如此，至今未见王世贞全集文献整理成果问世。《弇山堂别集》又有大量的人名、族名、官名、典章制度、外域风物等专门名词，句读与校勘难度更加大，一不小心就会出错。如：“鸟则有孔雀、火鸡、红白鹦鹉、倒挂鸵鸟”。此为中华书局本句读。然而倒挂是一种小鸟名，宋代朱彧《萍洲可谈》记载：“海南诸国有倒挂雀，尾羽备五色，状如鹦鹉，形小似雀，夜则倒悬其身。”驼鸟则是另一种鸟，《正字通》：“汉元帝时有鸟如马驹，故名驼鸟”。中华书局本因不知“倒挂”鸟而误将其归属“驼鸟”类。笔者猜测，驼鸟无“倒挂驼鸟”名称，又因其为鸟类，便误改为“鸵鸟”。新校点本的句读则为：“鸟则有孔雀、火鸡、红白鹦鹉、倒挂、驼鸟。”
《别集》涉及明代诸多朝廷史事，必定涉及到明代行政制度、官员职称、帝王诏令、群臣奏议等诸多内容。而这些内容中又大都牵扯到诸多专名，因此点校容易出错。例如《皇明盛事述四· 出将入相》中的一段记载。中华书局本句读为：“正德中，杨文襄一清以三边总督入为吏部尚书、内阁大学士，致仕后落，致仕复出，为三边总督，入为少师、太子太傅、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新校点本则句读为：“正德中，杨文襄一清以三边总督入为吏部尚书、内阁大学士，致仕，后落致仕，复出，为三边总督，入为少师、太子太傅、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这段文字，仅因句读不同，其含义便相差甚远。在中华书局本的句读中，对于“致仕后落”一词难以准确把握，让读者易产生其他的语义联想，甚至可能会理解成其家道中落，不得不去复出谋生。然而，经过专家考证，“‘致仕后落，致仕复出’不辞。官员致仕后又重被启用，称为‘落致仕’”。前者落魄，后者荣耀，两者意义相去甚远。如今新校点本对于“落致仕”的准确解读和句读标识，让文意更为通畅。
以上所述，仅仅只是显示新校点本整理者所做出的努力与达到的学术高度。社会科学报评价为：“《弇山堂别集》的校点，在世界范围采书、多层次审核、主编把关、出版社同步携作基础上，历时五年，以底本好、校本全、参考文献丰富、校勘标点精细见长，其纠正原版失校1500多处，标点错误180多处，人名、地名、职官名等错误若干，将《弇山堂别集》校点的学术水平提升至一个崭新的高度”。而《弇山堂别集》100卷的出版，既彰显着专家们2000多个日夜辛勤耕耘而取得的硕果，又印证着“一流高等学府与地方政府携手共建中国文化传承体系和实践文化强国战略”的优势，初步实现高校与地方政府合作研究的新探索。
《弇山堂别集》新校点本一经出版，各大媒体纷纷报道，亦有不少媒体挖掘出文本背后的那些故事。在赞美与荣誉的背后，布满了学者们的心血与汗水。也只有这些怀揣着如此“家国情怀”的学者们，方能像王世贞那样，“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不畏长途跋涉，不畏异国他乡，不畏地下室的幽暗，更不畏那一双双睿智的眼睛走向模糊、浑浊；只畏收集的资料还不够齐全，只畏还有校勘遗漏之处，只畏言说还不够准确。这一个个不畏和只畏中，是学者们那种“上穷碧落下黄泉”求索精神淋漓尽致的展现。“多年的拼搏，可以让我们自豪地说：《弇山堂别集》的版本，这部最全；句读，这个整理本最精，校勘最详。”校点者这几句话，是对其研究成果的坚定自信。这份学术上的坚定与自信，让我们肃然起敬，敬佩不已。
当然，不须回避的是，这个整理本也有个别遗憾之处。在《校勘说明》部分提到中华书局出版的点校本时把出版时间误作一九八三年（应是一九八五年）。校勘记部分用到《四库》本处较多，鉴于学者们对《四库全书》的印象，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误解。若能以《四库》本为线索，进一步广泛运用古籍资料来替换《四库》资料，应该会更加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