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永奇谈中国书画钤印的艺术性
书、画钤盖印章，这是中国独有的艺术特色。现代书画大师潘天寿先生曾说：“中国印章的朱红色，沉着，鲜明，热闹而有刺激力，在画面题款下用一方名号章，往往能使全幅的精神提起。起首章、压角章也与名号章一样，可以起到使画面上色彩变化响应、破除平板，以及稳正平衡等等效用。”“印章在画面布局上发挥着极大的作用。”又说：“中国诗文、书法、印章都有极高的艺术成就，中国绘画熔诗、书、画、印于一炉，极大地增加了中国绘画的艺术性，与中国的传统戏剧融有音乐、舞蹈一样，成为一种综合性的艺术。”因此，历来书、画名家，都十分精研篆刻，并重视书画上的如何用印。如若印章钤盖不当，非但不能“锦上添花”，增强艺术效果；反而会弄巧成拙，“佛头着粪”。清盛大士《溪山卧游录》有云：“图章必期精雅，印色务取鲜洁。画非籍是，增重而一。有不精，俱足为白璧之瑕。历观名家书、画中图印，皆分外出色。彼之传世久远，固不在是，而终不肯稍留遗憾。亦可见古人之用心矣。”故书、画家怎样钤印，必须精心斟酌。
通常书、画钤印，自有一定的法度。就笔者浅见，简述如下：
一、 要大小适宜。清孔衍拭《石村画诀》曾说：“用图章，宁小勿大，大则不雅。”此说似属偏执。钤印，理当视作品的幅式大小，而相应配置。作品篇幅虽大，而字款小者，应当盖用与书款相等之印章。倘属几人合作，几人印章的大小亦宜相仿。
凡题款用印，以一名一字为正。款名，印字；款字，印姓名。款有姓，则用名印；款无姓，不落款者，则应当用姓名印，使人易知作者为谁。具道号、别号款者亦同。清陆时化《书画说钤》有云：“宋人书名，不用印；用印，不书名。见之黄山谷暨先谓南公。”至于引首（或称起首，下同）与压角（亦谓押角或押脚，下同）印，当判别地位之妥适而定。假使款字细小，纸地逼仄，可用小联珠印，自显精到。收藏用印，当看字画之大小，以为印之大小，字之多寡。大则里居姓氏，小则堂名表字，或只用姓名章，以不损字画与画面为要。盖印最忌妄率无度，姓名、字号、斋馆、闲章、尽戳于上，实伤大雅。
二、 要善择形式。印章除正方形朱、白文外，还有半通、长方、瓦当、圆形、半圆形、椭圆形、葫芦形、自然形、肖形、花押印……等各种印面形式。凡一件作品，同时钤用二方或二方以上印章者，就需要善择不同的印面形式，为避雷同。如二枚正方形姓名印连用，宜以一朱（朱文）一白（白文）为佳（古人也有二白连用的，此乃秦汉印多为白文之故）。押脚若已拟钤长方白文章，起首当用圆形、椭圆形、葫芦形等朱文印，或肖形印更好。今人著名书法篆刻家邓散木先生，其书作引首，就常用花押印。印式变化有姿，可与整体作品的艺术美，相得益彰。
三、 要审察地位。大凡书画作品，总有虚实、疏密之处。密处或欠紧凑，可以印章填补；疏处如觉空泛，可借印章充实；上、下、左、右或有未稳，天头地角几块空间或嫌平板少变化，亦可选择一、二处加盖印章，宛如挪动小小的“秤砣”，顿使画面均衡熨帖。此正是潘天寿先生之所谓“破除平板”、“稳正平衡”的效用。钤印得当，既能起到笔墨的作用，又能起到笔墨所起不到的作用。
四、要排列得当。作品倘若简括单调，需要活跃振醒，可钤盖多枚印章。但必须横竖成行，大小错落，朱白相参，中有间距化而有律，切忌杂乱无序。同时钤用起首、压角章，习惯以斜角交差使用。起首宜小于压角，避免头重脚轻之弊。陈目耕《篆刻铖度》有云：钤印“用一不用二，用三不用四，盖取奇数，其扶阳抑阴之意乎。”清钱杜《松壶画忆》中亦云：“印章最忌两方作对。”此说固非玉律，但在作品中钤盖多枚印章时，取用奇数，“其扶阳抑阴之意”，却具有独到的见地。
五、要权衡轻重。就直观之感，白文印分量较重，朱文印分量较轻。故墨色浓重之作，宜盖白文印，印泥贵饱满均匀，以使红彤彤的朱色与乌黑的墨彩“有刺激力”地强烈对比，相映成趣。而工楷之作，往往多用朱文印，印正勿歪，和谐一致。尤其是花卉画，着意要烘托“一点红”时，更宜在较远处钤盖朱文印，以免喧宾夺主，本末易位。
六、要协调风格。“风格即人”。书画风格，随人而异。揣摩用印，也要相类而施。单刀直入的急就章，不宜钤在工细精微的工笔画上，奔放雄健的书法，亦不宜盖用娟秀的印章。否则，就会格格不入。此外，就词句章来说，还有一个词意与刻印的风格问题。刻“喜气洋洋”印处理得板滞、僵硬无生气；刻“统一国家”印，处理得支离破碎；刻“一代天妖”印，处理得纤弱无力，这都有背于词意。这固然是刻者之败，而钤之于书、画，则成为作品之累，书、画家尤当慎之。
七、要切题拓意。闲章多主寓意。清高兼在《指头画说》中说：用闲章“必与书、画中意相结合，如临古帖，用'不敢有己见’、'非我所得为者’、'顾于所遇’、'玩味古人’等章。画钟馗用'神来’、虎用'满纸腥风’印，画树石用'得树皮石面之真’”印。又清李方膺画梅常用“梅花手段”章。陈鸿寿刻赠心如画梅用“问梅消息”印等等。再如，现代书家的书作上常用“书为心画”、“游于艺”等章；画家的山水画上常用“江山多娇”、“锦绣河山”、“换了人间”、“今胜昔”等章；花草作品常用“大好春光”、“万紫千红”、“春满园”等章；松柏、万年青常用“万古长青”、“千秋”等章；仿古作常用“心追手摹”，写生之作常用“我师造化”等章，皆自然切题，饶添情趣。另外，还有拓展题意，抒发见解，同时钤用含意至深、别图寄寓的词句印者，更能深化作品的意境，给人以无穷的遐想，从而极大地提高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如清郑板桥画上常用“二十年前旧板桥”章，李方膺梅花上常用“平生知己”、“换米糊口”章，以及今人潘天寿老先生书画上常用“宠为下”印等等，都令人对其作品浮想联翩，回味无穷。
八、要符合礼仪。古人用印，讲究礼仪。凡卑幼致书于尊长，当用名印。平交辈用字印。尊长给卑幼，用道号即可；反之，则贻笑大方。诗人用印，名印当在上，字印当在下，道号又次之。盖先有名，而后有字、有号故也。看宋儒真迹中用印皆然，而今人多不讲此。印泥通用朱色。但古人礼俗逢丧白守制之时，有用青泥者。
以上所述，只是一般的钤印常识。然而，世有例外。譬如，明书画家文徵明，大幅作品上，也钤以小章；而王铎，册页小轴，亦盖以巨印，而仍处治有方。又如清画家原济，在其册页一侧，竟自上而下连钤许多方印，简直可谓叠印砌墙。可是，因为他长于经营，使画与印顾此及彼，左呼右应，令观者于开卷突兀之余，感受到作者的奇特用心，乃至有齿颊流韵、心田溢蜜之美。再如，近代名家吴昌硕、黄宾虹、齐白石、潘天寿使用印章，直似高手弈棋，随意摆布，而恰到妙处，真可谓是神思奇想，巧夺天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