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父亲周贻能：攒钱28年只为风光葬妻，儿子成首长仍坚持打杂
我们都知道周恩来是开国总理，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也是《爱莲说》的作者周敦颐的后代。“予独爱莲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不蔓不枝，亭亭净植……”这句话，可以说是周家的家风。
周恩来的父亲周贻能虽培养出了一位经世大才，但他却并没有去沾儿子的光。周贻能的一生，平淡、正直且悲苦，是旧清到革命的时代缩影。
正六品出身 家道中落
周贻能出生于1874年，浙江绍兴人，幼年跟着父亲搬到江苏淮安。
前清时期的绍兴人都知道，周家是个门风清正的大家族。这个家族出“师爷”，也就是科举制度下，职位偏低版的“书记”，主要为考上官员的人整理文书材料、管账、出谋划策。当地人办案，必须要有个绍兴师爷，文件才递得上去。师爷一般没有正式的编制，上岗也是靠亲戚联络、血脉相传，是一个极其传统守旧的职业。
16岁时，周贻能考了秀才，家里看清朝已经日暮西垂，便没让他在科举的路上接着努力，安排他跟着家族长辈去学做师爷。18岁时，周贻能在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下，娶了淮安知县的女儿万冬儿。
万冬儿是个被捧在手心里的大小姐，在知县老爷的百般宠爱下长大。
她出生于1872年，却没有缠过足，还受到了教育。她不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闺秀，平时知县出门，身后时而会有一顶秀气的小轿，当地居民一看便知，那里面坐着的是小小的万冬儿，万家最受宠的小姐。
万冬儿在家除了学习女红等旧女子必须习得的技能，还会参与俗务，家里的大事小事，她都略懂一二。因此，在嫁给周贻能后，她就替丈夫当起了家，成为主母式的存在。
万冬儿和周贻能一共生了三个儿子，周恩来是长子。他出生之前，万冬儿梦到一只鸾鸟入怀，金光四散，因此周恩来的乳名就叫“大鸾”。
周恩来出生之后，由于周贻能的弟弟身体不好，膝下无子。家中的长辈们按照宗族传统，就让周贻能把长子过继给了弟弟。
所以，周恩来的生命中有两个母亲，保护他在这个传统的大家族中安稳地长大。在这一点上，周恩来是幸运的。如果单靠万冬儿和周贻能，他不可能受到多么良好的教育。
对周贻能来说，万冬儿在家事上的帮助，给他减轻了很大一部分生活的压力。虽然家里自有家里的安排，但周贻能并不能适应官场油滑的行事风格，并没有做太久的师爷工作，就去异地谋生了。
从此，他的大半生就活在了恒久的漂泊中，他先后到过河北、东北一带，做老师、文书一类的工作，挣不到多少钱，也没办法安定下来。
而在淮安老家，旧清的衰退，也导致了周家这种旧式家族的颓败。周贻能的父亲过世之后，周家一下陷入困境，为了维持原有的生活，万冬儿需要操心的事越来越多，劳身费神，生了病也不敢治，白白拖着。
1907年，年仅30岁的万冬儿不堪辛苦，在病榻上去世了。周贻能匆忙赶回家时，万冬儿已经离去，他没能见到她最后一面。
无力葬妻 四处漂泊
万家对这个姑爷，可以说是百般不满，觉得他性子软、担不起大事、没有本事，还对女儿不好。周贻能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他天生的耿介正直让他不能融入官场，而这份操守也的确造成了万冬儿的辛苦。
万家对他提出要求：万冬儿的棺木必须是上等楠木，外披五层麻布、漆七层，做七七四十九天佛事，不然不得下葬。
而周贻能掏空了口袋，也拿不出这些钱来。抚养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三个儿子，已经花光了这对年轻夫妇所有的积蓄。周贻能痛于妻子的离世，哀于自己的无能，只能四处筹钱，凑了一副上好的楠木棺材，把万冬儿的遗体停放在一处庵堂中，就继续外出谋生了。
他把万冬儿的遗像带在身上，只盼着赚足了钱，让她有个体面的葬礼。
直到28年后，他才攒下足够的资金，回到那个小小的庵堂，把万冬儿的遗体接出来，送她躺在了墓碑下。那年他已经61岁了。万冬儿是周贻能一生中唯一的妻子，她离开后的大半生，周贻能都没有再娶。
周恩来的童年，看到的全是周贻能悲苦、无奈的样子。他的记忆里，和父亲共过的苦，或许比同过的甘要更多。
12岁时，周恩来跟随叔伯长辈去了东北，离家在外，让他开阔了眼界。后来他考入南开，毕业后又去了日本留学。
周恩来的成长，更多是靠宗族成员的帮助。封建社会虽有陋习，但在周恩来这里，他感受更多的，是传统大家族带来的温暖——孝悌忠信、互帮互助。
周贻能在周恩来成长期间，和他见面的时间并不多。妻子去世两年后，他在堂兄周济渠的介绍下，去铁岭的县衙做文书工作。再一次，他看不惯官场人的做派，辞去了工作。随后，他在京兆尹公署找到一份营生，安稳干了没多久，因为不愿意跟在上司后面拍马屁，也从不参与一些见不得光的事，被人无情地扫地出门。
这次失官后，他去天津看了看儿子。
父亲走后，周恩来在日记里写道：“今早，生父以四點鐘行，往南京去。昨事傷心方未已，今朝又復別嚴親……”
那时的周恩来，只是一个中学生。他一定非常想念、心疼父亲，但他并不能为他做什么，只能在求学的道路上，独自消化内心的苦楚。
在个人志向被严重窄化的年代，周贻能的境况得不到伸张，是可以预见的。他不愿做走狗，不愿做恶魔，只想做一个干净正直的、一个大写的人，挺着腰杆活在世界上。
像他这样潦倒的旧清文人，想以这样的姿态在革命年代谋生，是一件辛苦的事。不过至少，他让周恩来看到，一个人行走于世，是可以不妥协于强权、不委屈自己迎合他人的。
同时，他对万冬儿的重情重义、终生不再娶，也投射到了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关系上。周恩来没有从父亲那里继承钱财资源，但继承到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东西——品行。
周贻能南下之后，继续辗转谋生。周恩来从学校毕业，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开始投入到革命中。
这对父子罕少见面，各自投入到了艰难的生活里。
红岩打杂 独自离世
可能是受父亲的影响，周恩来自小就有“不随大流”的意识。
1920年，22岁的他在天津和学生们一起进行爱国运动，被捕入狱。在监狱的半年里，他向狱友们宣讲马克思主义，兴致高昂。后来他加入共产党，成为建党元老之一。
当周恩来的革命工作搞得如火如荼时，周贻能也有所耳闻——他会在街上看到儿子的通缉令，“周恩来”三个大字，让他心头一惊。他并不反对儿子做这些，他知道旧中国需要这样的人，只是担心儿子的安危。
那段时间，他在兄长周贻赓的帮助下，在齐齐哈尔找到了一份烟酒事务局办事员的工作，这份工作他做的时间比较长，逐渐安定之后，也有了一些积蓄。而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烟酒事务局的工作又没了。周贻能随后南下去了上海，来到儿子身边。
周恩来的革命工作搞得火热，身为父亲，周贻能无条件地支持儿子。他觉得只要儿子在为人民做事，就是好的，其他的东西他也不懂。
他在儿子身边承担了一部分秘书的工作，帮忙收发文件，秘密联络地下人员，还掩护过周恩来。这是周恩来最放心的助手，这个人绝对不可能害他。
随着上海的局势越发复杂，周恩来渐渐不放心父亲跟在自己身边。周贻能帮了一段时间的忙，就去了河北衡水一带，继续漂泊。这对父子的相聚，总是很短暂。
1935年，周贻能回老家安葬了万冬儿，就住在了淮安。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八路军在武汉成立了办事处。周恩来看淮安一带不太平，就托人把周贻能接到了武汉。
1938年5月，周贻能抵达武汉。
父亲到时，周恩来正在开会，会议结束，他眼含热泪，发表了这样一番讲话：“生死离合，全出于暴敌的侵略，生死离合，却增强了我们的团结，告辞了！”
父亲在战争时期前来与他团聚，他的心情，是复杂而激动的。从小到大，他和父亲几乎没过过平静富足的日子，如今的战争，却增加了他们之间的团结，他不禁发出时局命运之感叹。听完周恩来的发言，在座的所有人都为他鼓掌，目送他匆匆离去。
战争无情而动荡，周恩来在党内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大，工作也越来越忙，他不得不把父亲托给友人照顾。
1940年，周贻能追随周恩来一起辗转到红岩村，这个地方，也成为了周贻能生命旅程的最后一站。
据随行人员说，周贻能去红岩村的路本来并不长，但他们走了很久。
一路上，他们碰到很多流亡人员，其中有不少老弱病人，周贻能一遇到这样的人，就会停下来为他们看病，一看就会耽搁大半天功夫。他早年间看过很多医书，看些小病小痛，不在话下。他的包裹里，周恩来给他的药，一大部分都送给别人用了。
这些事让随心人员很是感慨。本来接到周贻能时，他们还在纳闷，这样其貌不扬、平平无奇的老头怎么可能是周恩来的父亲，而在近旁感受过周贻能的人品之后，他们不得不发出“有其父必有其子”的感叹。
周贻能操劳了一辈子，如今虽是首长的父亲，但也不可能闲下来。他向组织申请，想在红岩村干点打杂的活，组织不敢让他做体力劳动，便让他去看管仓库。在岗位上，他从不偷懒，每件小事都做得非常认真。
唯一一件让周贻能羞愧的事，是有天他和朋友一起喝酒，起身时有些醉了，被人搀扶着回了家。
那天，周恩来正好过来看他，一见到父亲被人扶着回来，有些不满。他说，战争当前，每个人身上都有要紧事，如非必要，还是别去耽误别人的时间了。这几句话，搞得周贻能非常愧疚。从此他再也没有喝醉过，每次都是浅尝辄止。
1942年7月，周贻能得了疟疾，高烧不退。他得病时，周恩来也不巧住院，父子二人许久没有对方的消息，都很是焦虑不安。周贻能在病中频繁询问工作人员，周恩来为何没有消息，但首长重病的事很是敏感，他们都无法答复。
7月10日，周恩来身体稍稍转好，终于知道父亲生病的事，非常牵挂，写了封信，告诉他疟疾病人的注意事项，叫他不要担心自己。而就在这封信抵达的当天，周贻能离开了人世，享年68岁。
没人敢把这件事告诉周恩来。周恩来的健康，已经不是他自己一个人的事了，而是全中国的事。他在病床上，还惦记着周贻能的生日，要邓颖超去信，问父亲吃长寿面的事：
“再过两三天出院，必须是下星期三了。所以我请你和爹爹商量一下，如果他愿意二十八号本天请人吃面，那就不必等我回来，免得他老人家不高兴……”
这对父子本就一直难以相聚，如今一碗长寿面，竟成了生离死别的遗憾。
周恩来手术结束、状况稳定下来后，邓颖超才终于将父亲离世的消息告诉了他。一直以温良儒雅著称的周恩来，这次在众人面前失态了，含着泪愤怒地质问邓颖超：“这么大的事，为什么要瞒着我？！”
他再悔、再痛，也只能接受眼前的事实。从此，周贻能长眠在红岩的土壤之下。很久之后，1976年，周恩来逝世，邓颖超在他随身携带的皮夹里翻出一张小照片，上面是周贻能泛黄的模样，背后写着四个小字：“爹爹遗像”。
周恩来曾说：“我父亲是个老实的人，一生没做过坏事”。
生于乱世，周贻能像浮萍一样活了一生，没有任何作为，甚至连起码的安定、体面都没有。而在这个平凡的人身上，我们能看到一个人最好的品质——守住本心、不为物移、不为事动。哪怕过得再不好，也不委屈自己的心，做连自己都瞧不起的人。我们做人，都应多多少少地学习周贻能的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