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扇》中的殷鉴之意
孔尚任（1648—1718）所作《桃花扇》“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但事实上其主题又绝非如此简单。《桃花扇》具有爱情、历史、节义三重主题，其中又包含主与辅的关系。
诚如剧中人所言，“从来男女室家，人之大伦，离合悲欢，情有所钟”（《入道》）；“情根爱胎，何时消败”（《逃难》）。在杨文骢别有用心另有他图地撮合之下，李香君与侯方域喜结连理。两人却因“却奁”而惹恼阮大铖，遭到阮大铖的挟私报复，侯方域不得不远走淮扬，投靠兵部尚书史可法。劳燕分飞，李香君誓守媚香楼静待良人归。杨文骢误以为李香君会因权相马士英同乡漕抚田仰的位高权重和多金而下嫁，但她却立志守贞。“可知定情诗红丝拴紧，抵过他万两雪花银”，“奴是薄福人，不愿入朱门”（《拒媒》）。在阮大铖的唆使之下，恼羞成怒的马士英命恶仆前往媚香楼强娶李香君，但她依然忠于爱情，不为淫威所屈。不论侯方域能否归来，她都会痴等不倦。为爱痴守的意志尤为坚定，“我立志守节，岂在温饱，忍寒饥，决不下这翠楼”（《守楼》）。为了明志，她不惜毁坏花容月貌，血溅题诗之扇。独守媚香楼的她，拜托师傅苏昆生携杨文骢就其诗扇上的血迹点染而成的桃花扇作为寄托相思的尺素与信物，四处寻觅侯方域的下落，以期再会和重聚。她逃出宫廷后，仍不忘托付苏昆生继续助其寻觅侯方域之踪迹。造化弄人，葆真庵两人失之交臂。祭坛前邂逅，两人情不自禁地走到一起，却遭到了张瑶星的断喝，花月情根不得不斩断，各自入道出世。李香君不攀权贵勋戚，不慕厚币重金，只为一人守志保贞，情真意切，坚如磐石。虽自幼身处销金窟与风月场，但她却能够志诚无比，堪比金坚的情感，令人动容。不论处于何种情境，李香君始终情牵侯方域。该剧的爱情主题通过李香君的意志坚定、行为高洁得以充分体现。
孔尚任欲借《桃花扇》写出大明王朝的覆灭之因，殷鉴之意凸显。明朝末期，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王朝内部，由于上层统治阶层的横征暴敛与官场窳败无能，导致民不聊生、民怨沸腾。张献忠和李自成等义军领袖揭竿而起，义军一路北上，逼近大明王朝京畿；大明王朝外部，北朝的铁骑虎视眈眈，大兵压境，内外交困令大明王朝的统治岌岌可危。如此时势，外镇与朝堂当思为国分忧，为社稷苍生谋，但奸佞宵小却趁机损公肥己。江北督师的兵部尚书史可法欲力挽狂澜，但虽有满腹经纶，却苦于无运筹帷幄之能事与征伐决断之伟力；马士英密谋迎立并拥戴福王朱由崧，建立了偏安江南的南明王朝。弘光帝却不思北伐，不谋韬略，不图振兴；他只愿做个享乐的帝王，征选歌舞，独无心于朝政与国事，甚至信用奸党。拥立昏主的马士英与阮大铖，乘机篡权，狼狈为奸，沆瀣一气，不仅大肆卖官鬻爵，而且挟私打击报复。阮大铖在议事堂诬陷侯方域阴谋勾结左良玉图谋不轨，使得侯方域不得不逃离南京；堂堂四镇因座次的问题而兵戎相见，混战一团，本应戡乱却生乱；被委以防河重任的高杰，再次因傲慢无礼而被许定国夫人设计“赚将”，其首级则被许定国当作进入北朝的投名状。奸佞马士英、阮大铖之流拘捕复社青衿，欲钳口禁言。左良玉闻知侯方域深陷危境，挥师东下，却因儿子左梦庚的冒进非分之举而气绝身亡；史可法三千人马，独守扬州，孤军无援，最后兵败沉江殉国。仓皇出逃的弘光帝撞到黄得功的防地，被其副将田雄与刘良佐、刘泽清二镇一起劫往北朝“献宝”邀功。南京失守，深陷囹圄的侯方域、柳敬亭等人，重获自由，白门弱柳亦逃出樊笼，最终均匿踪归隐道山。孔尚任曾谓：“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确考时地，全无假借。至于儿女钟情，宾客解嘲，虽稍有点染，亦非乌有子虚之比。”（《〈桃花扇〉凡例》）又言：“族兄方训公，崇祯末为南部曹……独香姬面血溅扇，杨龙友以画笔点之，此则龙友小史言于方训公者。”（《〈桃花扇〉本末》）可见，无论是朝政得失，还是个人聚散离合，孔尚任均力争做到“实事实人，有凭有据”（《先声》），此乃该传奇的历史主题。
节义主题是《桃花扇》的重要主题之一。梁溪梦鹤居士说：“扼腕时艰者，徒属之席帽青鞋之士，时露热血者，或反在优伶口技之中。”（《〈桃花扇〉序》）其实，不仅如此，该主题在剧中通过塑造的忠臣良将、清流士子、义姬清客三类主要人物形象体现出来。力图恢复却无力调和鼎鼐、孤军奋战至城破壮烈殉国的史可法，本欲安守西南意图有朝一日能够勤王却因儿子左梦庚的狂妄僭越之举而气绝身亡的左良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黄得功，不愿助纣为虐、选择挂冠而去归隐山林的锦衣卫仪正张瑶草等，这些忠臣良将的言行无不显示出其崇高伟大的节义精神。节义操守在其心中重千钧，内含浩荡坦然之气，外行舍生取义之举。
传奇中多有对东林党和复社青衿等清流士子褒奖与颂扬之辞。《哄丁》《侦戏》两出戏中复社文人吴应箕、陈定生当面怒斥阮大铖“唐突先师，玷辱斯文”“蒙面丧心”并将其逐出文庙；陈定生、冒辟疆、方密之三公子以借戏为名，指斥阮大铖寡廉鲜耻、气节尽失与魏党余孽的本质。剧中侯方域之言行，亦体现出其作为复社领袖公子班头的气节。以东林党和复社为代表的清流士子能够在乱世中保持一份士人的坚定，虽未达到宋儒张载所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境界，但基本上能保持彼时正直知识分子的浩然正气，关心民瘼，尽忠国事，也基本上做到了东林党人所主张和践行的处世准则与价值理念：“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柳敬亭、苏昆生虽为清客，行走江湖，但异常看重信义节操。他们要么位卑未敢忘忧国，为社稷苍生计而不避艰难困苦，要么忠于信托，千里迢迢、风尘仆仆觅踪传书。柳敬亭颇有义士荆轲之遗响，苏昆生亦具重然诺、秉信义的君子之风。他人眼中所谓“进宫”的殊荣，清客卞玉京与丁继之根本不屑一顾，两人相继出家悠游啸傲山林。李香君虽为女子，却将节义二字看得无比重要，“却奁”“骂筵”等出戏，均能够体现出其不让须眉的节义精神。因此，她不仅被侯方域视为畏友诤友，也被复社清流视为义薄云天的同道。面对权奸，她更是敢于义正词严地当面斥责。衮衮诸公，反不如白门弱柳，亦不如江湖清客。
《桃花扇》的表现主题，可谓“一主二辅”，爱情和历史主题服从和服务于节义主题的传达。剧中97岁的老赞礼说：“子孝臣忠万事妥。”孔尚任在《〈桃花扇〉小引》中说：“传奇虽小道，凡诗赋、词曲、四六、小说家，无体不备……其旨趣实本于三百篇，而义则《春秋》，用笔行文，又左、国、太史公也。于以警世易俗，赞圣道而辅王化，最近且切……场上歌舞，局外指点，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不独令观者感慨涕零，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矣。”由此可见，孔尚任乃集词家、史家与道德家三职于一身。同时，“一主二辅”的复义性主题，也增强了《桃花扇》表意的丰富性。（作者：杨新刚，系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