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介绍】耀武扬威：权杖源流考

基本信息：

作者：李水城 著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4月

版次：1

印刷时间：2021年4月

印次：1

ISBN：9787532598571

作者简介：

　　李水城。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先后获学士（1982）、硕士（1988）和博士（1996）学位。曾在宾夕法尼亚大学（1999）、哈佛大学（2000、2015）、剑桥大学（2006）、牛津大学（2016）做访问学者。现任四川大学文科讲席教授、北京大学教授。已出版专著有《半山与马厂彩陶研究》（1998）、《中国古代陶器》（2001）、《东风西渐：中国西北史前文化之进程》（2009）、《正业居学：李水城考古文化论集》（2017）、《中国盐业考古》（2019）等。

内容简介：

　　权杖产生在距今1万年前，是一种具有双重功能的文化特质。最初权杖作为工具或兵器出现，后来随着社会复杂化进程的加快衍化出新的功能，即作为社会上层人物秉持的礼仪用具和具有“魔力与威能”的王权象征。权杖之发展，犹如历史的一面镜子，折射出人类社会自进入铜石并用时代以来，各大陆之间的族群迁徙、文化交融与互动，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变革及观念意识的传播与扩散。

　　本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为考古发现篇，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对中国，西亚、中亚、南亚、北亚，北非，欧洲，美洲和大洋洲出土的权杖（头）做了全面介绍。下编为比较研究篇，内容涉及权杖的起源、制作工艺、功能、传播以及权杖传入中国后的命运等话题，并对一些与权杖类似或功能接近的器物作了相关的介绍和分析。

目录

自序

楔子

上编 权倾依杖：中外考古发现

壹/东亚的中国

西北地区·甘肃

西北地区·青藏

西北地区·新疆

中原地区

北方长城地带·西部

北方长城地带·东部

东北地区

淮河以南

小结

贰/西亚

安纳托利亚

黎凡特

美索不达米亚

伊朗

叁/中亚、南亚与北亚

中亚

南亚

北亚·西伯利亚与蒙古

肆/北非尼罗河流域

尼罗河下游之古埃及

尼罗河上游之努比亚

伍/欧洲

西部欧洲·东南欧

西部欧洲·中欧和西欧

西部欧洲·北欧

东部欧洲·高加索地区

东部欧洲·东欧草原

陆/美洲和大洋洲

美洲

大洋洲

下编 权重执杖：比较研究

柒/权杖的起源和制作工艺

起源

制作工艺

捌/权杖的功能

工具·兵器

权力象征

神圣祭品

随葬品

玖/权杖的传播

西亚

欧洲

北非之埃及

中亚

北亚之西伯利亚

小结

拾/权杖在中国的命运

来源

形态、功能比较

权杖对中原王朝的影响

斧钺传统与帝国政治

商周时期的“殳”

汉代以后的孑遗

拾壹/类似权杖之物

短柄石棒

杆头饰

其他相关遗物

结语

参考文献

主题索引

插图索引

附记

严文明 李零 杨泓 冯时 联袂推荐

2000件神秘权杖，横跨五大洲，一部王权与神权视野下的东西文化交流史

以往在中国，一些遗址出土的权杖（头）因不明用途而不被重视。李水城将此类遗存搜集整理出来，并与国外所出权杖（头）作了深入比较，不但将其功能讲述得清清楚楚，而且见微知著，论述了此物的起源、传播以及在东西文化交流中所扮演的角色，非常难得。这是一部高水平的学术研究力作，特此推荐。

——严文明（北京大学资深教授）

西来的“权杖”后来未能在中国流行，其原因恐怕在于古代中国有完整的“礼制”，帝王行为器用均要遵从“礼制”，这一点与以环地中海为代表的西方基督教文明完全不同。水城通过权杖的研究，总结出华夏文明对外来文化取舍有度、伸缩自如的认识，是很有见地的。

——杨泓（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权力的象征物有两样最典型，一曰权杖，二曰斧钺。这两样都是从最原始的武器（最初也是工具）发展而来，全世界都用它们象征权力，用于征伐或惩罚。水城用“耀武扬威”四字概括之，透物见人，遗形取神，即小见大。传统兵器研究，似乎还很少从礼仪的角度作深入探讨。其实，除了权杖，还有很多兵器也用于礼仪（如卤簿仪仗），象征性大于实用性，今后值得拓展研究。水城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户。

——李零(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

考古学研究的世界视野，使我们有机会在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下认识己身文明，西学东渐的观察视角早已为人们所熟悉，其实中学西渐提供的思考同样不可或缺。李水城教授的这部著作充分展现了作者在这两方面的用心与作为，卓尔不群。

——冯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自序

　　我对权杖的了解可追溯到在北京大学读本科时。1980年，我们历史系一帮同学排演了希腊著名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的《俄狄浦斯王》（Oedipus the King），导演是考古专业77级的柳元（1957—2020）。因剧中主角俄狄浦斯王手中要拿一柄权杖作道具，为此他想了个辙，将一个小药瓶插在木棒的顶部，用纸将其包裹成一椭圆球，权杖头表面和杖柄再包裹一层金纸，一件有模有样的权杖就成形了（图I.1）。在北大办公楼正式演出时，我负责舞台灯光，这件权杖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 象。后来我在美国也和柳元就权杖的起源有过讨论。

　　1986年，我和同学水涛前往甘肃河西走廊调查，曾采集数件权杖头残件。1987年，我俩再度联手发掘了酒泉干骨崖墓地，我亲手挖出一件白色大理石权杖头，当时也没觉得特别。1999年，我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做访问学者，有一天去学校博物馆参观，在西亚展厅，远远看到展柜里有一件白色的权杖头，恍惚间竟误以为是我挖出来的，简直是太像了。回过神来仔细观摩，这件权杖头的表面竟然刻有楔形文字。那一瞬间给我震撼极大，自此开始关注此物。

　　2000年初，应伦福儒（Colin Renfrew，英国剑桥大学）教授之邀，我去剑桥大学参加“欧亚草原学术研讨会”。返回美国前需在伦敦等待美国大使馆签证，碰巧陕西省在大英博物馆举办中国文物展，在刘云辉副局长热心帮助下，我得以在博物馆后楼随展人员的一个大房间借宿。那两天没事就去博物馆，看到不少出自西亚、埃及等地的精美权杖头，眼界大开。

　　2001年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北京举办“古代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过程”学术研讨会，我在会上报告了权杖的初步研究。2002年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在西安举办“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再次作了有关权杖研究的报告，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并引发网上热议。2后来，甘肃省博物馆举办“丝绸之路”出土文物大展，专门派了一位副馆长到北大找我，我将自己搜集的资料都提供给了他们。这方面的内容随之成为大展的一个亮点，不仅增加了早期东西文化交流的内涵，也扩大了学界对权杖这一文化特质的关注。2011年，为庆祝宿白先生九十大寿，我撰写了《赤峰及周边地区考古所见权杖头及潜在意义》一文，3将研究的视角扩展到北方长城沿线。如今回过头来看，以上旧文还有欠缺，将权杖一律视为王权象征的看法也过于绝对。

　　最初，我的计划是就中国西北地区的考古发现，讨论权杖的来源、功能及此物背后东西方早期文化交流的历史。为此从20世纪末，我开始奔走于国内外大学、博物馆和图书馆搜集资料，历时近20年，耗费大量精力。想不到的是，几易其稿，文字数量竟然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大，远远超出了当初的设想。

　　权杖这一文化特质产生于近东，后来逐渐扩散到欧洲、北非和中亚等地。这个文化特质的奇特之处在于，最初它就是普通的工具或兵器，后来才逐渐衍生为威权的象征。这两方面功能也随着权杖的传播，蔓延到世界各地，而且延续时间甚久，至今仍在一些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这是在其他任何单体文物上很少见到的文化现象。更为有趣的是，距今4000年前，权杖东传至中国，早期仅在西北地区流行，后有少量流入中原，并被夏、商、周三代部分社会高层接纳，与斧钺和青铜礼器等华夏传统礼器并列，作为王权和身份的象征。及至战国时期，权杖作为象征威权的功能渐次式微，并以兵器和仪仗的形式在华夏大地延续下来。

　　我之所以迷上权杖，是希望透过这个看似不甚起眼的文物，见微知著，深入考察人类社会自进入新石器时代以来，特别是世界体系初步形成以后，欧亚大陆的族群迁徙和不同文化互动交融的历史，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社会发展变化。同时希望通过这方面的探讨，进一步推动早期东西文化交流的研究，特别是由此引发的物质和精神层面的东西交往，对中国早期社会复杂化和文明化进程产生的推动作用的思考。

　　2017年，我曾就本书的初稿征求李零先生和杨泓先生的意见。李零先生希望我最好将研究的范围扩展到历史时期，对先秦时期的“殳”和历史时期的“骨朵”等器物作些比较研究。杨泓先生则建议我再看看《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的相关内容，并热心地给我介绍了“殳”“骨朵”“金瓜”等文献资料，还就书稿中的某些措辞提出了中肯的意见。为此，我在原书稿的基础上增加了后两章，将研究的下限延伸到历史时期。

　　本书行将付梓，感触良多，竟不知从何谈起。感谢北京大学严文明教授、李零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冯时教授的热情推荐，上海古籍出版社申请到出版基金，使本书得以出版。

　　本书的写作耗时甚久，其间先后得到多位国内外师友、同仁和学生的帮助。感谢梅维恒（V. Mair，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伦福儒、奥利维（Laurent Olivier，法国国家考古博物馆）、罗森（Jassica Rawson，英国牛津大学教授）、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吉迪·谢拉赫—拉维（Gideon Shelach-Lavi，以色列希伯来大学教授）、傅罗文（Rowan Flad，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的热情邀请，使我有机会在美、英、法、德、以色列等国访学、搜集资料。感谢巴尔—约瑟夫（Ofer Bar-Yosef，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为我提供希伯来文（Hebrew）的研究论文；感谢哈克（Yitzchak Jaffe，以色列海法大学）博士为我翻译希伯来文资料并提供帮助；感谢罗泰教授为本书翻译英文目录和英文摘要；感谢温成浩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为我搜集西文书刊资料并帮助修订本书的参考文献；感谢宋蓉副教授（北京联合大学）为本书制作主题索引；感谢万翔副教授（西北大学）对主题索引和小语种外文的审定。

　　为我提供帮助的还有下列女士、先生，在此一并向他们表示感谢：

　　郭大顺（辽宁省文化厅），林小安（故宫博物院），刘楠祺（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覃春雷，李小波（四川师范大学），水涛、张良仁（南京大学），伊弟利斯、李文瑛、胡新军（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刘国瑞（新疆文旅厅市场处），种建荣（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刘旭、闵锐（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哈比卜（西藏自治区罗布林卡管理处），王辉、秦小丽（复旦大学），萨仁毕力格（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院），刘冰（内蒙古赤峰市文化局），杨泽蒙（内蒙古鄂尔多斯博物馆），陈国科（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德芳（甘肃省简牍博物馆、甘肃省政府参事），马强（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杨建华（吉林大学），包曙光（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罗丰、马健、梁云（西北大学），吴卫红（安徽大学），谢尧亭（山西大学），吴晓筠（台北故宫博物院），常怀颖、高伟、艾婉乔、王鹏、何毓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丁见祥（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颜海英、贾妍、孟繁之、陈建立、陈冲、方笑天、杨月光（北京大学），Christoph Kremer（德国波鸿大学），刘艳（英国牛津阿什莫林博物馆），唐小佳、刘睿良（英国剑桥大学），李秀珍（英国伦敦大学），俞雨森（德国海德堡大学），涂栋栋（以色列希伯来大学），杨妍（美国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苏昕（美国哈佛大学）。

　　最后特别感谢李零教授为本书题签。

2021年1月于北京蓝旗营

附记

我在本书的扉页和自序中提到，此书是献给我的同学和朋友柳元的。

柳元是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77级本科生，考试之前在密云插队。1978年我入学后，我们两个班合起来上的专业课，后来毕业实习也在一块，和一个班差不多。进校后我才得知，柳元与我的一位远房表弟是中学同学。

1980年春，柳元组织历史系一帮同学排演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他找我负责舞台灯光。正式演出在北京演艺界都有一定影响。这件事显示出柳元具有良好的艺术天分和组织能力。此外，他舞跳得好也是有名的，凡有他出现在舞会，范儿十足。

1980年秋季开始实习。77级去了山西侯马曲沃县的曲村挖掘西周遗址和墓地。78级去了山东诸城县前寨遗址挖掘大汶口文化墓地和周边的遗址。同学之间互有通信，通报各自的发掘和逸闻趣事。由于不少同学不了解考古的性质，有些情绪波动，他们班动静要更大些。这不奇怪，因为每届学生的第一次田野实习都是决定是否还继续干考古这行的分水岭。

1981年秋季毕业实习，柳元想去新疆，但名额有限，最后他们班三人和我一起去了山东长岛的大黑山岛。吃住在一座军营里，柳元和我同屋。公社附近有口淡水井，我们每天下工要轮流挑水。记得当时国外流行《柠檬树》这首歌，我们没事瞎哼哼几句，生活单调乏味。岛上缺淡水，傍晚我们去海里洗澡，上来没有淡水冲洗，极难受。冬天海上常刮大风，一刮一礼拜，船进不来，交通也就中断了。他们三人面临年底分配工作，打听不到消息，急得一个个像热锅上的蚂蚁。

1982年初，柳元分到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工作。后到清华建筑系进修古代建筑。待我1985年重归北大，他又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所。很快他又想出国，考TOEFL。1986年夏，几个同学在平安里一家饭馆聚餐，为他和肖小明送行。随后我回四川度假，接着去河西走廊考察，再回北京已是1987年了，此时得知他在波士顿的布伦戴斯大学（Brandeis University）攻读人类学，后在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做过助教。再后来到美国规划协会（APA）工作。每次回国，他都会找机会和大家聚聚。

柳元热心肠，且乐善好施。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他交给我1万元，捐给系里的苏秉琦基金。当时捐款的有两人，另一位是我们的老师俞伟超先生也捐了1万元。他俩都对我说不必声张。时过境迁，借此机会我必须把这桩往事说出来。

1999年5月25日，我飞抵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做访问学者。走得急，日常用具都没带，到美国两眼一摸黑，不知咋办。31日，他与周庆明从华盛顿驱车赶来，带我去超市买了吃的用的，解了我的燃眉之急。6月他两次来费城，带我去纽约和华盛顿看博物馆、参观纽约世贸中心。2000年，我转到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他也曾顺道来波士顿看望我和家人。

柳元学考古出身，进修过古代建筑，调查过长城，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宗教，到美国学人类学，知识面比较宽，兴趣转得也快。蒙古族、满族、藏族历史他都很感兴趣。2000年他特意邀请波士顿大学研究游牧文化的著名人类学家巴菲特（Thomas J. Barfied）教授和我一起晚餐，撮合我们合作研究中国北方的游牧文化。他对语言学也很感兴趣，曾劝我去麻省理工（MIT）听著名语言学大师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课，我哪儿听得懂。后来看了此人的传记，了解了他的学说，这对我在北大讲授文化人类学很有助益。

他到美国规划协会（APA）工作后，非常关注中国的古城改造和环境保护，并积极参与北京、南京、扬州、朔州和连云港等城市保护规划的制定，同时为许多历史文化名城的规划师和官员赴美培训考察牵线搭桥他对中国的申遗也很关心，并提出过很好的建议。

柳元会生活，讲究穿着，厨艺超群，中餐、西餐都能做，中国各地菜系说起来门儿清，经西语系同学阮丹青、王群整理，他所做的菜谱有70份之多。

……

非常不幸，2010年他在国内考察时染病，又被误诊，导致肾衰竭，紧急送回美国后，命虽保住了，但从此每天要透析。2014年，我和杨林、水涛去西藏考察，在拉萨大昭寺为他请了一幅白度母唐卡，希望能保佑他尽早得到肾源。

2015年初，我去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和妻子飞华盛顿看望柳元。他很高兴，将唐卡挂在客厅里。我们相处一周，每天他换着花样给我们做好吃的。返回时他送我们到机场，据说回去时一路流泪。生病后他无法回国，加之病痛折磨，这种打击对常人是难以忍受的。

2016年夏，我到哈佛开会，他竟跑到波士顿来看我，但身体明显不如一年前。我们和薛文琼（物理系）到王群家聚会，他抱病给大家做了两个菜。隔天他来宾馆和我聊天，中午请我去吃日本料理。餐馆在通往灯塔山金顶议会大厦的坡道上，约百米的路他歇了三次，可见他身体的虚弱程度，这让我很过意不去。回华盛顿后他就做了心脏开胸手术，从此身体每况愈下。

2019年4月，我受邀去哈佛艺术博物馆参加会议，一大半心思是想再去看看柳元。会后我飞往华盛顿。考虑到他身体虚弱，我和周庆明决定午饭后再去他家。这几年他经历多次手术，身体大不如前，但意志非常坚强。整个下午我们在后院聊天，晚饭时他还做了一个凉拌腐竹为我们佐餐。7:30（美东时间）告别，我强颜欢笑，依依不舍，心里很清楚这可能是最后一面了。

……

庚子年初大疫，柳元一直关心国内的疫情和亲友，并给我寄来口罩。不料3月份以后，美国疫情加重，医院随之成为“重度危险区”，柳元每天要透析治疗，感染几率大为增加。他深知一旦感染新冠的后果是什么……6月末，他流露出安乐死的想法。

7月4日一早他和我语音，坦然、平静地说此事他已考虑一两年了，去年他已和母亲、家人有过深入交流。他很清楚，即便有了肾源，他现在的身体也无法承受器官移植手术。今年疫情肆虐，一旦感染必须隔离，与其孤独地死去，不如自己掌握命运。人活得要有尊严，死也一样，向死而生才是最好的选择。我问他，法律是否允许？他说，美国只要病人提出结束透析就不算自杀，届时还会安排护士做临终关怀。他决定将实施日期定在八月十五过后，若病情恶化也许提前。尽管此前已经知道他要谈些什么，但听了还是很痛心。我哽咽地告诉他，将把即将付梓的《耀武扬威：权杖源流考》这本书献给他。他听了很高兴！

7月22日，柳元和我语音说感觉非常不好，即刻停止透析，我们做了最后道别。27日凌晨3:30（美东时间26日下午3:30），柳元安详地去了天国。他结束了十年病痛折磨，解脱了！

一周后，我在手机微信群发了一组照片，写了下面的话：今天是北大考古系七七级同学、好友柳元去世第七天，愿他在天国快乐，冥福不尽！他这一生，敢爱敢恨，收放自如，活得潇洒、精致、无遗憾，走得从容、安详、有尊严。他和我最后的告别令我痛心，也让我更加懂得怎样面对生死、如何视死如生。欣慰的是，那天我告诉他将一本新著献给他，他听后非常高兴，届时愿他在天国也能看到。

2020年10月于北京蓝旗营

责编：韩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