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们最近对“中年生活”挺上头
黄信尧新片《同学麦娜丝》未能收获和《大佛普拉斯》一样的好评。这似乎很合理，因为说的事就不好玩。主角是四个年近四十的中学同学，他们没穷到《大佛》中的主角菜埔、肚财那样，连参与生活的资格都没收了，只能做咸湿的看客——咸湿里好做文章。《大佛普拉斯》里有一个戏剧性高潮点——行车记录仪里的谋杀案，是一出相当精妙的佳构剧（well-made play，又译巧凑剧）。《同学麦娜丝》则没有这么一个高潮点，毕竟主角有四个，戏剧张力散开了，算是一种“散点透视”。用力一平均，没有那么强烈的剧场效果，无法一直拽住观众的眼睛。然而，正因为它那被消减抑制的戏剧性，反倒令我想起杨德昌拍摄的关于台北男子NJ中年危机的电影《一一》，同样琐屑，那么不光滑，又那么缺乏高光时刻。哦，中年人，你的名字叫晦暗吗？
《大佛普拉斯》
有意思的是，导演们最近都对不痛不痒的中年生活挺上头。丹麦的托马斯·温特伯格联合演员麦斯·米科尔森拍摄的《酒精计划》，也是围绕四个欲摆脱乏味生活的中年男人。他们用饮酒找乐，一开始的适度饮酒，给四位循规蹈矩的中学教师带来了很大的改变，生活似乎焕发生机，课堂上也乐趣多多；但很快变成酗酒，变成失控。当大家回到从前的节奏时，其中一位无法及时调适，因而永久掉队，自杀离场。影片最终也没啥定论，就和《同学麦娜丝》一样，四个伙伴离去一个，另外三个的人生应该也没有什么不同吧？哦对了，NJ也一样，与初恋纠缠一番，也没有迈出那一步，还是回到家庭里。啊，这是多么沉闷的人生状态，正像此刻在码字的我，大概也像时不时亲自闯进镜头里的中年黄信尧。
《酒精计划》
飞起一脚
我们不禁要问，他们究竟想拍什么？黄信尧说，“到了四十几，我就觉得刚好又是一个重新省视自己的机会”，温特伯格和杨德昌的两部电影能够找到的阐释点也非常可观，但对于影片艺术水准的品评非我之重点。作为一个中年人，我好奇的是，这么难挨的中年，他们一个个是怎么捱的？中年的可怕在于，你的每一层社会关系、每一种社会角色、每一类社会分工都有个非常非常具体的点位，可以腾挪的空间委实不多！为了那一点可能性，有人迟迟不婚，有人婚而不育。
比起另外两部电影里的中年人，黄信尧镜头里的台南兄弟混得更惨一点，他们并非追求个人自由的可能性而不婚。像闭结是因为照顾奶奶兼及做殡葬纸扎店的小营生，根本无力升阶到生活的另一层。罐头混得潦倒不堪，也只能执“资深宅男”这一人设到底了，这个人设的一大特征就是有个多年女神在心，并且会有难堪的邂逅。有意思的是，这些看似捆绑人的一丝丝一缕缕发散的点位，实际上反而是救赎中年人生天的途径。
《酒精计划》里除了失重飞出了人生轨道的汤米，别的人并非是因为有家庭要应付因而存活着，而是现实的卡摆明要人去打，而拖延了直面孤独和虚无的时间。《一一》中的NJ也是一样，我们在屏幕前看到并置的情感线，他和他青春期的女儿都在忙着“发情”，或者只是以为自己在“发情”。但青春的女儿可以迷醉，中年的他最终拒绝了情人，因为“其实也改变不了什么”。不是不相信，而是相信了也没用，那种情感的摆荡、冲击、平复，在有具体内容要完成的中年生活里，很难提纯它的欲望，穿越某些幻象。清醒如NJ这样的人，没有办法说服自己仅以替换而非根治为方案去做出改变，他平静地回家。
闭结情形不太一样。他的死纯属戏剧性的意外，是导演安排的悲剧之死，而非中年之死，更大的作用是增添命运无常的摆弄之功。四个兄弟里，闭结最踏实，最平和，最享受而非厌弃眼前生活。在其他人对现状不满，要发愿成为导演（添仔）、升职加薪（电风）、抱得美人归（罐头），他对生活的态度是接受，接受家传殡葬纸扎小店，接受照顾阿嬷，接受被群体忽视……他反而有了亲情，有了爱情，有了对新生活的盼望。
《同学麦娜丝》
通过闭结，导演似乎在表明，能够在泥泞中感受到愉悦的唯一方式是接受。管它好运歹运，先不把自己太当“人”，就能处处邂逅接续的充电桩。闭结最后还是被安排了横死的结局，坦白讲这除了导演艺术上的需要，至今我还没有找到足够好的理由来阐释。该怎么充分理解闭结的功能呢？作为一个不沾烟火的赤子？作为我们欲望的照妖镜？作为理想的受害者？似乎他的横死只是为了让导演能够打破剧场规则，突破那个镜框化的影像，在闭结葬礼上飞身出镜踹向拉选举票而失心疯的添仔。这是替我们所有人的郁闷踢出的一脚，为被辜负的纯真，为被亏待的善意，为认真的人的一片痴心，替这一切不清不楚不情不愿降临到每个人头上的命运飞起一脚，踹向每个人的心窝子。
《同学麦娜丝》
这神来之笔不但使我放弃了追问，更使我想起中国电影史上的另一部佳作《疯狂的代价》（1988拍摄，周晓文导演）。影片结尾，替被强奸的年幼妹妹寻仇的姐姐青青，在罪犯捉拿归案之际，当众飞起一脚，从几百米高梯上把犯人踹了下去。身后的公安惊呼：“不是她踢的！快说不是你踢的，青青。”这一脚的注解，32年后黄信尧写在了他的电影结尾里：“有时候拍电影会拍得让人受不了，分不清是拍电影，还是真实的人生！”如果他们不替我们踹出去，那么我们不惜破灭幻象，付出撕毁生命谎言（the life lie）的代价，在这浪费一两个小时看电影，又是为了什么？
生命谎言
易卜生在《野鸭》里写道，“如果我们从普通人身上拿走了他的'生命谎言’，那么我们就拿走了他的幸福。”《野鸭》里讨人嫌的格瑞格斯坚持向卑微过活的雅尔马一家说出真相，间接造成雅尔马女儿的死。真相带来了什么？真相重要吗？易卜生没有追问，但他提出了“生命谎言”这个说法——它是猜想、意愿和安慰人心的假象构成的复杂动态系统，我们的心灵乃至生理的存续都有赖于此。
在马丁·麦克多纳的名剧《枕头人》里，有最低微、边缘的卡图兰和他的智障兄弟。一天他们因为镇上的儿童失踪案而被捕。剧中布满了白天做着屠宰工晚上当作家的卡图兰写的小故事，那正是他惊人的“生命谎言”。《纽约时报》的剧评人本·布兰特利认为，“《枕头人》所宣扬的是人类原始而重要的本能，他们会发明幻想，为幻想而撒谎，用红鲱鱼作为诱饵，向真实或想象中的观众演奏《神曲》。对麦克多纳先生来说，这种本能就像对性和食物的欲望一样原始而充满活力。人生短暂而残酷，但故事很有趣。”
麦克多纳将作家卡图兰悲伤的生活放在这样极端的处境里，以彰显人类不死的虚构力，那是一种“反命运”的能量，是草芥一样的业余作家卡图兰反抗抛掷在他身上的阶层和权力体系的“向前的梦想”——人会死，而作品不会，作品在生长。
人到中年，有时似乎对于自己是谁、去向哪里的幻梦愈发倚重了。因为周遭的坐标点太具体，反而滋长出强大的背离能量。既然每个人的“生命谎言”如此重要，那么凭什么，这些导演们要让我们去看乏善可陈只剩自欺的中年生活呢？
《酒精计划》
《酒精计划》里导演戳破了中学教师们依赖酒精带来自我突破的故事，生活其实没变，他们只是用酒精位移了一小段，带来新的风景；《一一》里困顿的中年中产夫妇彼此内心折腾一番，貌似原封不动又回到了原点，但显然有新质发生；《同学麦娜丝》里虚构加纪录片方式的演绎，让我们见证这四个台南中年一起勉力“唬烂”（胡扯），囿于困境，挣扎不出出路的生活。这些都是每一个怀揣着“生命谎言”的人在混沌中的一点自救，我们看他们拿起，又看他们放下。虽然镜头以中年男性生活代入，但贴着生命体验的视角跨越了性别，那是所有中年人的生活，独当一面的女人同样要面对渐行渐远的理想和青春。滤镜照耀自己的生活，但终归有放下的时候，拿起和放下之间，是每个人根据生命经验的微调。导演们怀着巨大的理解，将这些罅隙里的起伏统统摄录。既没有惊人的突转，也没有惊人的控诉，因此亦没有得雪的真相。
《同学麦娜丝》
鸡的自由
过得不称意的中年，该归咎于什么？每个人都握着安慰自己的“谎言”，但是生命谎言与别的不同，它是个动态系统，它在更新呢。导演对准人生最难以虚构和抽象的时段，编织这段五味杂陈的历程。亦有幻想，亦很写实，亦是乏味，亦自动心。影片摄制时，处于五十岁上下的他们也都很诚实地面对着他们的中年关隘，没有隐晦，和盘托出。这种和盘托出，甚至到了伤害可看性的地步。黄信尧和托马斯·温特伯格的新片均被认为逊色于前一部电影《大佛普拉斯》和《狩猎》。但也正是这种托出，显出他们对于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反思的诚意。人生能有什么真相呢？真相还不是一地鸡毛。但是真相重要吗？只怕重要的不是真，而是像卡图兰一样用艺术拓宽理解，打破对“不真”的消极划分，才能够使人激活生命，继续在泥泞里寻找自己的“生命谎言”。
创作者们对于真实的态度，不是《野鸭》里格瑞格斯的粗鲁轻率，也非刻意地调侃搞笑，直把中年尴尬兑现成“爆笑金句”。人生不如意？那就穿越吧，以眼前的中人之姿，打着时间的红利，回到过去一偿夙愿。但就算尽力还原旧时光，那也算不上是导演贴地的体贴，真诚也只到审美化的意淫这一步了，比如《父母爱情》——时代中的很多困境被时代差距本身轻松化解，想想《夏洛特烦恼》《你好，李焕英》，这是穿越剧的法宝也是障，是阿Q式的虚无，也恰恰最掂量导演分量。生命是那么艰难，但在我们此地近几年的影视剧中，似乎越搞越简单了，很难找到一块丰厚经验交织的“本土”。
惟令我感到不同的，是去年上映的杨荔钠导演的《春潮》，对经历严苛集体主义规训的母亲和自由主义中年女儿之间展开的角力进行精准呈现。穿越和玄幻，让我们摸不到自己的疤痕组织。人类有永远的犬儒精神，人类也有不死的虚构能力，那是我们永恒的“向前运动”的直觉。正是这个直觉给历史带来活力，令我们拥有“自由意志”的幻觉，拥有“明天”这个句法。不同于阿Q的谎言，生命谎言带给我们反命运的力量，而不是匍匐于赵家门下的力气。
那些好电影，一定不是格瑞格斯，亦非阿Q，那是帮助我们不停辨识，直到能够自己去寻找“谎言”的动态装置。它带着我们认领哪怕最难堪的中年里最不体面的自己，倾听里面幽微苟且的鼻息声。《同学麦娜丝》结尾，导演旁白道，“少年时我们总是相信自己身上有双翅膀，只要肯努力，一定可以展翅高飞。但过了四十岁，慢慢可以理解，本来我们就是一只鸡。”嗯，鸡也有鸡的自由，中年人，行动起来，说出属于我们自己的“生命谎言”，再在它的陪伴下，在依然自由的幻象中扑棱扑棱踹一脚。
文|王音洁
编辑|于静
本文刊载于北京青年报2021年3月5日B4版《青影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