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达峰&碳中和”的成本收益问题

文/李志青

与上述经济金融属性问题相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碳达峰&碳中和”的成本收益效应，作为一项重要的环境/经济政策，必然存在相应的成本收益效应，这里指的是该政策所产生的整体成本收益影响。

“碳达峰&碳中和”的成本收益分析与经济金融分析的区别在于，成本收益分析要对“碳达峰&碳中和”政策工具的相关成本和收益做直接和间接测算，然后再进行比较，得出某项政策工具是否可行的判断。由于成本收益分析是基于局部均衡基础上得出的，因此在政策工具可行的大前提下，有可能带来正的经济增长，但也有可能带来负的经济增长。比如低碳交通的政策，就其产生的成本与收益而言，可能是为正的，

这里面，成本侧的分析相对比较容易（只是“相对容易”而已），“碳达峰&碳中和”的成本就是所有与碳减排相关的直接或间接成本（包括碳减排投资“挤出效应”造成的成本），以及由此造成的其他产业部门（包括高碳产业部门及相关的投资等）的损失等。

收益侧不太容易测算，“碳达峰&碳中和”的收益是什么？从“碳达峰&碳中和”的本意而言，最大的收益自然是改变了生态环境，避免了“气候变暖”的灾难性后果，但由于气候变化的不可逆性，在没有前后对比的情况下，这个收益其实并没有“发生”。因此，只能计算“碳达峰&碳中和”增加了多少的生态环境“价值”。事实上，这一“价值”更多的是主观性价值，较难进行精准测算。这些因素都造成“碳达峰&碳中和”收益容易被低估（近期随着绿色金融的快速发展，各种经济金融工具和手段开始逐步引入生态环境价值评估和实现的过程中，这有助于提升“碳达峰&碳中和”生态环境收益的测算）。

除此之外，“碳达峰&碳中和”的收益还体现在经济上，一方面“碳达峰&碳中和”成功地减缓了气候变化，减少了人类在健康、卫生、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支出，有助于经济增长。另一方面“碳达峰&碳中和”还可以带动新的低碳产业发展，包括新能源等产业，以取代传统的高碳产业部门，进而部分地弥补了由于高碳产业部门退出带来的损失。

综合以上两方面的收益，再结合成本，可以得出“碳达峰&碳中和”的成本收益效应，即“净收益”结果。就目前的情况看，“碳达峰&碳中和”的总体“净收益”显然是正的，这符合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的大方向。但对于各个地方而言，“净收益为正”的结论却不一定都可以适用，因为成本和收益都存在空间和时间上的不均衡分布问题，有的地方和有的时间点上是“得益的”，而有的地方和有的时间点上却是“受损的”。对此，负责“碳达峰&碳中和”规划工作的各个地方政府部门务必要有清醒的认识。

“碳达峰&碳中和”成本收益分析的价值在于，各地区可以根据成本收益分析的结果来确定各自“率先”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时间点和路径，理论上，只有在成本收益分析结果为“正”的情况下，“碳达峰&碳中和”的实现时间和路径选择才是合理的，否则，提前实现或者强行实现，都可能会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

（李志青 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