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德明：冷摊得来

​冷摊得来

姜德明

寒斋的书橱前，从来不敢贴这样的告示：“自用书，不外借，请原谅。”但我理解在书橱前贴此类告示的主人的心情，非常羡慕这种直言的勇气。

　　我的很多藏书都得自冷摊，买时花不了几个钱，想不到日后竟成了“海内孤本”，身价倍增。比如狂飚社的高长虹，1926 年他在北京编过一种小型的杂志《弦上》，是极小的六十四开本，每期仅几页，很多研究鲁迅和中国现代文学的人都不曾过目，仅仅知其名而已。某年，我吃过午饭之后，照例去东安市场的旧书摊漫步，无意间得到了这个小刊物的合订本，只用了八角钱。后来唐弢、陈漱渝同志先后借用过。去年高长虹的家乡来人，要印行高的文集，他们又借去复印了几份。果然按时还来了。“文革”当中，我到天津出差，顺便到当时设在东门内文庙的旧书店去看书。那是个内部门市部，正殿、侧殿里都有旧书，书价也不贵。其中署名马天安的剧本《出狱之后》，是个薄薄的很不起眼的小册子，只用了四角钱。回到北京便放在旧书堆里了，多年不曾翻动过。直到前几年，我在编邓颖超同志的《纪念与回忆》时，才发现马天安就是马骏烈士的笔名，剧本正是在天津出版的。当年马骏与周恩来等人一起组织觉悟社，共同领导了五四时期天津的学生运动，后来还担任过地下的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待我就此写了一篇书话之后，远居西北的马骏烈士之子来信说，他第一次知道父亲写过剧本，要求借阅。此外，写过《马骏传》的作者也来信说，不知此事。当马骏烈士的孙子还回我的藏书时，他说已经复印了几份，还诡秘地使了个眼色：“您当年花几毛钱买的旧书，现在成了革命文物了。”我深为这位年轻人懂得旧书的价值而欣慰不已。

　　六十年代初，北京中国书店在国子监设有旧书门市部，进门需要购书证，实在是个好去处。阿英、唐弢是常客。那时唐弢正在西郊主持写《中国现代文学史》，只有周末才回城，我则天天上班，只有星期日上午才能去看书，所以我们常在这一天碰面。阿英同志几乎天天到，竟连星期日亦不漏，有这种痴劲儿的人，现在见不到了。我在这里买到一本在当时来说可买可不买的书，那是土纸印的六十四开本的《缪弘遗诗》（见图109）。书很薄，作者又名不见经传，结果花了四角还是买来了，主要为着前面有李广田的一篇短序。这是西南联大一位学生的诗集。前些年，碰到李先生的家属，知道他们正编李先生的文集，一问果然漏收此篇，便借给他们抄补进去。青年朋友刘君，志在编撰《中国现代新诗目录》，他的腿很勤，跑遍了各地的图书馆，有好几本书却只见其目，《缪弘遗诗》和闻一多作序的《三盘鼓》即是。我借给他这两本书复印，他高兴得跳起来。我受到他情绪的感染，俨然以为自己真的拥有了金矿，飘飘然了许久。

　　事情还没有讲完，友人王景山教授，为撰写西南联大文艺社团的回忆录，也来找我借《缪弘遗诗》。我把书寄给他，他回信说——缪弘和我在当时的西南联大同系、同级，又同是当时联大文艺社社员。捧读这本诗选，四十年前事，历历在目。这本诗选，当初我们都有的，但后来经过复员、解放，以及历次运动，大都没有了。现在竟从兄处看到，真可谓有缘矣。但更值得为兄一说的是，今天上午我已经把诗选拿给扉页署名“少伟”的那个人了。

　　真有这样的巧事，景山兄说，这位原书的藏主“少伟”也是西南联大同学、文艺社成员。他是夏衍同志的女婿，已故女作家赵慧琛的胞弟。赵女士在三十年代演过电影《马路天使》，“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景山兄等都各自复印了一份，并将原书还我，说来这已经是1986 年的事了。

　　我感谢这些找我借书的识者与不识者，他们都给我带来愉快的回忆，也不枉我多年来在冷摊前耗费的光阴。他们也没人强索我的藏书，因为连我也感到，他们保存那书也许比我更有理由。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这种尊重别人的感情是美好的。我还遇到过这样的借书人，以为我是图书馆，什么书都应该有。我说没有某本书，对方冷冷地一笑：“你再找找看么，何必说得这么肯定。”我想糟了，人家不相信我了。难道人世间还有比不被人家信任更难过的事吗？

姜德明《余时书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