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上中国俗文学——白若思的中国宝卷情结
白若思痴迷中国宝卷十余年，不仅出版了俄文、英文宝卷研究著作，还在《通报》（T’oung Pao）、《东方档案》（Archiv Oriental）、《大亚细亚》（Asia Major）等国际汉学刊物上，发表数十篇宝卷研究成果，引发中外学界关注。
偶遇中国“活态”宝卷
白若思与中国宝卷结缘有很大的偶然性，主要是受其导师孟列夫的影响。白若思最初关注的是唐宋文学，尤其是敦煌发现的俗文学资料。然而，孟列夫提醒他敦煌文献十分有限，建议他研究中国宝卷。孟列夫早年曾赴甘肃参加有关敦煌学的学术会议，那时便已注意到河西地区仍存在“活态”的宝卷，并带回了一些当地学者整理、出版的宝卷合集。考虑到当时俄罗斯很少有学者专门研究中国宝卷，白若思欣然接受了老师的建议，他的副博士论文即是以《目莲三世宝卷》为个案，考察宝卷在中国文化、社会中的功能。
留学美国后，白若思继续以宝卷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他师从海外“变文”研究名家梅维恒，继续从事《目莲三世宝卷》的研究。梅维恒早年也曾在甘肃酒泉地区做过旅行研究，在其1988年出版的《绘画与表演：中国的看图讲故事和它的印度起源》（Painting and Performance: Chinese Picture Recitation and its Indian Genesis）一书中，就详细论述过宝卷的讲唱特点。梅维恒有关“变文”对包括宝卷在内的中国后世俗文学影响的研究，给了白若思很大启发，使他认识到宝卷研究也需要关注宝卷故事特别是在评弹、戏曲、小说等其他俗文学体裁中的流变。白若思的博士论文即秉承这一研究思路。在这篇名为《14—19世纪宝卷文本中“目连故事”的演变——兼论该故事的演化过程》（The Development of the Mulian Story in Baojuan Texts （14th-19th centuries） in Connection with the Evolution of the Genre）的论文中，白若思不仅比较了《目连救母出离地狱生天宝卷》《目莲三世宝卷》《地藏宝卷》中的“目连故事”，还将民间“目连戏”、敦煌《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引入研究框架，借此全面考察该故事在俗文学中的演化过程。梅维恒极为推崇自己学生的研究，赞扬白若思“将宝卷研究带到了令人兴奋的高水平和精准度”。
梳理中国宝卷海外研究史
中国宝卷海外研究的历史脉络一直备受学界关注。1999年，加拿大汉学家欧大年（Daniel L. Overmyer）即在《宝卷：十六至十七世纪中国宗教经卷导论》（Precious Volumes: 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Sectarian Scriptures from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一书中提及了英国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以及荷兰汉学家高延（J . J . M. de Groot，1854—1921）的教派宝卷研究。2012年，荷兰汉学家伊维德（Wilt L. Idema）也在《宝卷研究的英文文献综述》（English-language Studies of Precious Scrolls: A Bibliographical Survey）一文中，系统总结了20世纪英语世界的宝卷研究。在欧大年、伊维德的研究基础上，白若思重点关注了欧洲大陆以及亚洲学者的宝卷研究成果。他考证了法国传教士禄是遒（Henri S.J. Dore，1859—1931）对早期吴语区宝卷研究的贡献。在他看来，尽管禄是遒在《中国迷信研究》（Recherches sur les Superstitions en Chine）一书中并未直接提及“宝卷”“宣卷”“讲经”这些词语，但有关“张仙信仰”“妙善传说”“做会”等许多江南习俗、民间信仰、宗教仪式的讨论都与宝卷讲唱直接相关，应该受到宝卷研究者的重视。
白若思还梳理了俄罗斯、日本的宝卷研究。据他考察，司徒洛娃（Elvira S. Stulova，1934—1993）是俄罗斯早期从事中国宝卷研究最重要的学者。她早年赴江苏靖江实地考察当地“讲经”仪式的经历，回国后对俄罗斯东方文献研究所藏的明末清初宝卷珍本的研究和译注，给后世学者的启发是很大的。日本学者中，白若思最为推崇泽田瑞穗的宝卷研究。在他看来，泽田瑞穗1963年出版的《宝卷的研究》，是世界上第一部系统的、综合性的宝卷研究著作，对搜集的139种宝卷文本做了相当细致的解读和分析，极大地推动了海外中国宝卷研究的进程。
徜徉于中国宝卷的田野与文本之间
在白若思眼中，宝卷不仅是一种文献，还具有很强的表演属性，只有现场调查其演唱和社会功能，才能使研究更“接地气”。因此，从2008年开始，白若思多次深入上海、江苏的宣卷现场，以田野调查的方法研究宝卷。在此过程中，他拍摄了大量有关宝卷讲唱的一手影像资料，搜集了许多流行于吴语区的“宣卷”底本。经过反复研究，白若思发现在今天的上海宝卷宣讲已近乎失传，而在江苏靖江、常熟、张家港、无锡、吴江等地仍旧兴盛。究其原因是这些地方有适宜宝卷宣讲的民间集会和庙会，甚至在私人家里举办的禳灾法会和丧事上也会宣卷。
除了田野调查，白若思也很重视宝卷文本的比较研究。他携手孟列夫、李福清向学界引介了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藏明代《目犍连尊者救母出离地狱生天宝卷》以及越南汉喃研究院藏1772年版《香山宝卷》。在2013年发表的《一部保存于俄罗斯的早期目连宝卷手稿及其历史地位》（A Rare Early Manuscript of the Mulian Story in the Baojuan （Precious Scroll） Genre Preserved in Russia and its Place in the History of the Genre）一文中，他着重比较了俄藏本《目犍连尊者救母出离地狱生天宝卷》与其他版目连宝卷的联系和区别。白若思发现，尽管俄藏本与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北元宣光三年（1373）残本《目连救母出离地狱生天宝卷》内容一致。但相较于“国图版”，这一版本的面貌更为完整，且是彩图本，研究价值更高。在同年发表的《已知最早的〈香山宝卷〉版本——兼谈宝卷与佛教布道之关系》（The Earliest Known Edition of the Precious Scroll of the Incense Mountain and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Precious Scrolls and Buddhist Preaching）一文中，白若思同样在比较后发现，“越南版”《香山宝卷》是目前所能看到的最早版本，与日本学者吉冈义丰收藏的1773年“乾隆版”及通行本《观音菩萨本行经简集》明显不同，是研究该宝卷流变过程不可或缺的珍贵材料。
推动中国宝卷域外传播
研究之余，白若思积极通过翻译推动宝卷的域外传播。早在俄罗斯求学时期，白若思就曾用俄文完整翻译过《目莲三世宝卷》，列入其副博士论文附录。在撰写博士论文时，他又以英文选译了《目连救母出离地狱生天宝卷》《目莲三世宝卷》的部分韵文。在白若思看来，“precious volumes”和“precious scrolls”两个术语，均无法诠释中国宝卷的全部文化信息。宝卷术语的翻译应像德国“民众书”（Volksbuch）那样，采取记音的方式，同时辅以详尽注释来说明这种民间说唱形式的主要特征。在翻译过程中，宝卷韵散结合的文体特征给白若思造成了不小的困扰。他注意到，当今英语国家很多流行诗歌都不押韵，于是果断放弃“以韵译韵”的想法，转而采取更加灵活的“自由体”诗歌形式进行翻译，以期最大限度地保证译文内容的完整迻译。
除翻译外，白若思还以书评的形式助推宝卷英译本的传播。2008—2015年，伊维德陆续推出了《香山宝卷》《目莲三世宝卷》《平天仙姑宝卷》等多部宝卷英译本，其中开列出丰富的注释给白若思留下了深刻印象。白若思在《美国宗教科学院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亚洲民族学》（Asian Ethnology）、《中国历史学前沿》（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等期刊上撰写多篇专业书评，不遗余力地向欧美国家中国文学、历史、文化专业的学生推荐伊维德的译作。在他看来，伊维德的宝卷翻译非常重要，不仅可以让西方不懂中文的读者阅读宝卷，更能使这一民族文学跻身世界文学之列。在白若思以及其他书评人的共同努力下，这些译本最终进入哈佛大学、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得分校等英语世界的大学课堂，成为中国俗文学、说唱文学课程中重要的阅读材料。
2013年以后，随着国内宝卷研究热潮的来临，白若思的许多研究成果被译成了中文。他与国内学者和研究机构的合作也日益密切，参与了由陕西师范大学李永平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海外藏中国宝卷整理与研究”、北京大学陈泳超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太湖流域民间信仰类文艺资源的调查与跨学科研究”以及常熟理工学院有关宣卷文艺特点的教育部项目。通过这些项目，他与中国宝卷研究者定期见面交流，受益颇丰。在谈及宝卷及俗文学海外传播的前景时，白若思信心满满：“宝卷研究本来就有国际化的趋势。只要中国继续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出版更多的俗文学及口头文学整理本、影印本，继续加大俗文学的外译和研究，未来一定会有更多海外学者迷上中国宝卷，恋上中国俗文学。”
（本文系甘肃省高等学校科研项目“翻译社会学视角下甘肃宝卷英译与传播研究”（2018A-10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陇东学院外国语学院）